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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师不合格，民办转成公办时，只留下少数合格的。”她一下子说到了我关心的话题，说真的，刚才心血来潮说到在雨山屯教一辈子书，也是基于年前我听过公社学区头头作过一个报告，说县里、地区都有规划，争取在三年时间之内，把所有的民办小学、耕读小学，都转成正规的公办学校，提高山乡里学校的教学质量。 吴仁萍用肯定的语气说：“你就是合格的，转成公办时，你准能留下。” 我为她的幼稚感到好笑：“这事要由你决定就好了。” “我咋不能定，我就是有办法定。” “不要说大话了，这种事啊，县里有人帮着说话，才能管用。”我提醒她说。 不料她移动了一下身子，坐在我的前面，一本正经地说：“我家舅，你听说过吗？” “嗯，就是给你提婚事的那个。” “对啰，他在县里当头头，不是那种大头头，可多少也管点事，他恰巧管得着这个事情。” 我觉得她说到点子上了，嘴里却说：“他又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的情况，凭啥子帮我说话呢。” “是啊，”无忧无虑的吴仁萍难得地皱起了眉头，沉吟着说，“这些天，我为了这个事，也一直在想，在想，在想……” “想啥子，说呀。”
玉蛙（19）
“你不是有一对皇帝的玉蛙，放在我那里吗？这是国宝，遍找也不见的，你把它交献给国家，那就是进步的、有觉悟的……这个这个，这个话咋个说，你比我会说啊，至少是表现好、表现突出嘛，你说对不对？” “对。”我点了一下头，表示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 “到那时，”吴仁萍见我说对，顿时兴奋起来，巴掌舞动着，“我舅再在县里帮你说话，你留在小学校当公办教师，不就是板板上的钉钉，十拿十稳了嘛！啊，你说话呀。” “这，呃……”我心里认可这是一个绝妙的好主意。只是，总觉得太突然了一些。 吴仁萍顿时变得十分严肃，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行不行啊？” 我脑壳里头在迅速地打着转转，这样的主意，也只有一心巴在我身上的吴仁萍才能想得出来，她确实是在为我的前途和未来着想。我心里一阵激动，一把搂过她来：“好，就照你说的做。” 皇帝的玉蛙捐出去了。 是在春夏之交的农忙假日里，吴仁萍陪着我到县城里去捐的。 那是雨后的下午，在一幢三层的楼房里。接待我的正是吴仁萍的舅舅和另外一个女同志，他们表扬了我的觉悟和捐献国宝的精神，还代表县革委会郑重其事地当场发给我一张打印的捐献证书和二百元奖金。 他们去打印证书加盖公章时，我简单介绍了得到国宝的经过。这是我和吴仁萍商量好的，就说吴远贤死之后，我去石碉、石堡里玩，在石堡外头的石头缝缝里找到的。为怕县里派人来验证，我和吴仁萍还特意到石堡去了一次，挖翻了几块青岗石，以证明玉蛙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不过我们这是多虑了，县里完全相信我的话，一点也没想到要来验证。 手续全部办完的时候，我倒差点忘了，还是吴仁萍，提及耕读小学校即将转成公办的事，她舅舅接过话头爽快地说： “没啥子问题。雨山屯小学校转成公办，县里已经定了。像华有运这样的知青，我们是了解的，觉悟高，表现好，本来就在教书，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一致反映很好。特别是这次捐献玉蛙，可以说是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到秋天开学时，办个手续就行了。放心吧，到九月份，就可以领上第一份教师工资了。” 从县城搭车回雨山屯的路上，我真正高兴得心花怒放。坐在车子上，我转过脸，目不转睛地望着吴仁萍。不是么，我的人生之路就这么定了，我这一辈子的姻缘，也这么定了。 平时泼泼辣辣的吴仁萍都被我瞅得脸绯红绯红，羞涩地低下了脑壳。看得出，她也是由衷地感到欢乐和幸福的。 我硬把二百块钱的奖金塞给吴仁萍，告诉她，这是给她退婚用的。在乡间说婚事，女方收人家男方的钱是常事，不够的话，再想法凑。她推搡了好久，终究拗不过我，还是收下了。 事情的发展，真像我们原先盘算的那样，五六月份，县里面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学区里的头头，到雨山屯小学校来考察了一番。正式定下来，小学校从九月份开始改为公办小学。多年来兼任小学校长的大队党支书兼革委会主任吴仁铭，不再当校长。 新校长等九月份开学时重新任命。 学校里原有的四位教师，除了我之外，年过五十的那个老汉和仅有小学文凭的那个民兵连长夫人，退回生产队劳动，另一个人还年轻，也有中学文凭的，需到县里面进修三个月回来再教书。 下学期开学时，由学区另外再调派三个具有正规资格的教师来执教。 我愈加心安了，只等吴仁萍退了婚，就能和她公开我们之间如火如荼的恋情。然后考虑我们的婚期。 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发展着，暑期放假前，吴仁萍在小学校拿到了她的小学毕业证书，那证书上，还是我代签的名字。 她在我的名字上摸了好久，歪着脑壳悄声对我说：“过不多久，退成了婚，我们的名字就可以写在一起，扯结婚证了。” 我向她露出会心的微笑。 就在我们私下怀着虔诚的心愿憧憬着未来时，形势突然急转直下，把我们人生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一九七二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北京、上海和各地的省会城市，恢复了大学招生，实行的是一套教育革命的措施，主要由推荐考察相结合来录取学生。还有一个十六字令的口诀：“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评议，学校复审”。 头一年，招生的学校少，名额紧。我们全县，只有两个先进知青被推荐上去，结果还只录取了一个。简直是凤毛麟角，一般的知识青年，哪有入学的希望啊。 谁曾想到，仅仅只过去了一年，这恢复办学的事宜一下子在全国推开了。远的不说，光是我们县所在的安城地区，原先为所属十六个县培养人才的财校、商校、农校、卫校、师范、林校六大中等专业学校，都要恢复招生，而且招生的主要对象，就是上山下乡三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师范学校，开宗明义地写明了，招生首选：外省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已经在乡村耕读小学任教的老师。 那些天，知识青年们的心都野了，赶场一到街子上，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件事。哪里还有出工的心思啊。
