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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和农村一样，一年搞两次分红，即夏季预分红和秋季最终分红。去年夏季分红时，颜哲这样的知青棒劳力都拿的是负数，饭量小的女知青相对好些，但平均也只有二三十元钱。如果老农们每年能拿固定的60元，再加上两季分红（他们都是最高工分，所以分红普遍比知青高），总收入至少是知青的四倍到五倍。这个差别未免太悬殊了，尤其对于颜哲、王全忠、何子建这类挑大梁的知青角色，经过一年锻炼，他们在农活上已经与老农们不相上下。
初听这个消息，颜哲和我都很气愤。不光是金钱上的吃亏，而且这么着欺欺瞒瞒的，也不是一家人的味道。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赖安胜的秘密工资，它相当于知青年收入的十几倍。崔振山怂恿颜哲，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哪儿出？还不是咱知青的血汗！颜哲你威信高，说话份量重，这事你得挑头。
我给颜哲使眼色，让他慎重。颜哲正陷于沉思，没有看到我的眼色。他考虑一会儿说：
“算啦，他们拿就拿吧。老农们家里扔一堆老老小小，不像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算啦，每月五块钱，确实算不上多。”
其实全场知青中颜哲在金钱上是最窘迫的。除了他说的那笔不能动用的钱款外，他得不到家庭或亲戚们一分钱的接济。只有我给他一些，但我能给他的很有限，而且他还撑着男子汉的尊严，尽量不用“女人的钱”。下乡以来，颜哲已经把他的生活水平压到了最低线，没有在衣着被褥上花过一分钱。即使如此，也得买牙膏、肥皂这类必需品呀。这两年他算是尝够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处，所以，连我也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如此豁达。
崔振山没想到颜哲是这个态度，有点急了：“颜哲你咋这样稀屎？好多知青都说要找场里理论。庄学胥也说，他作为副场长，根本不知道秘密补助这件事。他甚至说了狠话，说胡场长和赖场长太独a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裁。”
这番鼓动在颜哲这儿起了反作用，他冷冷地说：“那就叫庄副场长出面呗。他甚至不用公开理论，在场部会议上提提就行了。”
“庄学胥说，由于他的身份，他不宜公开出面。他支持大家去提意见。”
颜哲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表示要送客了：“那你去提呗，你提最合适。这个消息是你最先知道的，最有发言权。”
崔振山给呛得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走了。
崔振山没有说动颜哲，但他并没有止步。那几天他在场里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在知青中闷出一个大火堆，火堆在悄悄地阴燃着，只等一点小风就会燃成明火。那阵儿，平素相处基本融洽的老农和知青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隙，别说崔振山、岑明霞这样的刻薄人了，就连林镜这样豁达开朗的知青，也会笑着挤兑老农们：
“你们得多干点活，你们每月有秘密津贴哩。”
老农们红着脸，不敢再管教知青们。
那阵儿我对古人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理解：衣食足而知礼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初中的班级里也常常发生一些争吵，像“谁偷了我的红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
“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知青们个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个个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个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刷刷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但一直没说话。颜哲下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
“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王全忠平素属于闷葫芦一类人，从不惹事的，在这次风波中也不是积极参与者。但泥人也有土性儿，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发作。颜哲说：
“全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王全忠笑着说：“不行，已经箭在弦上。”
颜哲叹口气，没有再劝，钻到蚊帐里睡了。当然他没睡着，睁眼盯着蚊帐顶，直到那边写完大字报，熄了灯。
第二天这份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口，全农场一下子炸了锅。赖安胜听说后赶紧跑来，他的文化水儿刚够看懂这份大字报，看后脸色青白。大字报的上纲上线比赖安胜昨晚的虚声恫吓有力得多了，说这项秘密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人为地挑起老农和知青的矛盾，直接破坏了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王全忠经过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阵仗、办过红卫兵小报，搞这一套自然是牛刀小试，远非赖安胜能比。何况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本身就是不敢公诸于天日的事，如果半捂半盖的，场长的权势还能起一些震慑作用，一旦公开，那些作用就完全失效。
知青们的情绪已经沸腾，显然是捂不住了。赖安胜这才知道要当场长，自己的手腕还远远不行，只能找老胡求救。他没有多停，立即到牛把式郜祥富那儿要了一匹马。农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拖拉机，没有自行车。只有两匹马，是老郜的心尖尖，平时决不让人骑的。这会儿场长来要，不能不给，他心疼地追着赖安胜喊：
“赖场长你小心点，别跑得太快！”
赖安胜没有理他，甩一下马鞭，得得地离开农场到公社去了。
他在胡场长（现在是胡主任）那儿面领了机宜，下午回来，立即召集所有老农到库房，把门关得紧紧地开了半天会，连副场长庄学胥都没有让参加。老农开会时知青都没有下地干活，而是在场里漫无目的地闲转着，实际上都在盯着库房里的动静，农场上空聚着高能电荷，马上就会有一场电闪雷鸣。紧接着召开全场大会。老农们都沉默着，知青们则紧张地等待着，看赖安胜以及公社领导们对这张大字报会采取什么严厉处罚。我注意地看看王全忠，他脸色苍白，但努力保持镇静，就像一个殉道者。
赖安胜开始讲话了，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是采取哀兵战略，肯定是胡主任为他支的招。平时他一讲话就是“东风吹战鼓擂”这类政治套话，但今天只是很平实地说：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胡场长在位时定的，确实不合理，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老农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老婆孩子来这儿办农场，他们都愿意和知青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不拿分红，但是老婆孩子咋办？
下面的知青们开始嗡嗡起来，有人小声说：
“那我们咋办？知青就不是人？俺们连顶蚊帐都买不起。”
赖安胜装着没有听见下面的议论，继续说：这项补助只是暂时的，等农场办好了，每人都会像国家干部那样领工资，那时候肯定就没有秘密补助了。
嗡嗡声更大了。谁都知道，他画的是一个空的大饼，永远吃不到嘴的。赖安胜的话风忽然急转直下：
“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陆续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但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但也很有限。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但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