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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王府家丁怎敢不开门？
但他们逃难至此，人生地不熟，没有当地人带路和证明，周王府的家丁，怎能相信他们地身份？这也是阮大铖为什么非要找越其杰地原因，当个人证嘛！
这样一来，越其杰非但可以跟着沾光，把家人安置在王府中躲避，还有机会同史可法、马世奇、黄道周这些名臣拉上患难与共的关系，这当然是好事儿。于是一行数十人，就都跑到周王府中躲避战乱了。
明代有明代地规矩，亲藩之间是不能随便走动。但通常要有个环境界定，遇战时，非但亲藩之间要互相照应，王府有时候还要出面维护地方。所以，定王慈炯，入驻周王府寻求庇护，根本合情合理。只不过他被贬为庶民的公文，还揣在史可法的怀中。
躲在周王府中避难的一干人等，都很规矩，毕竟这里是亲藩王爷府，能躲过劫难就谢天谢地了，但任何时候，都有人不甘寂寞。在经过几天的盘算与犹豫之后，阮大铖忽然由董祖常想到了自己：
如果就这么平安到北京，董大被核准死缓；定王被核准夺爵；史可法、马世奇按照大明惯例，也将以渎职之罪查办。其他人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功劳和封赏，尤其是他自己，寒窗苦读，数十载苦心经营，全毁于一旦。岂非不是落得一场空？
所以为了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梦想，阮大铖决定与命运的喉管搏击了，在仔细筹划下，他先说服了姜世襄（姜道长想亲手为宗业司的三大襄理报仇），然后在姜道长的保护下，趁乱来到了申甫大营。
……
第十二卷：第十六章：定王参战
大丈夫生逢乱世，当道一声：“幸哉！”
冷笑声在空旷的武英殿正殿之中回荡，显得清晰而又阴森。诸位分议大臣，听到冷笑后，都把脑袋一低，该干嘛干嘛！这声冷笑，是皇帝小朱发出来的。
武英殿正殿很大，为了与文华殿做区别，行制上减少了两根柱子，这样就给所有的分议大臣们，提供了充分利用空间的理由，先顺势摆进来几张八仙桌，然后按照各自不同的职能，每三、五个人共用一张。就好像花枝吐蕾一般，分议（或者什么什么委员会的雏形）制度也就正式形成。
现在，各个委员会委员所围坐的方桌上下，都被凌乱的纸张覆盖，甚至连笔墨纸砚，也都悬挂在桌面下的横枨上。大家都挺忙。
由于玄青子的努力，国家情报网已经初步搭建，全国各地的信息，开始多了起来。
四川秦良玉、马祥麟母子的报文，前后发出过十三道，国家这边接到的，仅仅是第九份。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北京方面明确知道，他们接的是第九份题本，这并不奇怪！因为秦大娘每写一次，都会注明这是第几份。真正奇怪的是，秦大帅没理由会未卜先知，提前打招呼，说自己将要写多少份。那么这总计十三道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这正是玄青子的成果之一，四川军界报送北京的公文，前前后后一共十三份，但国家只接到其中一份。可见，尽管叛乱中心在江南，但全国各地的助威者，绝对不在少数。
但这种现象并不可怕，北地有保守党势力，证明南国那边。也一定有新党的支持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从坏事儿中看到好处，这可不是什么自欺欺人。
但目前最出人意料的消息是：定王慈炯，居然在开封募集到五营计两万人马，并且起名叫大通君子营，公开的旗号是助国平叛。
这种事情，说大绝对大。说小不可能小。大家都不好乱开口，听到皇上一个人在上面生闷气，所有分议大臣都只能该干嘛干嘛。君臣之间。急需一个打破平衡地突破口：
“行啦，”小朱笑着拍了一下桌子，“都别装了，大家都说说吧。”
说。说什么？冷场三秒钟后，熊文灿起身一抱拳：
“皇上，川人耐苦，所在又号称天府，是以这税赋，理当比别省要高一些。”
“靠！”
小朱听到熊文灿这番话语，气得差点没一头从御座上栽下来。善财督抚熊文灿于国乱期间，仍兢兢业业的改革税制，这小朱很领情。但再怎么变法，也不能胡来！
适当增加某高产地区的税赋。这当然符合经济规律，可也没这么干的！什么叫耐苦？哦，勤劳倒成了高税率的理由？那久而久之，神州赤县，岂不成了懒汉之国？
“卿家先坐。”小朱不是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尽管他是皇上。“为今之计，当尽快让马祥麟出兵，其他的事情，暂时先按前法吧。”
“臣…”
熊文灿还要卖乖。一旁的杨嗣昌抬手就把他扒拉到一边。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调高四川省税率。真他娘的生怕事儿小。
“启禀皇上，从奏水来看，素帅母子躬中体国，忠君爱民。同庆天府尹陈奇瑜颇有同仁之谊，那么国家这里，可不用等待申甫，直接行旨庆天府。赐国吉首与云南沐藩；进秦良玉为忠贞侯；再命陈奇瑜、马祥麟为国家右路左右招讨，以上人等，务要依计行事。此令抄送申甫即可。”
这杨嗣昌可太损了，中间关于川军地安排倒没什么，主要是一头一尾：
吉首在湖南沅江西侧，把湖南境内的一个小县城，当作封国送给云南沐王府，目的只有一个，你们沐府兵可要给国家玩命啊！
而将来即使功成，云南沐家，也一定会把封国双手奉还，道理很简单，两边隔地距离太他娘的远了，实在不方便。杨嗣昌耍弄人的本事，果真天下第一。
后一个抄送，就等于无形当中，把天下兵镇总招讨一分为三。右路是川军马祥麟和庆天府尹陈奇瑜；左路、中路目前还是申甫，但分而治之，已经不远。
杨嗣昌这个人的性格中，确实充满了攻击性，但通常地前提是对方确实有小辫子。申甫走到今天，他的错误是一个接着一个。