玉蛙（20）
招办的老师们一到公社，我去报了名，那个五十多岁，满头银霜，自称她也刚从“五七”干校回到教学岗位上来的老师，看了我的登记表，以肯定的语气对我说：“你既是上海知青，又在雨山屯教书，优先条件你占了两条，正是我们师范最迫切需要招的学生，回去休息休息，一收到通知，就去学校报到，来读书吧！”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愣在那里，激动得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要晓得，两年前，一个矿山来招工，事前讲明，招的是下矿井掌子面第一线干活的工人，赶去报名的知青，一个个使劲地对招工的干部赔笑脸、请吃饭、套近乎，到了晚上还提着礼物去巴结人家。现在竟…… 可事情就是这样。人的运气来的时候，你挡也挡不住。我去上学以后，才知道，对我说话的老太太是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早在我们去报名之前，她已经在县知青办把近几年在耕读小学教书的知青名单抄下来了。 这一次招生，可以说是对尚留在乡下的知青的一个重大举措。只要是没有结婚，没被判刑，没受过处分，又还留在村寨上劳动的知识青年，都被地区的六大中专招走了。 离开雨山屯的前几天，吴仁萍哭得像个泪人儿，在寨邻乡亲们面前，她一点儿也不再顾忌对我的感情了。天天都往雨山屯学校跑。学校放假了，没什么人去，她趴在我的胸前，把我的衬衣都哭湿了。 她跺着脚说，舍不得我走，舍不得和我分离，她要跟着我去，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给我煮饭、洗衣衫，等着我把书读完。 连她都晓得，这是一时冲动的情话、痴话、疯话，不可能的。分别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马上到了八月三十、三十一两天报到的日子，知青点上收到录取通知的伙伴们都在理东西，几间房子里乱哄哄的。我没多少东西可理，除了把铺盖打包，把换洗衣裳装进箱子托运，随身再提一个小包之外，余下的所有东西，我都留给了吴仁萍。 我对她说，只读两年书，毕业以后，我还会回到雨山屯来教书，到那个时候，她肯定退成了婚，我们再操办喜事。两年，她只要等我两年，连头搭尾不过两年。 她双眼噙满了泪，嘴里说着“嗯”，朝着我郑重地点头，答应得是那么庄重。我心里，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三十一日那天，她送我上街搭班车。 我上了班车，透过车窗望下去的时候，她哭歪了身子，泪流满面，一手支着随身带的背篼，一手伸出来。看见班车开了，她的手伸得直直的，终于“哇”地哭出声来，身子往前走了两步，背篼倒了…… 当了四年半的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滚了一身泥巴，突然又回到学校里，做了大年龄的中专生，我还是能静下心来读书。这大概是在雨山屯教了两年书的关系吧。 住学生宿舍，开箱子整理东西的时候，我时常会看见县里面发给我的那一张捐献证书。一见那页证书，我就会想起那一对皇帝的玉蛙。有几次，同学们在一起聊天，我几乎就要脱口而出，讲讲这对玉蛙传奇般的故事了。可往往话到嘴边，我就想起了吴远贤对我的叮嘱和告诫，怕惹来祸事，我就沉默了。 我的心头是坦然的，它是国宝，我把它捐给了国家。它回到了它最该去的地方。 尽管我捐它时是怀着私心的，可它的归宿却是好的。 一年多以后的初冬时节，我在安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门前，碰到了雨山屯上的一个老乡，他坐着卡车要到威宁、毕节那一带去串换洋芋种子，路经安城，下车吃饭。他告诉我，吴仁萍出嫁了，嫁的还是县城附近城关镇朗巴寨上的那户人家，她舅舅保的媒。 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一消息，我并没有痛苦，也不觉得难受，连一点遗憾也没有。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一般的轻松。刚入学那阵子，我还时常想起她来，几次冲动地要给她写信，但想到开学报到后写去的头一封信，始终没接到回信，写信的念头也就作罢了。她就是读了信，也是不会写回信的。她原先谈婚论嫁的信，不也是要托我替她写嘛。这会儿，她去托谁呀？每每想到这，我真懊悔当时没教会她写信，教会她用文字表达心中的感情。细想起来，事情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当时两厢情愿的所谓爱情，更多地是肉欲上的。我们相互之间都有好感，都觉得需要，这才是真的。而在精神上，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地交流过。 两年以后，我毕业了。就分配在安城市郊的一所中学里教高中，天哪，我自己是初中毕业生，不过补读了两年中专，竟然教上高中了。但我还真的教下来了，年年都评上了优秀。只是自己想想不好意思，我一边教书，一边又自学了大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