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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在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提交的报告中称：“鉴于华北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7月8日晚8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对华北事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一支地区性部队对自己管区之外的事情发表声明，不但在关东军中绝无先例，就是在日军中也少有，更何况这份声明的观点如此鲜明：
“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谦吉大将在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他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及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直飞东京，请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促使杉山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当机立断，早下决心，以武力迫使中国政府低头。
关东军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起中央军部和华北来。
日本朝鲜驻屯军虽没有关东军那么狂，但支持对中国武力解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朝鲜军参谋长秉司令官小矶大将的意思，向东京报告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中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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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谷中央军部，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中国课长永津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中国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日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实干的结晶。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急。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深深感到在中国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下述见解。他说：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北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华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1937年前蒋介石对日本人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醒来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无法自拔。1936年至“七？七”事变爆发，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日益专横的军部岂能听他支配？主张对中国行使武力的少壮军官们仍在东京上下活动着。石原的劝说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在日军中树敌不少。
日本军界上上下下无视石原的劝告，显示了他们的浅薄和狂傲，日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41年当日军统帅部决定对美军动手时，石原再次站出来竭力反对，但他仍未能阻止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日本整个民族几乎成了狂躁的日本军人的牺牲品。石原也因与军方持有异议并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于1941年3月底被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赶出军队，编入预备役。战争时期一名军人被编入预备役，在日本被视为莫大的耻辱。
1941年，石原莞尔在军中悲剧性的结局似乎冥冥中预示着4年后日本民族的结局。但这些都是后话。石原莞尔对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心存疑虑，组阁仅1个月的近卫首相也有难言之隐，他感到自己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挣扎。
近卫在日本政界算是文雅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难免日本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多愁善感和胆小怕事。他非常善于接受他人的见解，不论来访者与其关系如何，只要意见正确无不表示赞成。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是明显的缺陷，但是却给予一般人以好感。因此，他是在不希望战争扩大的日本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上台的。不但如此，就连日本军方对这任新首相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
近卫本人并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怀着或许自己可以驾驭陆军的幻想才出任首相的。但最终他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主任池田纯久奉调回东京，某日他访问了近卫。
近卫初见池田便显出十分不高兴的样子，严肃地说：
“池田，到底还是打起来啦！你可知道卢沟桥事变是一些少壮军人搞的阴谋？”
近卫从“九？一八”事变和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问题推断，认为这次事变也一定是军方搞的阴谋。
“公爵，战争的发动者并不是军人，而是首相阁下自己。”池田深感不快地反驳说。
“你说什么？”近卫迷惑不解地望着池田反问道。
“不错，公爵，是您的责任。”
池田说着拿出一张7月13日出版的报纸递给近卫，其中关于当地日军与中国方面达成现地解决的方案，只在版面的一个角上作了简单的报道，从1版到3版几乎全是煽动国民支持战争的政府活动。
“公爵，政府高谈不扩大战争，然而报纸上都是谈的战争问题，怎么能不使战争扩大呢？”
池田的话一针见血地刺到了近卫的痛处，近卫只是默默不语，不难想象，聪明的近卫一定是为自己当初的轻率感到内疚。
但是，球既然已经踢出，他便没有了收回的余地。他不但没能阻止住日本军人，自己却在战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7月8日，军部在华北问题上显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意见。
傍晚6时42分，参谋总长闲院宫向华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临命第400号指示：为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与参谋本部作法相反的是陆军省内，陆相杉山大将却于午夜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将7月10日即将退伍的步兵部队二年兵延期退伍。
杉山此举，意味着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将留在陆军中，而且日后多数被派到中国战场上。他使陆军实力有所增强，却使这数万原本应该返回家园的日本青年中的大多数倒在了中国战场上。一将名成万骨枯！杉山使这句古老的哀叹再次变成了现实。
7月9日下午，日本内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上，讨论的核心是事件发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
“主战派”的急先锋陆相杉山元大将发言道：“从目前中国之29军的优势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军部认为可考虑由国内派出3个师团左右的兵力。”
内阁要员们虽对杉山元起初的话表示认可，认为中国方面挑起事端应负全责。但听到由国内派兵的要求时，却几乎都认为陆相太性急了一些。原来当天清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与29军副军长秦德纯达成停战协议的消息已传至东京。在宣布停战之际匆忙派兵，对外将留下什么印象？
临时阁议上，陆相请求由日本国内增兵的提案被暂时搁置，内阁决定暂时静观。
但临时阁议结束仅卫小时后，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又紧急召开了五相会议。会上确定了日本政府对此次事件的解决方针：中国军队撤退，处罚负责者，中国方面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五相会议把日本权益高高地凌驾于中国之上，本身就显示出日本方面的蛮横态度。日后以此方针作为问题的解决基调，自然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无法接受，事态只能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就在陆相派兵提案被暂时搁置的同时，陆军省内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倾向。军事课长田中大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所谓“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何梅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里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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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的意思是把冀察政权和29军赶出平津一带，仿照冀东伪政权一样，再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他的观点当即得到作战课长武藤章等的赞同。
随着军部内部争吵的不断进行，“主战派”风头愈显强硬，主张抬高价码的人也越来越多。7月9日晚，参谋次长向天津的桥本群参谋长发电，擅自抬高了谈判价码。
7月10日，“主战派”、参谋本部第3课及第2部在为内阁准备情报时，对形势作了言过其实的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战争准备。我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
“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虽不愿事态向其他方面扩大，但鉴于中国全面抗日局势，有导致其他方面日华关系尖锐之虞，故必须考虑保护在华日侨问题。
“此外，判断恐将引起欧美、苏联之参战。”
根据以上局势判断，第3课就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兵力一事，作了如下考虑：
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在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使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
眼下“不扩大”方针越来越走样，“慎重派”核心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少将日益不安。为此，他多次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但到10日上午后，军部已内定了派兵计划，石原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若干年后，当时曾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后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