屠城；开封城处置失当，险些酿成民变；假托定王之名，将许尔安、张缙彦这两个朝廷钦犯，抓了又放；以及允许定王募兵。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令所有人感到万分遗憾！不立马派锦衣卫过去砍他脑袋，就已经够把他当人才看了，总招讨，看来他是做不多久喽。
“申甫人才难得，自那年后金入寇，就替朕从戎，十七年来，他确实很不容易啊！”
小朱发了一通感慨，他其实很喜欢申甫，因为申和尚是现在这个时代里，除了已经辞世的徐光启，唯一一个对火炮情有独钟的军人。其他名将依仗大炮，尊重大炮，但真正痴迷火炮的，只有申甫。
现在这个情况，临阵换帅也来不及了，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差，再给申甫一个机会，将来功罪互消，也就是了。
“启禀皇上，”周定方也是满脑门的三条竖道，申甫的罪行，也有他的失误在里面。不过他心理素质好，也敢担当，所以这阵子表现还算出色，该负责的时候，也能做到挺身而出：
“朝令夕改，乃国中大忌，尤其战时军旅。万万不可儿戏与之！”
“哼！”杨嗣昌上当了，“巡视诸省兵镇总招讨乃是职权，而申甫如今深陷豫北，右路自当无暇顾及。中路、左路诸省，仍归申甫调遣。这岂是朝令夕改？”
“啊，对呀！”小朱也上当了，“朕并没有说过，要撤换总招讨啊！”
“如此，臣有本请奏。”周定方连忙深施一礼，“皇上，依据金声传过来的奏水看。定王已然因天一阁纵火案，被判定追夺王诰。因此说，待宗人府核准后，我国便不再有定王。单只有国姓慈炯了。既然民间人士，义勇勤王，倒也，呃，倒也合乎情理！”
“噗哧，”包括小朱在内，好多人都笑了。杨嗣昌翻了翻白眼，脑子正在高速运转河南那边的大通君子营已经成建制了，又是申甫以总招讨的身份拍板敲定地，既然存在就是合理。便索性用一用这支王兵吧。这里有一点要交代清楚，表面上，申甫居然敢同意定王慈炯公开募兵，这绝对属于军队失控现象。但在目前这个大变革时代背景下，又是一个必然出现的过程。
政治变革。就意味着权力地再分配，那么好了，什么权力该分，什么权力不能分，有时候确实不太容易把控。
大明帝国经过近300年的缓慢发展。逐步来到了千疮百孔的堤坝之上。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溃堤就将不可逆转。更何况是变民和外族这两大诱引？
然而国家在小朱的带领下。 前十二年，继续奉行君子养民路线，甚至还利用皇商制将这种模式推到了最顶峰，从而获得了士林、皇商、亲藩、豪门的一致支持。这些特权阶层地权力依旧特殊，甚至连皇权也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而这些特殊群体，能够紧紧团结在小朱周围，并创下：平定内乱；降服后金；开拓北海、新疆、西藏、南洋这等开疆辟土地无上武功，也只是为了继续获取巨额收益罢了。
如果，打下地地盘归你，将来这片沃土种出来地东西也归你，原住民和新移民还归你，你愿不愿意去打仗？答案当然是当然啊！
但这里绝对蕴含着一个隐患：国家机器的开动运转，竟然是在为着某个阶层服务，并且这个阶层地人数在社会上又占据着极小的比例。这样体制的后果就是：时间越久，贫富差距越严重。
本来大明就已经是这个问题了，现在好么，打下来的土地越多，这个窟窿就越大。那么请问，这个阶层是不是就丧失了继续存活地理由？
所以，以皇帝小朱为代表的新党人，理应对这个现状说不。也就是以东林为首的旧君子党集团，被抛弃的时刻，已经到来！只不过时间进程有点太快了，新陈代谢的代价偏高了一些。
小朱坐上皇帝宝座以来，虽然为了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对象，而采取了很多和稀泥一般的方法。但在这些方法之中，也悄悄塞进去了一些私货。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力提高科技生产力，增大了投入产出比。
这类型的改革措施（对于旧君子来说）具备了强大的迷惑性。但却创造了一个伟大地效果，那就是杯盖型社会财富体系。
当基层社会人员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大时，人类社会中固有的关联关系，必然产生变化，最最明显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渐渐弱化。
在农业经济为主体地旧明，人民需要的是维持生命。当天灾降临到人地矛盾剧烈的旧明社会，食不裹腹的草民为了活下去，就只能卖身为奴，因为社会资源全然掌握在旧君子党人手中，小民只有依附在这些特权阶层的羽翼下，才可以苟活。但人类地贪婪本性注定了，越有钱地人，吝啬自私的比例就越大。所以更多地草民根本难以维持生计，最终只好走上变民的道路。
而小朱的改革，表面上以皇商为主体，但实质内容，是农、商、工并举的经济制度。他在保证皇商系的收入同时，也让草民手中的财富迅速增加。
通过十七年地积累，魏藻德的实际控制理论、杨嗣昌的新制（勘定行省区划、遍植学政）、卢象升的新法（土地分级、仆从新制）、熊文灿的新策（设立海关、银行、邮政）等维新理论也就应运而生。
其中魏藻德的实际控制理论最为重要。其核心内容就是号召国家树立对外扩张的国策。
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首先就需要大移民，其次就是大投资，然后才是政府官员的大派遣。这种波澜壮阔地大开发，使得宗族…家主…家奴的社会构成体系，彻底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