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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真想念袁祖康，他才会享受呢。
他要是知道我在往回走，不知道会怎么想。
我确在这么做。
屋子里的家私用具都最最普通，街上随时可以买得到，粗糙的玻璃瓶罐才几块钱一只，杯子全不成套，已经不讲究这些细节。
唯一旧貌便是每天插花，只要是白色的香花。
莫非是反璞归真了，连男朋友都选性格简单，不大有头脑的，我这样嘲笑自己。
马小姐说，放一阵子假，让心灵休息一下，也是好的。
特地去纽约看袁租康，他很颓丧很瘦，握住自己的手不出声，他根本不似袁祖康了，体重减掉一半，头发也掉了一半，一年不到，他受了好大的折磨。
我忍受不住，站起来说：“我去找律师来同他们说话。”
他按住我。“嗨嗨嗨。”勉强地笑。
他告诉我他想念我。
我何尝不是。
“宝贝，你原不必为我做这么多。”
“你很快便会出来，祖康，我们再结婚，我还没有老，我们可以再度大施拳脚。”
“我不知道，承钰，我生活荒唐，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最低限度，你知道我的灵魂在什么地方。”我说。
他再度微笑，眼色中有一股不寻常的神气，使我有不祥的预兆。
“你就快可出来，我与律师谈过，不要担心，这不过是漫长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我们还有好长的一段日子。”
“你是路过还是特地到此？”
我不响。
“你原不必这么做。”
“袁祖康，你老了，噜里噜苏只有一句话。”
“我会报答你。”
离开那里，我把身体靠在墙角，要好一会儿才透得过气来。
记得碰见袁祖康那一口，才二十一岁，只觉得他风流潇洒，根本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
第9章
他一直对我不错。
我再去见律师，为接他出来作准备。
正在进行保释手续，消息传来，袁祖康在狱中自杀身亡。
我与律师都大表震惊，像是平地起了一个忽喇喇的旱雷，震聋了他，震呆了我。
完全没有理由。
并不是大案，亦非死罪，出来之后，即使不能恢复旧观，也不愁生活。算一算，他只得三十六岁。
深深的悲哀之后，是无边沮丧。我成日说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律师劝我去见心理医生。
袁祖康的葬礼再简单没有，由监狱处代办，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到。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墓园里有夏季最后的玫瑰，熟透后的香气似水果味道，十分醉人，只得我同律师看着他落葬。
当年的袁祖康虽不致一呼百诺，却也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盛况我看见过，如今落得如此凄清下场。我为他不平，抬起头，看着太阳，直至双目刺痛，而葬礼已经完成。
这次之后，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个都会来，它太喜怒无常，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且它办得到。
正如我们所料．袁祖康什么也没留下来，我俩以前住过的，在三十街的公寓，早由房东租给别人。是我不好，我不应在不适当的时候同他离婚，我应留在纽约市，天天去探望他，鼓励他生存下去。
在这种时候，姚永钦送过来的鲜花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对比。我问律师张伯伦：“酒店房间像不像殡仪馆？”
那天早上，我正收拾，预备回家。
律师却来找我，说：“慢着。”
“什么事？”我是清白之身，何惧夜半敲门。
“袁祖康有东西留给你。”
“他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原来有物存放在银行，立明遗嘱，在他去世后，交予你，而当你有什么事，则予以开启。”
“开启？是什么，一只盒子？”
“不，是两只密封的大型牛皮纸信壳。”
“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
“既然是给我的东西，让我看看。”
“不在我们处，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袁祖康袁祖康，你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叹了一口气，死者为大，我只得跟张伯伦走。
途中张伯伦忍不住问：“对于袁氏，你到底知道多少？”
我扪心自问，知道多少？一点也不知道。真抱歉，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
他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何处受教育，如何在西方都会崛起，我皆一无所知，甚至他与什么人来往，我也不甚了了，因为，正如他所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所以一切都不重要。
我关心他，如对一个朋友，而我从小甚少朋友，所以重视袁租康。
知道多少？唯一所知道的，便是他对我不薄，他欣赏我的姿色，捧高我，将我放在台上。
这些年来，他总是哄着我，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无时无刻不挖空心思地骗着我，好让我下台。当时或者不察，现时却深深感激，他从不使我难堪。
袁祖康委任的律师出来见我们时，面色凝重。
客套介绍证明身份之后，我问他要那两份东西。
“它不在我们写字楼。”
我扬起一道眉毛。
“它们太重要，我们将之锁在泛亚银行的保管箱，由一个职员及阁下联同签名方可取得。”
