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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这种希望很快就化成了泡影。2月21日，日军开始大军进入热河，可张学良派往南京请领抗日“饷械”的特使荆有言空手回到北平。蒋答应的6个师中央军更是连影也没见到。直到3月6日，承德失守后，关麟征的第25师才抵密云。7日，黄杰的第2师抵通县，而第83师按计划还要晚半个月才能到，蒋本来答应的最低限度6个师还被打了对折。而张学良就是连这3个师连用还没用上一用他本人就被蒋介石挤掉了。
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抵武汉，随即转火车北上石家庄，财政部长宋子文随同前往。早已被蒋派往华北准备取代张学良的何应钦、黄绍、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等赶赴车站迎候。此前张学良曾来电拟到石家庄接蒋，但蒋实在不愿张学良这时出现，他要在张学良出现之前布置好一切，以便到时直接摊牌，遂回电曰：“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暂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
专车一到，何应钦、黄绍、阎锡山、徐永昌等人便上了蒋的专列。一阵寒喧、慰问之后，蒋便静静地听着何应钦、黄绍、阎锡山、徐永昌对这一阶段热河战事的情况报告。末了，蒋便把话题归到了此行的目的上。
“敬之（何应钦字），季宽，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热河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现在汉卿已向中央提出辞职，以目前的情势看，日本人是不会止步的，对日本人还是要顶一顶的。中央现在抽不出兵力，华北防务还得靠现在这些部队，你们对汉卿的辞职有什么看法？谈一谈，谈一谈啊。”
黄绍与何应钦对视了一下，一切含义尽在不言中。不论何应钦还是黄绍，对蒋介石这时在想些什么，心里清清楚楚，黄绍不由的想起半月前蒋介石见他的情形。
2月下旬的一天，内政部长黄绍被蒋介石召去。蒋一开口，就令黄绍大吃一惊，原来蒋要黄绍赴北平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这使黄绍一时如坠入五里云中，弄不清又在哪儿得罪了蒋，以致于要让他这个堂堂的内政部长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沉默半晌，黄绍禁不住对蒋开口道：“我与汉卿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另行考虑吧。”
蒋介石立刻明白了黄绍的意思，开口道：“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还有敬之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仅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
黄绍心里又是一惊。蒋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以何应钦取张学良而代之。从蒋介石的为人来看，张汉卿下台是免不了的了。想到与何应钦关系尚可，尤其蒋介石答应他还兼内政部长，黄绍有些放宽了心，便答应了下来。
今天，见蒋介石征询对张学良下台的看法，黄绍与何应钦自然知其底牌。见何应钦对他使了个眼色，黄绍便极有把握地对蒋说道：“委座，汉卿辞职一事我们已有所闻。以目前形势看，如果汉卿继续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譬如山西阎锡山部、西北宋哲元部，以及商震、孙殿英军等部都会不服。由于今日中央军是不能多调来的，以后我们不就得指望这些部队继续抗战？！退一步说，现在汉卿虽有意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军拼到底，但以他的精神体力看，他都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再败，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对于目前东北军，刚从战场败回，元气未复。这时就是准许汉卿辞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黄绍顺着蒋介石的竿往上爬，说得蒋介石频频点头，立刻吩咐道，“给汉卿发电，请他南下保定。” 再说张学良，接到蒋介石要他静候的电报后，又听说蒋到保定曾先召见了阎锡山等人，便感到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仅隔一日，蒋的电报又至，约他前往保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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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夜12时，张学良轻车简从，仅率其私人顾问端纳，东北政界要员王卓然、汤国栋几人，在西便门登上了南下保定的专列。这时，他开始认真思索身边的一些事了。近日来，焦躁、愤怒的他满脑子都是日本人和那支不中用的部队，以至他一直没能好好想想他的今后。今天。他像是突然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有了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车上，张学良毫无睡意，对王卓然说道：“此行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问题。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一二千挺轻重机枪和二三百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峋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人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你看我想得是不是？”
