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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评价武则天呢？她究竟是郭沫若笔下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杰出女政治家，还是岑仲勉口中“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只是捡了个馅饼吃侥幸没饿死的篡位者？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同，看重之处也不同，实在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既然写了这篇文，说不得也只能加入到这场口水战中。^_^
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政和外交。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复国为止，大约25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21年（自弘道元年12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了以中书省为主。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宰相。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强皇权。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荡，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七O三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过。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杨再思等的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自己服务。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_^ 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27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租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对于科举制的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开殿试、开武举，首创糊名、誊录，独重进士科，以词赋文采作为录取标准等举措，无一不为后世借鉴沿用。唐代科举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后成倍增加，拜相人数自她登基以后大幅度上涨，因此无法否定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以科举出身者为中心。不过她在大兴科举的同时，轻儒学，废学校，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奴婢部曲制度的打击。唐代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以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汪海壬衔涫贤持纹诩浠旧舷鹆斯刂械厍木鹿笞宓牟壳⒌杩椭疲唤鍪嵌悦欧е贫鹊某寤鳎步夥帕舜罅坷投Γ怯兄谏缁峤降摹�
经济和文化方面个人认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处。武氏对于农业的重视，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认可。做皇后期间她便多次主持劝课农桑的亲蚕仪式，上书建言十二事里也着重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以她的名义编写删定了一本名为《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发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统治者御撰的农书。登基为帝后她重视兴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达20多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统治天下45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苏、广西，北至青海、内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9万亩之多。尤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手工业等均进步显著。全国人口自永徽三年的385万户，增长至神龙元年的615万户，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长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统治时期基本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天灾人祸。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武周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有学者认为武周的经济发展是初唐的马鞍型低谷，因其发展速度不及贞观，经济规模不及开元，但这本身就表明武周时代的经济有继续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武则天的统治不力，是不恰当的。
武氏经济方面的失分一在于逃户，二在于恶钱。史书上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武周时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应是事实。只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并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减少等自然迁徙的因素，武氏对逃户采取了宽容态度，允许他们在新乡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带来的压力。然而无可否认，户籍的疏于管理对于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禁断恶钱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时代，还令宋璟头疼不已，直接导致了他罢相＇2＇。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渐趋奢靡，广建宫室，修明堂，立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府库为之耗竭。考虑到老太太毕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临死前过把瘾，这心态也颇可理解，毕竟天下哪有那么多大公无私的帝王。不过不管怎么花钱，武氏始终注意不超越最后的底线，她会去敲诈胡商，向僧尼收税，甚至要求京官减两月俸禄来筹钱，但决不去动用为赈灾而设的义仓，不去卖官鬻爵，比她儿子还是强多了。
文化建设则是武氏的强项。《全唐诗》将有唐三百年风骚归功于太宗名下，但文艺之盛实始于武周时代。贞观仍处于南北文风交融的时期，君臣致力于淳风俗教化，将文学视为点缀升平的余事，虽然喜爱，却并未全情投入。而武氏对于文学的醉心自非贞观君臣所及，由她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文变成了词藻文采，带动文风大畅，名家辈出。先后出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首位史学理论批评家刘知几等等，沈宋奠定律诗雏形，陈子昂高举建安风骨，上官婉儿引领宫廷诗人，可谓星光熠熠，开盛唐时代文坛繁盛之先声。这期间的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也极一时之盛。这可从唐人的诗文笔记中看出，当时的社会开放而宽容，男女都很喜欢户外运动、歌舞、及宴饮。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华严宗、禅宗和律宗，隋唐八宗里就占了三个宗派，其间出现的译经大师有实叉难陀、义净等。道教的地位虽比李唐时有所下降，但她并未着力打压，反而肯定“老子化胡”为事实，道士马元贞等也颇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俨的关系更是为人熟知了。域外宗教如摩尼教也在这个时候传播于中原。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的内政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说功大于过应不为过。个人认为其最大弊政在于法制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虽然这些不能以国计民生的硬指标来衡量，但影响深远，诚为憾事。
（未完，下半部分明天贴）
军事外交方面是武皇最受人诟病之处，岑仲勉便尖锐地指责她“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以此否认她的政绩。比起太宗高宗时代天可汗对外战争中的咄咄逼人威风八面，武周的对外战绩的确不理想，但也不像有些网文渲染得那样夸张。以她最为人指责的契丹营州之乱为例，从头到尾也就扰攘了一年左右，只是老太太喜欢改年号，东一个万岁通天，西一个万岁登封，好端端的一年里就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很久。对付吐蕃的战绩也不算差，安西四镇在垂拱年间失去，但也是在她手里夺回来的，并力排众议派驻军队常驻四镇，从而结束了四镇建立以来一直不稳定的局面。又于长安二年（公元703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唐代西陲军府二元化的管理体制自是形成。自她收复四镇以来，至安史之乱爆发，西域一直牢牢掌握在唐军手里，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野心，也遏制了后突厥帝国的势力扩张。因此日后突厥无法南下侵唐，也无法染指西域，终至渐渐败亡。然而她对付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默啜可汗老奸巨滑，又有一个中国通暾欲谷做军师，对于不谙军事的武皇来说，的确很难搞定。
这些一时的胜负其实并非关键，武皇对于大唐国防军事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府兵制的衰落和马政的弛废上。一般公认武周时期府兵崩坏的速度骤然加剧，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府兵在对外战争中的实际作用有所争议，但府兵制作为唐前期的重要军事制度，其败坏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而战马则在冷兵器时代的交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唐开国时相当重视，高宗麟德年间有马76万匹，为唐代的极盛时期。而武皇当政时期，或由于管理不善，或由于蛮族劫掠，到了玄宗即位时已只有20多万匹，数量下降非常惊人，经过几十年的恢复，也不过40多万匹，难以再现麟德时的盛况。兵源枯竭，马匹缺失，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武周时的军队战斗力不佳，也就不足为奇。
武皇当政时的内政外交大致如此，很难给予一个简单的评价。她有惊世之才，却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巩固帝位上，一定程度影响了她的政绩。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她执政的几十年里，同时播下了唐朝繁盛和危机的种子，是幸运也是不幸，这两点都被她的孙子李隆基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外，我们在评价她的功过是非之时，还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其二是她的性别因素。无论宰相职权的削弱，科举制的兴盛，还是府兵制的败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