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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您的麻烦？哼，这话说得有些过了吧？……也别拐弯儿了，您老人家有什么事还是直说吧！”何贵没理会这些，绷着脸自顾坐到了旁边地一把椅子上，又冷笑说道。
“敬之！”苏凌阿看何贵一副硬梆梆的作派。知道对方对自己磕头赔罪的戏码并不感兴趣，干脆也就懒得再装，端直了身子凑到何贵身边坐下，一本正经地道：“敬之，你有你地脾气，老哥哥知道。也知道你不想让老哥我在广东官场上赚些好处，怕苦了百姓。可是，你不让我去赚好处。老哥哥我也交不了差。……你要是不想让我刮地皮，也行，可是，你得给老哥哥我找一条生财之道！”
“什么意思？”何贵闻言一怔。
“呵呵，其实也没什么意思。”苏凌阿突然抖着脸上的肥肉笑了笑，“前两天和中堂来了信，臭骂了老哥我一顿。说你何贵何敬之是天下闻名的金点子。简直就是陶朱公再世，我守着你这么一个摇钱树还要去闹腾着刮地皮。简直就是混帐加三级。让我来向你磕头赔罪……至于剩下的，老弟你总该能明白了吧？”
“你是说……”
“没错。和中堂让你给老哥我找一条生财之道，别的，嘿嘿，都听你的也行。反正只要是有了钱。我无所谓。”苏凌阿说道。
“我已经很久不做生意了！”何贵皱眉道。给苏凌阿找条生财之道？说的容易。这家伙的胃口大到要命，在江苏地时候。每年都能搜刮几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的银子，自己又能找到什么生财的方法满足他？贩鸦片？那还不如直接在虎门点把火把自己烧烤了算了！
“这些我不管。”苏凌阿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反正我这头也磕了，罪也赔了。你找不到生意给我，那可就是你的错。到时候，和中堂那边儿我没法交待，就只有刮地皮。那样的话，你要是再找我的麻烦，和中堂那边你也交待不了……”
“你这不是无赖嘛！”何贵叫道。
“这年头，什么都是假地。君骗臣，臣骗君；父骗子，子骗父；自己还能骗自己。就只有钱这东西，看在眼里是真的，捏在手里也是实地。……为了钱，无赖又怎样？”苏凌阿哼道。
“你……”
“行了。和中堂吩咐的我可是都做了，敬之老弟，剩下的可就等你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要是没东西拿给我，那可就别再在老哥哥我做事儿的时候找麻烦。那个……我就先走了，你慢坐！”苏凌阿吃力的站起身来，说完就往外走。事实上，要不是惮于和地严命，他才不会来向何贵低头呢，毕竟这半年来两人之间处得很不愉快，他这个总督地脸面都丢尽了。可话说回来，如果何贵真能帮他找到一条生财之道，坐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就有钱收，他也是很乐意的。
“慢着！”
见苏凌阿一步三晃地马上就要走出客厅，何贵突然在后面叫道。
“怎么？老弟你还有事儿？”苏凌阿转过身来问道。
“你真想走正道，做生意？”何贵问道。
“我不管什么正道邪道，只想发财！”苏凌阿答道。
“那好。我这里正好有一个生意。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都没能实施，你要是能想出办法，倒真是一个可以发大财的道儿！”何贵淡淡地说道。
“哦？每年能赚多少？”苏凌阿问道。
“那我不知道。反正全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不过，这生意如果真能做成了，你就是做上两辈子，恐怕也做不完。”何贵说道。
“呵呵，有这种好事儿？那你先说说看！”苏凌阿说道。
“越南广宁有煤田。距离地面也就只有一两丈深，挖出开地表的土层就能直接开采，成本低廉，煤质优越。储量巨大，恐不止万万万万斤，……你说，这笔生意值不值得做？”何贵有些狞笑似地问道。
第二卷：京城沉浮录
第二百六十五章 海运
有清一代，只要细细观察，就会发现，清政府的矿业政策呈现出一个马鞍形的先松中禁最后转驰的发展态势。清朝的统治者们从来也没有真正重视过矿业的开采与发展，无论禁或驰，其实质都是为了封建官府统治的需要，政治利益始终高于经济利益的需要，居主导地位。可以说，清代矿业政策的修改废立与当政皇帝的个人素质喜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矿业兴衰大权把握在最高当政者一人手中。
清初顺治、康熙两朝，鉴于社会百废待兴，“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清初宽松的矿业政策与顺治帝的慈悲，康熙的雄才大略有极大关系。但到康熙朝末年，皇帝年事已高，多疑猜测，恐怕政局大乱，求稳心态占上风，因此采取封禁政策。从康熙朝末年到乾隆初年，包括整个雍正朝，这是清矿政的“马鞍”低谷中心。具体分析一下其对矿业实行封禁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害怕“奸人云集、蝇营蝎噬，”对清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其二，封建传统迷信思想作崇，历来矿产自滇粤出，直隶、山东等地“于京师为股肱，岳镇方望，拱护环围，乌可锤凿而破碎之乎？”此种思想从古至近代累及北方，尤其是靠近京畿地区的矿业开采。其三，对统治阶级的利益造成侵害，矿业“可养穷民，不可裕国帑。”开矿虽可“岁俭民饥。淘沙糊口。”岂能“利一而害百乎！”雍正朝，矿禁稍放松，以禁为主，大约与此一时期政治上地高压政策紧密相关。不过，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虽然在文化无比的保守。在矿业开采上却算得上是清代较开明的一位当权者。
