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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勐版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压迫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立刻表示服气，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枪写诗么？我说你岳父他们在金三角打仗究竟为什么？为信仰，理想，还是权力、金钱？
诗人陷入沉思，最后悲观地摇摇头说：“我认为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无独有偶，我有幸采访和认识的许多老军人：雷雨田、杨绍甲、李崇文、丰顺禧、梁中英、黄科、马鹿塘和勐萨郊外的老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表情庄重地使用这个名词“活着”。事实上活着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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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们怎么选择美斯乐？是偶然，还是必然？
老人想想回答说，都算吧。
我以同样问题询问杨绍甲将军，我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塘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他苦笑说，因为走不动了。
另一位梁中英将军则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干脆地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公元1961年雨季说来就来。
仿佛旱季还在逞凶，凶恶的阳光炙烤得地面积起厚厚的粉尘，没有风，那些细小尘埃随着热气流上升，明净的空气仿佛融化的玻璃发出阵阵颤动。人们躲在屋檐下，水牛把庞大的身躯浸泡在河沟里，狗们趴在树下伸舌头。到了下午，空气变得滞重起来，太阳好像抽筋一样突然散了神，变得有气无力，坚硬的光线像风筝那样飘飞起来，空气中明明白白地增加许多水份，变得浓稠粘滞，于是人和牲口都一齐张大嘴巴，像扔在沙滩上的鱼一样徒劳地张合，好像他们都用腮而不是肺呼吸。
这时候雨季就像一头阴险的鳄鱼一样扑上来。
积蓄了整整一个旱季的积雨云团好像冲破闸门的洪水，汹涌地扑进中南半岛上空，长长的闪电像鞭子凶猛抽击大地，猛烈的炸雷由远及近，发出骇人听闻的巨大爆炸声，于是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台风横冲直撞，将海平面挤压变形，就像万吨水压机挤压一张薄铁皮，将它们变成几十米高的波峰浪谷，然后驱赶它们浩浩荡荡地冲上陆地来。城市和村庄被冲毁，树木、行人和房屋被卷走，台风还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暴君，到处攻城略地，把蓄满水分的积雨云团源源不断地赶往大陆深处，将山林覆盖，河沟注满，淹没低地，冲毁山坡，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将山川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泽国。
这一年全世界都笼罩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可怕阴影之中。中国后来宣布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饥荒在全国蔓延，时间持续三年，死亡人数未见公布。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段希文骑在马上，沿着泥泞山道艰难前行。
头顶大雨如注，山谷仿佛变成一座昏暗的牢房，低矮的云层挤压树梢，疲惫的队伍像蜗牛一样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移动，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疑问的表情。段希文忧郁地望望天空，心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军从猫儿河战场紧急撤退，之后一度进行战略大转移，先是根据台湾命令渡过湄公河，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这回是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只好命令柳元麟撤军。第一、二、四军服从命令，经由泰国空运撤台，第三、五两军再次联合抗命，宣布就地独立。
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
老挝政府宣布非法入境的汉人军队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第三、五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报一箭之仇和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像猎狗一样扑上来，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时光流转，此残军非彼残军也，第五军痛失根据地，流离失所，又经历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变成丧家之犬。好比从前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一旦受伤落魄，它的敌人包括那些最胆小的豺狗都会猛扑上来撕碎它。为了不被敌人消灭，他们只好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暴发，官兵士气低落，伤员病号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成了这支不幸队伍的敌人。
