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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从两千公里远的地方带来的。可现在这位妈妈对姑娘已经感到厌烦，她想把姑娘给人，她说：喏，把她领去吧！她再也不要孩子了。她身边无儿无女。孩子们全都死去，或被遗弃，不然的话，到了晚年，孩子就成了一大群。那个睡在蕃荔枝树荫下的姑娘还没有死去，她将受到世人的哀悼。
她站在路边稻田的斜坡上，她大声嚎哭，放声大笑。她那仁慈善良的笔，可以唤醒九泉之下的死者，可以唤醒任何愿意倾听孩子笔的人们。有一次，天刚朦朦亮，她就醒过来，于是便起床上路。这一天她动身了。也许由于她看见平原那边黄色和绿色的天空，她穿越平原。开始朝着大海。朝着大地的尽头走去。她大步地从森林的斜坡下次下来。这里都是一些充满瘴气的大森林，是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清风，只有那蚊子成群的嘈杂声，还有那些夭折的婴尸。雨，天天下个不停。最后终于来到了叁角洲。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叁角洲。这里全都是黑色的泥沙。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一天，她终于来到大海之滨。她欢呼雀跃，她象飞鸟一样发出一阵阵神奇的咯咯的笑声。由于她的笑声，她在吉大港唤来了一条正渡海的帆船，船上的渔民很乐意收留她，带着她横渡孟加拉湾。
后来，人们开始在加尔各答郊区的垃圾场附近发现了她，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的踪影。后来她又回来，人们看见她在这座城里法国大使馆的后面。她在公园过夜，身边有丰富的食物，肚子吃得鼓鼓的。
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临时打从这里经过的。当时我只有十七岁。这里是英国人住宅区，是大使馆的花园。这时正是季风时节，台球场空无一人。沿着河边，一群群麻疯病患者在欢笑。
由于我们乘坐的班船发生故障，所以来到加尔各答作短暂停舶。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市。翌日傍晚我们又重新起航了。
当我十五岁半的时候，我的名声在沙沥镇上传播得可快啦。光我这身打扮就会叫人感到我是一个不成体统的人。妈妈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个主见，就连怎么培养这个小女儿也没个准星儿。多么可怜的孩子。你别以为这顶帽子是天真无邪的，还有那满嘴的口红，所有这些都有所用意，都不是天真无邪的，也就是说，那只不过是为了惹人注目，招来金钱。还有两个坏蛋的哥哥，大伙说，这个中国人是亿万富翁的少爷，他在湄公河畔拥有一座蓝色琉璃瓦的别墅。他的父亲并不赏识这个白人姑娘，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找这么一个姑娘，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姑娘。
那位被称之为“太太”的女人是从沙湾拿吉来的，现住在永隆。她的丈夫被封官，准备前来永隆上任。可是整整一年，人们在永隆没有见过这位太太露过面。由于这位在沙湾拿吉当行政副官的青年马上就要来到永隆上任，太太和她的情夫再也无法鬼混下去。太太知道丈夫被委派到永隆来工作，而且身边还带着他们的女儿，她告诉她的情夫，这种关系该结束了。所以在她的丈夫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的当天，就在镇上的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一颗子弹穿过了这位情夫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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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这个堕落的姑娘总是来到堤岸这个声名狼藉的居民区里，让那个下流的百万富翁的中国人抚弄躯体。可白天，她依然上中学念书。学校里的学生全都是白人姑娘。她们一个个都是白人的少年女运动员，她们正在“体育俱乐部”里练习潜水爬泳。有一天，校方给这些姑娘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她们和沙沥那个小学女教师的女儿说话。
课间操的时候，她孤零零地一个人靠在风雨操场里的柱子上，凝视着外面的街道。关于她在学校里受冷落的情况，她一点也没向妈妈透露过。她继续坐着这个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大轿车上学来。姑娘们看着她走，所有的姑娘都不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她想起了永隆的那位太太。当她来到永隆的时候，她是叁十八岁，而那个时候小姑娘只有十岁。而现在，当姑娘回想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
这位女人站在她房子的平台上，眺望着湄公河畔的大街，每当我和小哥哥听完教理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站在那里。她的房子就在带有顶篷平台的华丽建筑物中间，而建筑物正座落在皆有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公园的中心。这位太太和这个头戴平边帽的姑娘都有同样与众不同的地方，使她们和镇上的其他人隔绝开来。她们两人都在凝视河边那漫长的大街，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她们两个都为世人所孤立。只有她们成了本地引人注目的风流人物。她们的不幸不言而喻。她们俩之所以信誉扫地，完全归咎于她们那躯体的本性，这躯体被情人所玩弄，所亲吻，沉溺于按她们所说的——一种极度的快感之中，一种和那些没有爱情的情人结合所产生的神秘的快感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神秘的快感是如此地强烈，使她们极力追求，无所忌惮，无论是在城里，在乡公所，在各地首府，在招待会上，以至在总署的舞会上，处处都谈论着这类风流韵事。
这位太太刚刚又重新公开露面会客，她认为事情早已过去，沙湾拿吉的那个青年男子早已被人忘记。因此她又重新组织一些晚会，好让这里的人们能够时不时地互相见面，从那可怕的孤独寂寞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些人终年在偏僻的村镇工作，周围都是大片的水稻田，是充满恐怖、狂热和被人们遗忘的地方。
