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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并非象我从前所写那样在雷安姆饭馆里见到那位有黑色轿车的富翁，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借地的两叁年后，在渡船上见到他的，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一天，在那带雾而炎热的阳光下见到他的。
在那次邂逅一年半之后，妈妈带着我们回到了法国。她卖掉所有的家具。后来又最后一次到水坝那里去看看。她坐在走廊里，面对那下山的太阳，再一次向暹罗那边望去，这可是最后一次，以后从没再去过，甚至当她后来重新离开法国，再次改变主意，又一次回到印度支那，去西贡办理她的退休手续时，也再没有去过那座大山前面，看看那黄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
是的，我说什么好呢？在她的生命中，已经为时太晚，可她却从头开始。她办了一所法文学校，“新法语学校”，这使她可以为我支付一部分学费，并且在她有生之年，赡养她那位长子。
小哥哥患了支气管肺炎，得病叁天就死去了，他的心脏无法支持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妈妈。那正是日本占领时期。一切都在那一天宣告结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向她打听过我们童年的事情，也没有打听过关于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小哥哥一死，她也该死去，就连哥哥也不例外。我真无法忍受突然间他们使我感到憎恶的心情。他们于我都已无足轻重。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她到底如何替她那些体弱多病的孩子还清所有的债务，迄今我仍迷惑不解。有一天他们全都消失了。我仿佛看见他们坐在沙沥的小客厅里，身上穿着白色的缠腰布，他们整月、整年地呆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听见妈妈在那里哭泣，在咒骂那些孩子，她呆在她的房间里，不愿意走出来，她叫喊着要大家让她安静，但他们全都是聋子，微笑着，安静地在那里呆着。后来，我什么都不想了。如今，母亲和我那两个哥哥全都死去了。对于我的记忆来说也是一样，同样是回忆不起什么。现在我再也不喜欢他们。现在我的脑中再也没有留下当年母亲皮肤的芬芳气味，我的眼睛也失去了她那双眼睛的颜色。我再也记不起她的音容，除了由于劳累有时她在晚上发出的一些温柔的声音。至于笑声，我再也没有听过。没有笑声，没有喊叫。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我写起她来是如此地容易，可以如此长篇累牍，她已经成了我信笔写来的流畅文字。
妈妈可能是在1932年至1949年之间在西贡居住。我的小哥哥是在1942年12月去世的。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出家门。她说，她仍然留在那里，已经接近坟墓，入土在即。后来，她只好回到法国去。当我们重新见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两岁。这真是相逢恨晚。这点从她最初的目光里我就看得出来。此时此刻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重新追求的了。除了她那个大儿子之外，其他一切都完蛋了。她到卢瓦尔…歇尔省的一座冒牌的路易十四城堡里生活，并且死在那里。她和杜阿姨居住一起。那时她夜里仍然害怕，于是她买了一支步枪。杜阿姨在城堡最顶层的房间里为她警戒着。她还曾经为大儿子在安布瓦兹附近买下一块地产。那里有许多树林。他雇人把树木砍下来。他到巴黎一家纸牌赌博俱乐部赌钱。那些树林在一夜之间就被输光了。就在他把那片树林输个精光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变了，因为这个，我的大哥使我伤心落泪。我所知道的就是后来人们发现他躺在蒙帕纳斯附近古波尔咖啡馆门口的汽车里，他想轻生了事。后来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而她把城堡糟蹋成什么样子，着实难以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这位活到五十岁还不懂得挣钱的儿子造成的。她买了一批小鸡孵化器，把它们放在底层的大厅里。她一下子就获得六百只小鸡。可是由于她在操作远红外线加热器时出了差错，结果没有一只小鸡能够进食。那六百只小鸡的嘴都无法合拢起来，因而全被活活饿死了。此后，她再也不重新尝试了。我是在小鸡出壳那一天来到城堡的，那可是喜气洋洋的日子。后来，死鸡和鸡食臭气熏天，弄得我在母亲的城堡里一吃饭就想呕吐。
她终于死在杜阿姨和那个她称之为儿子的人之间，在二楼上她那间大屋子里。在她最后的岁月里，每当冰冻的季节，她总是把四到六头羊赶到她这个房间里，让牲口在她床周围睡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她那卢瓦尔的最后一处房子里，当她在这个家庭的事情处理完毕而结束她那来来往往迁徙不停的生活时，我终于头一次看清了她那种精神病。我发现母亲确实是疯了。我知道杜阿姨和大哥哥对她的这种精神病一直有所感觉。至于我，原先我并没有见过她发疯。其实她早就有这种毛病。生来就有这种毛病，血缘里就有这种毛病。她并不为这种毛病而感到痛苦，因为杜阿姨和大儿子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她也象健康人一样生活着。除了杜阿姨和大儿子之外，谁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奥秘。她总是有许多朋友，她不仅能够长年累月地维持这些朋友，同时还能交结许多新的朋友。这些新交往都是一些刚从乡下来的年轻人，或者是都兰地区的人，他们之中有的是从法国殖民地告老返乡的。她能够把许多年龄不同的人维护在自己的身边，象他们所说的，因为妈妈聪明，又如此地活跃，由于她的快活，还有她那无可比拟的不知疲倦的天性。