不待对方回答，他又急急地说道：“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发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在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得对不对？”
这时张学良看来对他的处境已有所察，所以出语惊人，弄得王卓然一时竟无话可说。然而越怕鬼越见鬼，张学良不幸而言中。
9日凌晨5时，车到保定。站内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车的影子。张学良急步走进站长室，要了石家庄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见张学良亲自打来电话，忙不迭地安慰了几句，接着说道：“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说。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张学良扔下电话，呆立无言。半晌，才转身面色阴沉地回到车上。众人围了上来，端纳忙问：“T？V（宋子文英文简称）怎么说？他们怎么还不来？”
张学良愤愤地说道：“我的预料果然不差，T？V先来传达蒋先生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人宣战了。老王（王卓然），你好好译给端纳听。”
众人一时议论纷纷，无一而衷。最后只好劝张学良先上床休息，等宋子文来了再说。
上午10时，宋子文专列进了保定站。张学良心情焦虑地上了宋子文的专列。
车外，端纳、王卓然等人心情不安地等候着，二三十分钟后，张学良神情颓丧地下了车，众人急忙围上去。张学良叹了口气，有气无力地说道：“回车上再说吧。”
远处，宋子文匆匆奔赴站长室，操起了电话，向石家庄的蒋介石通报了会谈结果。
下午4时，随着嘹亮的接官号，蒋介石的专列缓缓地驰进保定。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列车刚刚停稳，张学良和宋子文便上了蒋的专车。由于先前已有来子文通报，所以蒋介石满面孔透着喜色，不待张学良开口，便像是怕张反悔似地说道：“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个人，以息国人之愤，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的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蒋的好言相慰，使张学良颇受感动，唯唯说道：“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可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蒋介石显然是在想着什么事，尽管嘴上说着“是的，是的”，但目光游离、涣散。见此景，张学良明白他不愿再多谈，遂告辞而出，回到了自己的专列。没几分钟，蒋又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了张学良的专车，像是回拜。但好言抚慰过后，张学良明白了蒋的意思。原来蒋对他还不放心，劝他次日即飞上海，以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要他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由宋子文妥为安排。张学良心里不住叹道：“唉，你蒋先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相信我呢？！”
10分钟后，张学良立于站台上，和蒋介石样手告别。蒋连连说道：“汉卿，再见吧，再见吧。”
列车缓缓驰去，很快就消失在大地的尽头。张学良怅然若失，百感交集地站着……
当晚，张学良就在自己的专列上与宋子文就东北军善后问题磋商了数小时。由于张学良牺牲了自己，蒋介石倒也痛快，全权让宋子文办理。最后商定，将东北军编为4个军，分由于学忠、万福鳞、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并仍由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并答应提供东北军每月200万薪饷，这多少使张学良那颗痛苦的心得到些平复。
送走宋子文，张学良想到8年来的国难家仇不能伸张，如今又要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代蒋受过，而且这一恶名不知要背到哪一天，不觉悲苦从中来，伏在枕上号陶大哭。
这一哭惊动了他的文武众人，端纳、王卓然等人急忙涌进来好言劝慰。
端纳慌忙用英语说道：“Youngmarshal，beaman，braveandstrong。（少帅，作为一个大丈夫，要勇敢而坚强。）”
王卓然进一步劝道：“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
正在众人紧张地劝慰他时，张学良忽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更使众人目瞪口呆。
“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张学良止住泪，平静地说道。
其实，他是在掩饰他的窘迫。
3年后他在西安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时说道；
“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当时我很兴奋。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假戏而已。”
“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列车上，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陶大哭……”
这虽是后话，但略一细想作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实力派，张学良丢了兵权，岂有不痛苦之理。
当夜，车到北平，张学良在王卓然的陪同下回顺承王府官邸。
下车时，张学良仍是郁闷难解，言犹未尽，手扶车门对王卓然道：“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不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王卓然一时也心情黯淡，无言以对。张学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