任凭是谁到这个关头也会问：“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但这封信对你或许有帮助。”
是袁祖康的字迹。他不能写中文，用的是英文。
握着他的信，我不禁微笑，祖祖祖，你不愧是个好舞伴，舞步竟有这么多花式，叫人眼花缭乱。
我拆开信。
“承钰，我把两只信封留给你，但你必需牢牢记住，不要管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千万不要试图拆开它们，有人会来向你购买它们，律师会代你开价。永远爱你，祖。”
签署的日子，正是他死亡前一日。
这是他的遗嘱。
“买主来过没有？”我问。
“还没有。我们会与张伯伦先生联络。”
“谢谢你。”
我们离开事务所。
“每只信封值多少？”我问。
张伯伦说了个价钱。
我不相信耳朵，随即明白了，“这是勒索，张伯伦，我知道信封里是什么。”我失声。
他很镇静，“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也许是两张旧藏宝地图，可以使买主发财，周小姐，你悲恸过度，千万别胡言乱语。”
好一只狐狸。
“谁会来买它？”
“买主。”他真幽默。
他与我一起吃午餐。
我问：“我会不会有危险？”
“他们什么时候接头？”
“今日下午。”
“你怎么知道？”
“袁祖康如此吩咐。”
“我不需要钱。”
“但袁氏认为他欠你人情，”张伯伦说完这句话停了一停，“我也认为如此。”
我低下头。
帮我们离婚的，是张伯伦的事务所，一直为袁祖康诉讼的，也是他们。张伯伦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只能说一句话，我希望我的女人像你。”
“谢谢你。”
“这个地方你们常来？”
我点点头，“俄国茶室，袁祖康以前是本城名人。”
“这话奇趣，你才是名人。”
“我？嘿，这城市早已遗忘我们。”
“有没有计划？”
“没有，我的生命没有计划。”
“我想即使有也没有用，因有一样事叫命运。”
我啜着咖啡，是的，张伯伦说得太正确。
“你的照片与真人的眼睛最使我们迷惑的是你仿佛绝端渴望一个人一件事，到底是什么？”
我把思维拉回来，笑笑说：“你。”
张伯伦被我整得啼笑皆非。
在下午，买主亲自上门。
第一位客人是中年男人，上来时身后跟着两名保镖，面孔不怒而威，我们一行人即时到毗邻的银行去开启保管箱，把东西交予他。
信封的尺码刚好放得下一卷录映带。
我们都认得该位先生，他是政客，非常受拥戴，一直在往上爬。
他以另一只信封作交换，看着我收下。
在这么尴尬的场合中，他维持风度，替我拉椅子点香烟，推门。
我开始明白祖做的是什么生意。
大家正在讶异，跟着出现的是当时红得发紫的玉女明星，由她母亲陪同，一起上来。
她大约只有十五六岁，身材成熟，表情细腻，一如成年女人。
她的令堂大人修养比较差，骨眼碌睛的与我们交换了信封，满心怨怼地离去。
罪恶的大都市里什么事都会发生。
祖在过身之后还可以偿还他欠我的钱债。
张伯伦问：“你不会留下来吧。”
我摇摇头，到公墓去献下最后一束花。我喃喃地说：“祖，你原不必如此。”
张伯伦送我去飞机场。他说：“如果你要见我，只需吹口哨。你懂得如何吹口哨，懂不？”
我笑了。
回到家中，姚永钦再向我求婚，我考虑这件事的可能性。
没有把这件事同马佩霞商量，她是一定反对的。她会问：姚永钦可以给你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需要他给我任何东西。
我一点不愁生活，只需要一个丈夫。只有不愁生活的女人才可以自由选择丈夫。
这种想法太过偏激，我知道。但是一个人怎么跳舞呢，一个人怎么吃晚饭，一个人，又如何向傅于琛示威？
我太过想念这人，往往上午起床，呆坐在书房中，点着一枝烟，可以什么都不做，一直在脑海中温习我们共度的快乐时光，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直到姚永钦催我吃午饭，直到他车子在楼下等，直到他上来按铃催。
多次在傅厦底下徘徊，想出其不意的上去看他。
说：婚姻生活还好吗，我也要结婚了。
或是：我们应在二十五年前私奔，你认为如何？
甚至买三文治，与他静静在办公室吃午餐，说几句体己话。
但我们当中永远隔着无关重要的事与人，因为我们互不信任，身边永远拉着个后备，充作烟幕，不甘示弱。
我记得那是一个滂沱大雨的早晨，雨自六点半开始下，它把我吵醒，起床开窗，之后靠在枕头上看清晨新闻。我没有开灯，那种气氛，像小镇生活，除了电视机声响，就是烤面包香。
真没想到门铃会响。
不会是姚永钦，他来不及起床。
那么是邮差，邮差总是按两次铃，为什么只得一次？
一个人闲得不能再闲的时候，猜门铃也变为游戏。
昏暗的早上，我拉开门，门外是一位穿雨衣的女士。
我立即说：“我已经笃信主耶稣。”顺手要掩门。
“周承钰小姐？”
“是。”我诧异，“你是谁？”
“我是傅于琛太太。”
三秒钟后我才开亮走廊的灯，开启大门，“请进来。”她低着头走进来，雨衣不十分湿，自然有车子接载，我帮她脱下衣服挂好。
她细细地打量我，“你便是周承钰？”
我摸摸乱发，摸摸面颊，苦笑地反问：“闻名不如目见？”
“我们见过。”
“是，在你的婚礼上。”
“那日你非常漂亮。”
“那日睡足又化足了妆，”我说，“请坐。”
她坐下来。
“我没有见傅先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他好吗？”
“请问你上次见他，是几时？”
“是他同你的婚礼。”
“一年多了。”傅太太点点头。
“要不要喝些什么东西？”
“不，谢谢。”
她似乎很镇定，我也是。我问心无愧，她总不能不让我想念傅于琛。
只见她把手袋放在膝盖上，打开，取出一叠照片给我看。
啊，聘了私家侦探，但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至多不过在傅厦楼下来回踱步，那条大马路人人都走得。我接过照片，一看，也不禁呆住。
我？不由自主把照片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