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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春，蒋介石为了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 如、滕杰等一行 7 人，以军事考察团的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 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 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 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 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 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 务处做了不少的调整。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 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 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 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 厂、 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 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 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 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 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 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 之所好。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 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 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 此行。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 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 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 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1935 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 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的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 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做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 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 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 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 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 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奇=从 1936 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 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 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书=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 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 3、4 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网=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 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 却远不如郑有经验。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 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 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 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 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6 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郑介民 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 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 12 万港市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 40 余人叛陈投蒋。
7 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 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 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 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 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 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 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 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 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 一笔巨额奖金。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 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 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 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 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 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 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 去办公，老是椎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 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 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 吴赓恕 4 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 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 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干 1940 年将书记长的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 任这一职务。一直到 1946 年 3 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 代理。到 1942 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 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 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从军统局支 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也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 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 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 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 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 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支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 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 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 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 1939 年陆 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 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他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 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 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 非去不可。”郑介民于 1939 年 9 月进陆大将官班，1940 年 4 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 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 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 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 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 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 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 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 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 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 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的精神， 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 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 全”的“儒将”。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 1940 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 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