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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东侧，佐野的快速支队突然杀出，顿时使撤退的中国军乱了方寸。但佐野大佐看着漫山遍野的中国溃军，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各中、小队枪炮，截击守军的忙着截击，还有的莫名其妙地原地傻等着。佐野支队自己也是阵脚大乱。
花了大半天时间，佐野大佐才把部队重新稳定下来。排好兵阵，他拉上部队又向西追击，想多截留些中国溃军。但留下看守近千名俘虏的，只有一个班八九个人。结果中国被俘官兵在1名中校的带领下，一阵哄乱，打死2个看守的日军士兵，向北面山林逃去。
佐野到头来落得个一场空。
与佐野大佐比较起来，东久迩宫稔彦王放走的就不再是鱼虾之流，而是曾使他吃尽苦头因而一心想吃掉的一条大鱼——宋希濂的中央军精锐第71军。关于71军2万人马摆脱险境的前后经过，还是听听宋希濂将军本人的说法：
“大别山北麓之敌，此时已越过潢川西进，又继续占领了罗山。9月下旬与我胡宗南军在信阳以东发生激战，经胡宗南部痛击，致使敌人死亡约5000余人，敌军被迫退至罗山等待增援。敌援军一至，立即再度猛攻，胡部伤亡惨重，于10月12日晚，未经第5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应为李宗仁）的批准自动放弃信阳，撤往南阳附近。日军遂于10月12日攻占了信阳。然后，即以有力的一部从信阳西边的平靖关，越过桐柏山脉，占领应山，全线震动。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南下安陆、云梦、孝感、汉川，则所有在东北地区作战的部队，均将陷于日军包围圈内。
“当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安陆与花园之间的陈家庄，得此消息后，立即命令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以电话告知我部，即从小界岭一线撤退，经花园、云梦、京山向钟祥以西地区转移。几乎所有部队都向西去了。最后仅剩下我部两万多人（我所指挥的36、88两个师留下还能作战的队伍，作战伤亡过重，已于旬日前奉军委会命令，归我直接指挥，其余由师长陈瑞河、钟彬率领开赴襄樊一带接领新兵整训）。我立即命令左翼的61师（师长钟松）向钟祥转进。亲率87师及直属部队，以4路纵队，沿黄安至花园的公路西行。是日，天气晴朗，大约下午3时到4时这一时间内，有日军飞机3批（每批24架），先后从我军上空飞过。目标这样大，日机既不投弹轰炸，也不低飞扫射，径直向西南方向飞去。我当时感到很奇异，但随即听到孝感西南地区的爆炸声，才断定日机的目的，是在破坏孝感至长江埠一带的桥梁和船只，企图阻止和延滞我军的撤退。将近黄昏时（下午6时左右），我所率部队均已到达花园附近。当时得知的情况如下：（一）钟松率第61师已于上午通过华园向孝感方面去了；（二）听到西面大约三四十华里的地方有浓密的枪声，判断安陆可能已被日军占据；（三）友军的第44军萧之梦部，约有两个团和1个山炮连及没有眼上队伍的其他友军部队，约有四五千人，均才到花园附近，因情况不明，处于彷徨中；（四）沿长江北岸西进之敌，正向武汉附近地区进攻中；（五）据我军后尾部队报告，尚未发现敌军的追击部队；（六）北面的麻水、应城一带，尚无敌踪。我立即召集所有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花园车站来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形势，是处在敌人的大包围圈中，再向西行进，可能钻入敌军口袋，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观望坐延，敌军将包围圈缩小，亦有被歼的危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暂将部队分散隐藏三里城、宣化店、七里坪一带及花园的东北地区，俟机突围。所有到会者全都同意。只有些人表示部队走得很疲倦，希望吃点东西再走。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时间稍纵即逝，必须立即行动。”随即就各部队行进的路线，隐藏的大概地区，以及今后的联络方法，予以明确指示。我亲率军直属部队及友军部队，立即循原路东行。约一小时后，折而北向，进入丛林地带。由第87师沈发藻师长率该师全部，由花园经二郎店向三里城行进。
“经一夜的行军，到第二天上午，大都到达了三里城、宣化店一带地区。出入意外的是，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一点战争气氛。街上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尤以三里城颇为繁华。特别令我感到高兴的，即三里城竟囤有军粮2千多包（每包200斤）。当嘱军需人员通知各部队来领。除吃用外，尽量带足粮。军部到达三里城附近一个村庄住下后，我即命通讯营迅速架通各团级以上部队电话，并采取下列各项措施：（一）所有无线电台，应暂时停止与外部联系，防止被敌军侦察，发现我军位置；（二）严密监视和警戒通往黄安、花园、应山方面的敌军动态；（三）派出一些便衣人员前往潢川、罗山、信阳等地，侦察这方面的敌军情况。在这一带约住了三四天，我命令各部队，利用夜间逐步北移，接近信阳至潢川间公路的南面二三十华里处住下。根据详细侦察结果，信阳至潢川间，只信阳、潢川两地有日军据守，白天常有装甲车在信潢公路上巡逻，晚间颇为寂静。于是我就决定，于某日晚10时至12时，所有部队（约2万人）要全部通过这条公路，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一切均按照预定的部署实现了。接着渡过淮河（这时淮河要以徒涉），第二天到达息县，即分两路向驻马店、确山两处前进。我率军部队及直属部队到达驻马店后，立即由电台向军委会报告情况，迅即得到蒋委员长、何参谋总长分别来电嘉奖，内有‘极为喜慰’之词。并命部队即向南阳地区集结整训。随我一道出来的友军部队，各自归还建制，其军师长均各来电表示感谢。”
