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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骑兵连发挥得也极出色，在连长阵亡的情况下，连副自动担起指挥之责，杀敌数十。马占山亲赴前线，拍着连副的肩叫道：“好小子，有种。从今天起，骑兵连归你了。”
5日，首战受挫的日军改变部署，驱使张海鹏的伪军为前队，日军在后督饬猛攻江桥。貌不出众的马占山虽没上过一天学堂，更没进过什么军事学堂，但战场的血与火铸成了他的指挥天才。在命吴松林旅和徐宝珍卫队团坚决扼守桥头和江岸阵地的同时，他密令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由洮昂溪南下增援。正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第一旅前锋部队适时赶到，守军全体官兵顿时士气大振，两军前后夹击，越战越勇，日军全局陷入被动，终于在午后2时，全线溃败。
仅11月5日这一天战斗，日军便拉回伤兵、死尸数十卡车，滨本联队付出了空前的伤亡代价，战后日方公布：此役日军战死167人，伤600多人；张海鹏伪军死伤700多人。
5日的战况不仅震惊了关东军，也震惊了日本国内。日本广播风向急转，一天前还说黑省军事装备陈旧，不堪一击，可一天后，又诡称马占山拥有新式武器等等，关于马占山的报道也突然间骤增。
日军前线指挥官恼怒异常，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也大为震惊。为压住马占山的咄咄势头，星夜从四洮路急调援军，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
6日晨，当朝阳撕破东方灰色的云幕，随着8架日机的到来，硝烟尚未散尽的江桥阵地，重又被弹雨火海覆盖住。这一日投入攻击的日军，计有滨本步兵联队、高波骑兵联队近4000人，加上张海鹏的3000伪军，日方投入攻击的兵力达到7000余人。
50多门重炮、野炮的狂轰滥炸，8架日机反反复复的俯冲攻击，使江桥阵地一片火海。卫队团在敌猛烈的火力突击和反复进攻面前，伤亡剧增。江桥主阵地形势危急。
关键时刻，马占山亲临卫队团所处第一线，顶着硝烟泰然自若地指挥作战。激战至上午10时，他见敌我反复争夺，僵持不下，便心生一计，急令骑兵为先锋，迂回包围江桥南侧日军。
快速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侧后，迅猛地横冲直杀，一时令日军队形大乱。日军顶不住马占山的前后夹击，竟把长官抛在后面，各自溃散。骑兵纵马追杀逃敌，那个淋漓痛快。一颗颗人头滚落地上、一股股热血四处飞溅。马占山的这次固守反击，致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联队亦伤亡殆尽。之后，马占山再接再励，赶赴江桥北部河套一带指挥，命张殿九旅增援守军实施反击，又将张伪军击溃。
一天的血战，马占山指挥灵活，日伪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哀叹是自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
江桥之后，马占山又在三间房阵地顽强苦战一周，打退了日军多门师团7个联队的无数次进攻，直到所部被打得不足2千人，方才退出江桥阵地，转进省城齐齐哈尔。
马占山顶住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力，苦战江桥，打响了正规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这一枪之清脆响亮，回声之大，连马占山也大感意外，始料不及。
自11月5日江桥一战成名，全国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尤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各种慰劳品，甚至赶着猪、牵着羊或怀揣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北乎抗日救国会专门发来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饰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上海《生活周刊》在发给马占山的专电中称：“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当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更令人称奇的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马占山抗日情形所感动，特制了“马占山”牌香烟，竟然一时畅销全国。老板当即派人向黑省运去几车烟，慰劳马占山的抗日勇士。
世界各国的报刊舆论，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
马占山身为旧军人，不缺钱也不缺势，但他在以往的内战场上，唯独得不到国人的赞誉和支持。今日江桥一战，却令他声名远播国内外，这是他作梦也难以想到的。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江桥一战，使其一生都罩上了抗战英雄的光环。1938年8、9月间，当他借道陕北前往重庆时，在陕北受到了毛泽东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毛泽东高度赞扬马占山积极抗日外，尤其对其江桥抗战赞不绝口。
江桥，是马占山的成名之地。江桥，也是中国军队回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第一块阵地。蒋介石想不到、亿万国人想不通，中国军队的正式抵抗始于远离内陆的黑省边陲，而第一个打响抗日枪声的竟是貌不惊人、“胡子”出身的地方将领马占山。
马占山敢为别人而不敢为，名垂抗战青史！
黄浦江，中国军人请你作证
1932年年初，漫天飞雪弥漫了整个东北大平原。寒风呜咽，人语声悲，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迎来了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天冷，人心更冷。
“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过去了，在国联软弱无力的调解声中，中国东北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泥沼中挣扎，越陷越深。不出百日，白山黑水丰硕的土地一块块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东三省沦陷，致使中国山河变色，日月无光，整个中国人都感到陷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黑夜中。
