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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8号寝室的那几位，根本没料到钟秀翔会来这么一手，刚包完饺子，正准备烧水下锅。见钟秀翔，便留她吃饺子，钟秀翔坐是坐了，当然不会吃饺子。她和他们聊了几句，看着他们煮熟了饺子，捞进盒里开始吃了，这才离开。
钟秀翔把盛炜富从连部会议室叫出来，说事情已办妥了。这时，两人才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钟秀翔的意思是不管他，反正人家又没看到她下毒，到时候不承认就是的。这显然是过分幼稚，盛伟富坚决不同意。这样，他们就想到了出走。去哪里？仓促之间，两人感到走投无路，最后决定往黑龙江对岸苏联人那里逃。
说走就走，盛炜富、钟秀翔什么东西也不带，马上开路。通往江边的路上，兵团设有岗哨，但盛、钟两人是兵团的人，熟悉位置，都避开了，据钟秀翔说，她和盛伟富走到江边时，听见风雪中有马嘶声，知道是边防军的流动巡逻哨，便伏在一处土丘下，待巡逻哨过去后，两人便从结了厚冰的江面上偷越出境了。
盛炜富、钟秀翔爬上黑龙江彼岸后，眼前一团漆黑，视野内不见一点灯光。两人辨认方向，一直往苏联境内纵深处走。走了好一会，遇到一辆苏联边防军巡逻车，他们便站在公路上，双手高举作投降状。巡逻车在十几米外停了下来，跳下三个苏联军人，持枪逼过来，猛地以敏捷的捕俘动作将两人摔翻、按住，先搜身，然后用手铐铐住双腕，推上巡逻车，驶往营房。
却说兵团连队8号寝室那几位，吃过饺子，弄了两副扑克牌玩了起来，一直玩到下半夜2点钟睡觉，并没有哪个觉得肚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不适。事后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那耗子药已被伙房里那几个农场职工因家里需要而悄悄以高粱面什么的偷换掉了。
一是因搁置时间长了，又受了潮，已经失效。总之，那八个哈尔滨男知青始终安然无恙，以至于钟秀翔被克格勃派遣来华搞破坏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后交代出这一情形，公安机关发函向这边调查时，他们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
因为8号寝室无事，所以连队当天晚上竟未发现少了两个人。
盛炜富寝室的知青以为盛炜富在连部搞突击布置而干通宵，钟秀翔寝室的知青则以为钟秀翔在伙房值班，直到元旦上午，炊事班长见不到钟秀翔而叫一个女职工去叫时，才发现钟秀翔不见了。接着，又发现盛伟富也不见了。两人的恋爱关系在连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连长、指导员想当然地认为是双双开小差回北京探亲去了。连部当即召开全连大会，指导员在会上严厉批评了这种擅自离场的无组织行为，重申了知青们刚来时就宣布过的请假纪律。
连长意犹未尽，又接着讲话，宣布待这两人返回连队后，将给予严厉的处分，并将钟秀翔从炊事班调出，发配到大田班去干最苦的农活。
直到元月4日，连队才弄清盛炜富、钟秀翔的真实去向。那天上午，苏联方面从国境线那边扔过来一具男性尸体，并不作任何解释。我边防部队见尸体是农场知青装束，便通知兵团方面去认领。
团部闻讯，马上打电话向各个营查询哪个连队跑了人，结果证实尸体系盛炜富。
盛炜富的尸体被运往团部卫生队，请来法医验尸。经检验，尸体身上有皮带抽打的伤痕，可能还挨过拳脚，但致死原因是上吊窒息。
盛炜富的死讯，钟秀翔直到后来被克格勃派遣来华落网后才由我公安机关告知。关于钟秀翔落网及被审讯等情况，本书后面将有专章叙述。
钟秀翔越境过去落到苏联边防军手里后，一押下巡逻车就再也没见到盛炜富。之后，她的遭遇和傅索安刚越境叛逃时在36号地区边防营的情况相差无几，所不同的是，她因未昏迷，所以没有医生来和她打交道。钟秀翔在边防军营房关押了一星期，被审讯了两次。之后，她被移押至离边境线不远的一个小城的刑事侦察局拘留所里，单独关押，伙食标准和苏联刑事犯一样，其他方面也未受什么优待。
在看守所关了十九天，钟秀翔被押往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她的越境叛逃被苏联方面作为一起案件，正式由克格勃开始调查。实际上，克格勃已有将她招募为特工的设想，所以特为立案调查。
克格勃是如何调查钟秀翔的口供的，这里无法向读者提供，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可能是钟秀翔所说的“投毒事件”不被外人所知的原因，克格勃这一节的审讯特别烦琐，光测谎器就使用了七次，药物“洗脑”三次，还由专家来搞了一次催眠状态下的询问。总之，一直审查到1968年4月中旬才结束。
1968年4月20日，钟秀翔被克格勃从看守所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区的一幢花园别墅过软禁生活。在那里，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伙食很好。她还接受了几次极详尽烦琐的身体检查。之后，再也无人答理她。一直到6月下旬，才来了两名穿克格勃军官服的中年男子，一个是少校，一个是中校，都能说汉语；那个中校甚至还会说几句北京土话，令钟秀翔大为惊讶。
这是钟秀翔叛逃以来所碰到的最和气的苏联人，他们一上来跟她聊了半个多小时的北京。从故宫、天坛、颐和园一直到茯苓饼、烤鸭，从北京的胡同一直聊到北京人的语音。后来，钟秀翔成为克格勃特工后，了解了一些内情，怀疑这两个军官曾去北京当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什么官员——这是克格勃惯用的伎俩。谈了一会，克格勃军官才把话题转到钟秀翔的前途上，也像问傅索安一样，问她来苏联后有什么打算。这个，钟秀翔从来没考虑过。她如实说了，对方便问她是否愿意去一所学校学习，许诺毕业后会有一附很好的工作，既体面又有优厚的薪饷和其他福利待遇，并且一进学校便算已取得苏联国籍。钟秀翔一听，就像饥汉突然看见天下掉下个大馅饼，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兴奋得眼睛发亮，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连声表示愿意。