比起宋希濂，第5战区司令长官，被日军和西方军事家评价为“狡猾的南方将领”的李宗仁上将的经历甚至更惊险、更幸运。
10月中旬的一天，李宗仁率长官部自夏店撤至平汉线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到达陈村后，长官部与刘汝明将军的68军突然失掉联系。
入夜，李宗仁绕室彷徨，心绪烦乱。他既为68军担忧焦虑，更惦念武胜关、平靖关的安危。两关若失，就不是68军能否撤出战场的事了，也许将有数个军、数十个师被日军截住。焦虑烦躁使他辗转反侧，终不能眠。他披衣而起，来到户外。夜幕下的陈村静极了，只有偶尔传出的犬吠在夜空里久久回荡。此刻陈村尚未沦陷，应该是安全的。
但空旷的静谧和黑夜的大幕，像裹着的死神向地压来，他心里有些不安起来。李宗仁是个很相信第六感觉的人，越静他越是觉得不安，觉得不妙。当下，披衣向屋内走去，叫醒随从，通知长官部迅速整装，向西转移，
刚刚入梦的参谋长徐祖贻将军突然被叫醒，深感突兀。当下步入长官室问道：“长官一向都很镇静，今晚何以忽然心神不安了？”
李宗仁匆匆束装，答道：“走吧，祖贻。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从速离开。”
参谋长见状不便再问，便也回去整装。半小时后，第5战区长官部一行百多人踏入了西退的漫漫黑夜。
2小时后，日军快速部队千余骑兵冲入陈村。
李宗仁命不该绝，心血来潮救了他一命。如果李宗仁陈村遇难，长官部被歼，那武汉会战的成果对比就将大不一样。李宗仁身为中国高级将领，他的生死安危自然也不再是他个人的事。
中国抗战，还从未有过兵团以上级别将领遇难，这曾是蒋介石和中国军以弱击强，向世界吹嘘的资本。
没有高级将领遇难，自然就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被消灭。李宗仁托上帝之福，大难不死，也替蒋介石保全了面子。
最后的陷落
10月21日夜，广州城陷入敌手的消息传到武汉，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疲惫的脸上并没显出多少震惊。但闻讯生情，联想到一片火海的广州和哭喊奔逃的军民，他那张削瘦的脸上还是流露出缕缕伤感和痛苦。
1年来，他丢的地方太多了，以致他最初丢土失地时的伤感、痛苦，如今已变成了麻木，似乎一切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但广州的失陷，还是使他受到了震动。他不会忘记国民革命起于广州，他的发迹直至日后统治江山，都与这座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密不可分。可如今，一切都从他手中一个接一个地滑落出去，落在了东瀛蕃邦的手里。这深深地刺痛了他那颗民族气度未泯、泱泱大国尤盛的心。
烦恼，痛苦，折磨得他辗转反侧，竟夜未眠。
但武汉外围节节失利的阴影容不得他再为广州的陷落感伤烦恼。上午，他一到军委会，就召集尚在汉口的军界要人，探讨武汉的命运。这问题此刻已是刻不容缓，日军震耳的战炮和咔咔作响的军靴声正一步步逼向武汉三镇，逼向他尚能立足的这最后一座华中重镇。
此刻长江以北，日军第3、第10师团和日前由华北方面增援而来的一个骑兵旅团已攻占应山，正马不停蹄地扑向武汉西北面的安陆；武汉东北，第13师团已拿下宋埠，他们身后的麻城，是兵强马壮的第16师团。而蒋介石一直密切注视着的稻叶第6加强师团已抵近黄陂，直窥武汉三镇。
江南战局也好不了多少，打不完的波田支队，依仗江中日舰，直逼武昌城，看来是非圆首进武汉城的梦想，而第9师团、第27师团，则直插贺胜桥，咸宁地区，粤汉线被截断，已是早晚的事。
日军像一团越聚越浓的乌云，从东、南、北三面向武汉猛压过来。武汉近郊，随着外围天险和沿江要隘的纷纷陷落，已是四面楚歌。
武汉已成兵家死地。
蒋介石汲取了上海、南京血的教训，早在9、10月，就已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百万民众。10月中旬，武汉几乎已成空城。
正因为此，今天到会的高级将领很少。除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前线返回不久的白崇禧、陈诚外，再就是武汉警备司令郭忏等几名中将、少将。会场也像战场，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壮观。
战况到此，放弃武汉已是明摆的事。但蒋介石对城市的眷恋，或者说对自己权威、脸面的眷恋，又往往使他很少能痛痛快快地放弃一座城市。上海如此，南京如此，徐州也是如此。但到头来，不但城池不保，还要殃及军民。血的教训已使众将领寒透了心。
坐在蒋介石身旁的武汉卫戍司令陈诚比起别人尤其担心。如今武汉外围各部队已经失控，只要能跳出日军的合围圈就算万幸。
如果蒋介石再来个死守，手中仅有的几个军非丢得个干干净净不可。他几次张张嘴想开口。可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蒋介石似乎看出众将的心思。他口一张，说道：“诸位，武汉我准备放弃了。”
蒋介石一语惊人，却惊得众将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从众将变得轻松的脸上，他也分明看出了一切。
“诸位，武汉会战，已近5月。寇军受到空前未有之消耗，我军战略企图已达。而且，日军偷袭广州，华南数地失守，粤汉线已被切断。因此，武汉之战略地位已失。如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