1931年11月末，蒋介石在国内、党内汹涌而来的内外压力下，通电下野。他的下野，应该说与东北中国军不抵抗而导致沦亡不无关系。但蒋介石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这么多年，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几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蒋介石下台后，中国仍在旧日的政治航道上徘徊，往来奉化溪口的电文仍标示着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
仅仅1月，孙科发自南京的邀请电便结束了蒋介石闲居故里的生活。而导致国民政府出尔反尔的原因又是因为日本人。
日本人得寸进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显然助长了日本人扩张中国的气焰和野心。身在中国的日军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和右翼势力也借机排挤、攻击那些反对战争的内阁要员、军中“稳健派”将领，使加速扩张的声势越来越大。日本内阁定下的“不扩大”方针早已形同虚设。
至1931年下半年，日军在继续征服东北的同时，又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寻衅滋事，其中在上海的活动大有不压服中国人不罢休的势头。
1932年1月中旬，潜入上海的日间谍川岛芳子伙同日军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打砸焚毁中国商店，并杀死杀伤3名中国警员。与此同时，日本海军战舰30余艘驰入黄浦江，数千名陆战队员在上海登陆。而日本驻上海的最高代表村井领事却反诬一口，并无理要求上海市政府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和《民国日报》。
此时，疯狂的征服欲不仅使日本人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风度，外交官竟也如此不顾公理、不顾尊严。这其中缘由，既有这些日本人身后的战舰和军队，也有国民政府无止境的退让而助长起来的邪恶。
1月26日，在上海市政府还未作出答复的情况下，日方再次发出更为严厉的“哀的美敦书”，限令上海政府对村井的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
杭州烟霞洞，一门心思准备再度出山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孙科等忸怩作态地表示道：“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
蒋介石回乡一月有余，对日妥协的意志却丝毫未改。
但蒋介石要妥协，日本军人却未必答应。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答应了日方提出的要求，于限期内封闭了上海抗日救国会。村井阴笑着答应了，但身后却又走出了日本军人、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盐泽以日本军人目空一切的姿态发出通碟，限令中国第19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
日本人并不领妥协者的情，公然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无耻要求，吴铁城意识到事关重大，当即电告南京请示。
1月28日午夜23时，盐泽看了看表。向前线早已做好准备的陆战队下达了攻击令。盐泽少将并非没有耐心，他的通牒下达了不足一天。他压根儿就没指望中国方面答复，他想用他的数千名陆战队员，用飞机、舰炮和坦克让中国人恳求着答应他更苛刻的要求。
中国对日妥协者的软弱使日本人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实力，过分相信武力的威力。从盐泽事发前后的态度看，他是存心要挑起一场战争，至于他本人急于扩大战火的原因，也许是陆军在中国的屡屡得势刺激了他。
但中日史学界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一致公认：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已引起国际社会注目，国联对日本的反击声虽然软弱，但各国对日本都怀有一种厌恶心理，1932年初，在国联大会即将开幕的情况下，日本欲在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必然会引来国际社会的谴责声，在这种背景下，“满洲国”很难得到国际承认，为分散国际社会的注意力，”日本人先挑起上海战火，必要时即使他们在上海做些让步，也有利于“满洲国”的成立，有利于日本外交。
盐泽一意孤行要挑起战火，是否得到东京的真传无法查证，但田中少佐和川岛芳子制造事端却是受军部指示。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这些内情却一无所知，从而导致判断失误。
直至战火在上海全面爆发后，南京的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军政大员更多的是在指责、咒骂奋起抵抗的第19路军，对上海、全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判断他们注意的却太少了。
1月28日午夜时分，上海法租界金菊村蔡公馆顶层平台上，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中将手持望远镜，观察着闸北方向升起的团团烟火，他的内心犹如倒海翻江一般无法平静。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将军
冬日寒冷的夜风掠过他消瘦而发烫的面颊，使他又时时保持着清醒。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到，但当这一刻真的来到时，他竟是这样的激动，激动得内心甚至震颤。几十年血火刀枪里滚出来了，但他从未为一次即将到来的战斗像今天这样激动过、骄傲过、自豪过。
“不负民族、国家，不辱列祖列宗，这种战争让我做鬼亦无怨！”
蔡廷锴畅快地感叹道，又把目光投向了隆隆枪炮声响起的方向。
这时，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而上将也来到了蔡公馆。
“爆发啦？”蒋光鼐轻声问道，语气平静如水。
“嗯！”军长轻轻答应道，盯着面前十分熟悉的那双眼睛。
两个数年来生死与共的老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