傍晚放学的时候，总是那辆高级的黑色轿车和那个头上总是戴着那顶放肆的帽子、穿着那双金丝鞋的姑娘，她去了，去委身于那个亿万富翁的中国人，他在喷头底下替她洗澡，慢条斯理地洗得十分仔细，就象每天晚上她在妈妈家里一样。他用那缸专门为她准备的凉水给她洗澡，然后把湿淋的她抱到床上，打开电风扇，然后一股劲地浑身上下吻她，而她也总是央求他继续、继续吻下去。然后她又回到寄宿学校，谁也不惩罚她，不打她，不羞辱她。
他是在拂晓时分自杀的，就在镇上灯光闪亮的广场上。而她此时正在跳舞。后来，天也亮了。他的躯体蜷缩着。后来过了一阵时间，阳光的照射使得尸体变形了。她知道后不敢前来收拾。到了中午时分，那里就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
妈妈跟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这没关系，所有这些都不要紧的，您看见了么？这些破旧的小裙子，这顶玫瑰色的帽子，还有这双金丝鞋，所有这些她穿起来不都挺合适吗？每当妈妈谈起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显得十分妩媚。寄宿学校里那班年轻的女学监兴致勃勃地听着妈妈在那里瞎扯。她说：镇上所有的男人都围着她转，无论是结过婚的还是没结婚的，全都想要这个小丫头，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东西，你们看，她还是个孩子呢。有人说，这是不知羞耻！可我问你：怎么能把天真无邪当做不知羞耻呢？
妈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说个不停。她还对她们说起我这个体面的交际花的事。而边说边笑，她笑这个过河孩子的丑事，笑她那滑稽的打扮，她那歪戴的帽子，还有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她笑在这块法国殖民地里这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白种女人的皮肤，这年轻姑娘的皮肤。她说她的姑娘原先一直被埋没在穷乡僻壤之中，而如今时来运转，犹如明珠出土，大放光芒，成了城里有目共睹的知名人物，并且在城里众目睽睽之下和一个中国亿万富翁的大流氓勾搭在一起，手上还戴着一颗钻石戒指，活象上个女银行家似的，说着说着，她不禁哭了起来。
当妈妈见到这颗钻石戒指的时候便低声地说：这颗戒指使我想起当年我跟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的一段小小的姻缘。我叫他奥斯古尔先生。我们一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就都笑了起来。她说：这就是他的名字，而且是真的。
我们互相仔细地打量着，然后她微微地一笑，笑得非常地温柔，略带一点嘲笑的意思，显露出她对自己的孩子是如何了如指掌，也明白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差点把我在堤岸的秘密泄露给她。
我并没有说出来，我永远也不会说出来。
她一直等着我开口，然后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对你来说一切都完蛋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将永远嫁不出去？我耸耸肩膀，笑了一笑。我说：我要是想嫁人的话，我在哪儿都能嫁得出去。妈妈摇摇头，表示这不可能。她说：不行，你的事在这里全让人知道了，所以你在这里永远也嫁不出去。她瞧着我，说了一些叫人难忘的话：男人喜欢你吗？我回答：是的，他们当然喜欢我。她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象你这个样子还能使男人喜欢。
她还问我：你去见他仅仅是为了钱吗？我犹豫一下，然后回答说：是的，我只是为了钱。她又久久地瞧着我，她并不相信我的话。我说：我从前可不象你一样，我虽然学习比你吃力，但我却非常正经，这正经的时间太长了，晚啦，我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了。
那是在沙沥假期的一天，她躺在康乐椅上休息，两只脚架在一把椅子上面，她叫人把客厅的门和饭厅的门都打开，好让过堂风穿过。这时候她很安详自在，一点也不厉害。突然她看见她的小女儿，她很想和她说说话。
那时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将抛弃堤坝里的那块土地。这时候离我动身回法国的日子也不远了。我看着她在躺椅上进入了梦乡。
有时妈妈突然发出命令：明天全家上照像馆去。她埋怨照像的确格太昂贵，可是为了拍一些家庭的照片，她仍然舍得花这笔钱。提起照片，我们倒有时拿出来一起看看，可平时我们之间谁也不看谁，你看你的像片，我看我的像片，连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大家只是看看照片，彼此之间则视而不见。大家都从像片里头看着家里其他成员，或个人的，或合影的。在那些旧像片里，当我们还都很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大家在一起，可是在这些新的像片里，我们就只好你看着我的，我看着你的，再也找不出一张合影的像片。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了。这些像片一旦被看过就被夹在衣服里头放在衣柜里面。妈妈叫我们照像为的是能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正常成长。她常常仔细地看着这些像片，就象别的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的像片一样。她把这些像片互相比较，喃喃自语地诉说我们每个孩子成长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有和她搭话。
妈妈只让孩子们照像，从来是不照别的。我没有永隆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也没有一张花园里的，大河边的，或者这块法国征服地上那些两旁站着望罗子树的笔直大街的相片。没有我们居住过的这幢房子的照片，这些用白灰粉刷的房间，里面摆着涂着金粉的大黑铁床，房间里被马路用的淡红色的大灯泡照得和学校教室一样通亮，那些用绿色铁皮做的灯罩，所有这一切，这些令人难以相信，一直是临时性的地方，简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方都没有留下一张像片。妈妈就在这些地方安营扎寨，以便等着来日回到法国以后，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