我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张绝望的照片。就是在河内住处院子里拍的那张。这也许是我父亲最后拍下的一张照片。几个月个后，他就由于身体不佳而被送回法国去，不到一年他就去世。在此之前，他被调到金边任职，在那里也仅仅只呆了几个星期。当时妈妈可能拒绝跟随他回法国去，她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变化。就在金边这座对着湄公河的豪华住宅里，在这座当年柬埔寨国王的宫里，在这座令人可怕的宽大的花园之中，妈妈总是感到害怕。一到夜里她就更使我们害怕。我们全家四口都睡在一张床上。就在这座住宅里，妈妈得知父亲去的噩耗。在电报到达的前夕，妈妈早已有了预感。那天半夜，唯独她看见、听见一只发疯的鸟在呼叫，并且落在房子北侧父亲的那间办公室里。同样也是在那间办公室里，在她的丈夫去世的前几天，也是在半夜时分，妈妈突然看见她自己的父亲的身影。她把灯打开。外祖父果真站在那里。他站在那个八边形的大客厅里的一张桌子旁边。他看着她。我还记得她听到一声叫，就喊起来。她把我们叫醒，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他如何穿着他那套星期天穿的灰色制服，他是如何站在那里，两眼直看着她。她说：我象小时候那样叫着他。她说，她没有害怕。她朝着那消失的形象跑过去。外祖父和父亲都死于飞鸟和人影出现的同一日期。从那以后，我们无疑对妈妈的学问多少有点崇拜，因为她无所不知，就连人的死亡也能先知先觉。
那位英俊的男人从那辆“里摩辛”大轿车里走出来，他正抽着一支英国香烟。他瞧着这位头戴男式毡帽、脚穿金丝皮鞋的姑娘。他慢慢地朝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有点胆怯。起初，他连笑容都不敢露出来。他首先给她递过一支香烟。他的手在颤抖。他们之间有个民族的差别，因为他不是白人，可他又必须凌驾在姑娘之上，所以他才发抖。她对他说她不抽烟：不抽，谢谢。她没有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请不要打我。这时他稍为放心一点，并且对她说，他似乎是在做梦。她并没有回答。她等待着。这时候他问她：您是从哪儿来的？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学校那位女教师的女儿。他思索了一阵，然后说他听说过这位太太，她的母亲，听说过她在柬埔寨那边买下了一块租地很不走运，是这么回事吧？是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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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复地说能够在这条渡船上碰见她实在难得。就在那天早上，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一个白人姑娘，出乎他意料之外，居然登上一辆当地人的客车。
他对她说这顶帽子对她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戴着一顶男式帽子……实在独出心裁，为什么不行？她是如此的美丽，她想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
她看着他。她问他是谁。他说他刚从巴黎学习回来，他也住在沙沥，就在河边那幢带着蓝色琉璃栏杆围墙的大房子里，那就是他的家。她问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来自中国北方的抚顺市。您允许我把您带到西贡您的家里吗？她同意。他叫司机从客车上把姑娘的行李取下来，然后装进那辆黑色的轿车里。
这个中国人属于那些操纵着当地民间全部房地产的少数华裔金融界人士。他就是那天渡过湄公河前往西贡的那个青年人。
她坐进那辆黑色轿车。车门一关，一种刚刚能感觉出来的忧伤油然而生，我顿时觉得有些困倦，河面上的阳光也随之暗淡下来。还有一种轻微的耳聋感，一切都笼罩在迷惘的晨雾之中。
我再也用不着乘坐当地土着人的客车去旅行。我将有一辆里摩辛大轿车可以送我去上学，可我也将永远生活在悔恨之中，悔恨我的所作所为，我所获得的一切，悔恨我所抛弃的一切，好坏都一样，让我感到悔恨。那辆熟悉的客车，那位我曾经和他开过玩笑的客车司机，那些坐在行李架上的孩子们，还有我那沙沥的家庭，那沙沥家庭里的令人讨厌的家伙，和它那出奇的确静。
他正在对我说话。他说他厌恶巴黎的生活，厌恶那些可爱的巴黎姑娘，那些婚礼，那些炸弹，啊啦啦，还有那古波尔和罗丹特咖啡馆，我还是更喜欢罗丹特咖啡馆，那些夜总会。这些都是他所度过的那两年“精彩”的生活。她聚精会神听着他那长篇大论中有关他家财富的情况，其实他要是能说出家里一共有多少个百万也就用不着罗嗦半天了。他继续讲下去。他的生母已经去世，他是一个独生子，眼下只剩下掌握金钱的父亲。可您知道父亲是个什么人，他被他那根鸦片烟枪整整住了十年，他整天对着湄公河，躺在他那行军床上管理他的财富。她说明白他的意思。
后来将是他这位父亲拒绝他的儿子和沙沥镇上这位白人小娼妓的婚事。
当他在渡船的舷栏和这位白人姑娘攀谈之前，这个形象就开始形成了，当他从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走出来的时候，当他向她靠近的时候，她就感觉出来了，就知道他害怕了。
从那最初一刹那开始，她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明白他已经受她的支配。纵然不是他，就是换一个别的男人，当爱会降临的时候，也同样会任由她摆布。她同时也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从今以后，令她身不由己的时刻也可能已经到来，她将无法摆脱自己应尽的某些义务。那一天她也晓得，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妈妈或者哥哥有任何觉察。当她一坐进那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的时候，她完全意识到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并且也将是终身脱离自己家庭的开始。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