少校笑道：“愿意？那好，请您在这份表格上填写一些内容。”
说着，他拿出了一份特务学校的登记表。
表格是用俄文印的，钟秀翔一个字母也看不懂，对方便给予指点，告诉她哪一栏里该填什么，哪一格里该写什么。钟秀翔—一依言填写，记忆中这是一份内容详尽的履历表。
之后，两人让钟秀翔出门，上了他们的汽车，开到哈巴罗夫斯克市区里的一幢不知是什么单位的建筑物里停了下来，进了餐厅，叫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后，由一男一女两个穿便衣的苏联青年陪送钟秀翔去火车站，三人一起上了火车。
火车开了一夜半天，在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城市停了下来，青年男女让钟秀翔下车，已有一辆轿车在站台上等候，把三人载往附近的一家饭店。吃过午饭后，汽车又送他们去了机场，三人上了一架苏联民航机。飞机上只有一半座位坐着乘客，他们一上飞机，就起飞了。这次飞行的目的地是莫斯科，抵达后，又有汽车把他们三人送往一家宾馆（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内部招待所），那两个男女把钟秀翔交给两个克格勃男军官后，就离开了。和最先露面的两个“中国通”校级军官一样，钟秀翔后来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这两个克格勃军官不会说汉语，他们把钟秀翔安置在宾馆的一个单人房间里后，叫来一个克格勃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之后，他们叫钟秀翔洗澡，却又不让关上卫生间的门。钟秀翔胆战心惊，连连摇头，两人马上显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举起拳头威胁着要揍她。钟秀翔此刻真正是“在人屋檐下，岂敢不低头”，只得含羞忍气屈从。她刚进浴缸，一个军官就走进来把脱下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打着手势告诉她洗完后到外面来穿新衣服。
钟秀翔匆匆洗罢，用浴巾裹着躯体走到卧室要衣服穿。那两个军官却把她的浴巾拿掉，扔在一边，然后用照相机对着她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拍个不停。好一阵，他们才算结束，拿着照相机出去了。钟秀翔匆忙穿上衣服，又羞又恨又悔，伏在桌上哭了好一阵。
原来，这个拍裸体照的程序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一道必行手续，不管男女，都必须留下多张裸体照，存放进档案，作永久保存。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该特工日后被他人假冒。傅索安当时没有单独办这道手续，因为她在克格勃特别调查部的审讯室里一度是全裸体接受讯问的，已有专用照相设备在她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全方位拍摄了许多照片。
钟秀翔在莫斯科待了两天后，在夜间被送往特维尔谍报学校。
直到此时，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克格勃特工。
钟秀翔入校后，校方考虑到她除了汉语外不会讲其他任何语言，为使她迅速掌握俄语，就把她安排和已能讲流利俄语的傅索安同住一个寝室，由傅索安教给她俄语。当时，她们是特维尔谍报学校仅有的两个中国学员。
傅索安后来回忆，她看到钟秀翔时，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但她在听钟秀翔述说叛逃原因后，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做事欠考虑！”
傅索安可能出于谨慎，也由于成熟了些，没向钟秀翔谈过自己的叛逃情况，只说自己是天津人，1968年来苏联的。
钟秀翔能在此时此地碰到傅索安，自以为是不幸中的大幸。
她不但在俄语方面得到傅索安的指导，在其他各方面也受到了傅索安许多照顾和帮助，直到半年后傅索安毕业离开特维尔谍报学校。
第六章 初次出马
17
两名苏联警察在检查傅索安的证
件后，突然给她扣上了手铐：“你被捕
了！”
1970年元旦过后，傅索安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了。一起毕业的有七名特工学员，其余六人都是苏联人，四男二女。
元月4日上午，傅索安接到教务处通知，让她马上到校部大楼去。她赶去时，那6个苏联学员已经坐在底楼的小会议室里了。
傅索安刚坐下，校长在教务处正、副主任的陪同下就进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毕业仪式，只不过搞成了茶话会形式。教务处主任讲了话，主要是代表校方对每个学员在这十八个月内的学习情况及其他表现作一个鉴定，当然都是好的。他特别表扬了傅索安，说她在多一门未规定的俄语课的情况下，仍能抓紧学习，各科成绩都不错，有的还名列前茅，实属不易。
教务处主任讲话结束后，校长操着一口带浓重基辅口音的俄语开了腔，他对在座学员在学习期间所付出的艰辛表示赞赏，并致以慰问；要求大家在走出校门的同时，把特维尔谍报学校完全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这当然也包括以后不准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这段经历。否则，克格勃特别调查部的调查触角可能会伸向这个人，从而影响此人的前途甚至生命。校长最后宣布：在分配工作前，将把大家送往一处设施很好的疗养地去度过一段愉快的时间。
毕业仪式结束后，傅索安等人被请往校部大楼的三楼小餐厅，由校长等人陪同他们进了午餐。餐毕，教务处主任宣布：汽车已经停在楼下，将把大家送往疗养地，大家从此将和特维尔谍报学校永远分别。
一个苏联男学员马上问：“是不是可以去一次寝室，处理一下私人事务？”
教务处主任断然道：“不行！你们进校时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