段希文默默看着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一些他熟悉的灰暗面孔，他们都是云南人，家乡子弟兵，经过岁月演变，这些人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一个妇女从他面前经过，她是军人家属，怀里婴儿大声啼哭，母亲却没有奶汁，还有两个跟在后面走路的孩子累极了，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走。母亲打了孩子又打自己，结果大人孩子哭成一团。将军看得心酸，险些掉下眼泪，他把坐骑让给孩子，自己随队伍步行。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来，这支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年轻人长出胡子，中年人进入老年，单身汉变成拖儿带女的丈夫和父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支行军打仗的队伍里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他们没有合法国籍，没有目标，没有精神向往和追求，甚至没有正式番号，他们沦为一个流浪部落，一支类似古代迁徙民族的汉人队伍。他们背负着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像蜗牛，到处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生存之地。他们身上唯一具有可供辨识的标记，那就是他们是一群汉人，根在中国，与金三角毗邻那个伟大民族共同拥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炎黄祖先。
参谋长雷雨田和钱运周在前面焦急地等他。钱运周不愿追随柳元麟撤台，遂投奔段希文，因他在猫儿河谷通风报信有功，被任命为第五军情报处长。他们低声通报，副军长兼前卫师长曾将军病危，曾将军在战斗中腿部受伤，按说这种伤并不致命，谁知队伍天天行军，天降大雨，结果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
在一架临时帐篷里，曾将军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军医正向他嘴里喂稀释鸦片水。山风鼓号着从破洞里灌进来，帆布开了裂，滴滴嗒嗒往下漏雨水。曾将军家属都留在大陆，关山阻隔，音讯杳无，剩下这个孤独无助的老军人在异国他乡的死亡线上痛苦挣扎。
段希文问军医：“……还有针药吗？”
军医惶恐地摇头。这当然不怪军医，军队早已断了药品。原先药品来源有两条渠道，一是台湾空运，另一个是马帮走私。现在两条渠道都被切断，贮存药品消耗殆尽，许多伤病员皆因无药医治死亡。原先军队有严格纪律不许吸食鸦片，但是到了这种地步，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当地人，以鸦片代替药品治病。
好像有了某种感应，曾将军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苍白脸上浮起一抹回光返照的红晕，那是生命中最后一抹恋恋不舍的晚霞。他对站在面前的军长说：“看来……我不中用了，人各有命啊！希公，我担心不是自己，是……队伍啊！”
曾将军眼里溢出泪水，他知道败血症病毒正在侵入自己大脑和心脏，山林外面传来军马凄厉的哀鸣，那是粮食告罄，士兵不得不宰杀忠心耿耿的军马维持生存。军马挣扎的长啸和抗议像刀片一样划破挤压在帐篷里的沉闷空气，让活人心脏为之一颤。
曾将军急促地说：“希公，别在金三角兜圈子，从前的根据地，是回不去了……换个地方，到南边去吧，让泰国收留队伍……要不然，会像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杜聿明远征军那样，被野人山，活活吃掉。”
段希文心中大恸。曾将军经历两次印缅大战，两次走过野人山，为一代抗战名将，但是这次他是再也走不出去了。他执着垂危人的手，耳朵凑上去，倾听死神的脚步。老军人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远，最后终于被风带走。
“……朝南，队伍……冲出去……再来接应……不然……完蛋……”
病人的手渐渐凉下来，在场人无不神色黯然，他们明白老军人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生存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这天晚上段希文召集紧急会议，全体军官一致赞成放弃夺回原根据地计划，向南转进，甩开敌人，打开一条生路。缅军对汉人军队的突然转向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意识到他们确实要离开缅甸领土，立即表现出大度和宽容的姿态。第五军基本上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顺利进入泰国北部同样是原始森林覆盖的龙帕山脉。
雨季结束前的一个傍晚，前卫营在一座无名山谷停下来。这里三面环山，森林茂密，站在山顶可俯瞰地平线上像湖泊一样闪亮的大平原。据当地山民讲，马帮到泰国北部清莱府只需走一天，而去到与缅甸大其力一河之隔的泰国边境重镇美寨（又称夜柿）需走两天。
段希文勒住马，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他看见远处的平原与河流在一层淡淡的暮霭中闪闪发亮。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到金三角边缘，平地像魔鬼一样诱惑着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汉人队伍，有人禁不住哭起来。雷雨田后来对我说，他一看见大山外那片宁静富饶的平原，双腿立刻就软下来，再也爬不动大山。他听见段希文的声音从夜色笼罩的山上传来：“就是这里，不走了，打仗也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段希文给这座山谷取个汉泰合一的好听名字，叫美斯乐。“美”，泰语村子，“斯乐”，汉语和平，即和平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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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舟对我说，六十年代李文焕第三军退出老挝，在金三角深山老林与缅军周旋。那时候他老婆古月棋刚出生不久，裹在襁褓里，抱在她母亲也就是他未来的岳母李文焕妹妹怀中，连天大雨和没完没了地行军打仗险些没有要了婴儿的小命。
刘舟说，这支队伍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情。与第五军不同，第三军主要将领和骨干基本上都是李文焕亲戚和乡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老的血缘联系和家族统治奇迹般地团结着这支汉人军队，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保持坚强的战斗精神。
我以为刘舟的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在后来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