曾有位监察御使孟生蕙用风水堪舆之类的学问为依据，上奏请求对北京昌平一带的煤矿实行封禁，声称：昌平州坐落正当京城乾坎之位，其山即京城北面屏障。山以虚受，气以实流。实者削之使虚则甚易，虚者补之复实则甚难。结果，奏折上禀乾隆之后，这位皇帝却认为孟生蕙所言实属迂谬，特别是折内所写“安畿辅数百里内之坤舆，葆神京亿万斯年之元气。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措语更属荒诞。乾隆皇帝用朱批指出：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座，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余年，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从未闻以关系风水。如果说开设厂矿。聚集多人，恐滋扰地方，那么，每年采取煤斤石料，所用人夫不知有多少。并未见滋生事端。结果。孟生蕙被交部严加议处，昌平州开采矿藏照常进行。
不过。乾隆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批言，除了他本人对矿业开采持有较为开明地看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清代对京西煤炭的依赖已经极为严重。因为在当时，煤炭已经成为了北京城的主要燃料，随着用户日多，供需关系紧张，煤价也日益上涨。所以，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乾隆才会支持昌平等地的煤矿开采。甚至于，在乾隆二十七年，因为煤窑日多而造成了排水量增大，致使京城附近九龙山与南大梁之间的排水沟排泄不畅，严重影响煤炭开采，他还几次下令进行大规模修建、开凿泄水沟。
其实，不仅是北京一带，山东等地地煤窑也有很多。就像产煤的枣庄一带，每天往台儿庄码头的运煤牛车就有一二百辆，按每辆牛车两千斤计算，那就是三四十万斤。可即便煤业发展如此之好，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煤窑开采年份日久等等原因的影响，整个大清国的产煤量依旧有些供不应求。因为，清朝已经出现了不少的大城市，不光是北京一带，像山东济南、江苏徐州、扬州、南京，浙江地杭州，安徽的安庆等地区也都大量的消耗着煤炭。煤价最高之时，甚至达到了每百斤五六钱银子！
所以，从事煤矿开采是一个十分赚钱的行业。
要不然，当初黎维祁头一次来广东的时候，何贵也不会要求这家伙把广宁的煤田交由十三行。毕竟，纵然煤炭在后世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如果在这时候没什么用，十三行的那些人也不会眼巴巴地去开采，要了也没用！
可惜，如今广宁的煤田就算已经被清廷掌握在手中，何贵却又一直不敢去触碰“海运”这一敏感词汇。毕竟，从广东往北，无论是走江西还是福建，都是路途艰难，而且陆路运输不仅量小，而且成本也高，远不如海运地运量巨大且成本低廉。而如果广宁的煤田只是用来满足广州地区所用，一年就算赚钱，顶多有个十几二十万两也就不错了，这笔钱，根本就不会被那些行商看眼里。
可何贵没想到，苏凌阿会突然来上这么一出。他又一时想不到什么发财大计交出来，所以，只好先拿出这么一条来暂时应付。在他看来，不管苏凌阿能不能解决海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总比让这家伙拿着和当挡箭牌去刮地皮的强。只要能多拖一段时间，自己说不定真的就能想到办法，那时候，也就无所谓了。
不过，何贵依旧还是小看了苏凌阿对钱财地渴望！
虽然乾隆朝地矿业发展已经不算慢，但由于储量以及开采技术落后等种种原因，煤炭等矿产的价格依旧不低。即便是现在，每百斤煤炭地价格也有两三钱，如果煤质优良，还会更高。所以，苏凌阿在听完了何贵的介绍之后，便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广宁的煤田给弄到手了。为此，他还算了一笔帐：广宁的煤田开采方便，无需挖窑。一名雇工按一天可挖两千斤计算，雇上千人，一天便可挖出二百万斤，就是每百斤按两钱银子计算，那也是四千两银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一百二三十万两。除去工人地工钱以及各项运资，还有各项应缴的税收，和该交的“好处费”，他每年恐怕也能拥有四五十万两的收入。虽说这种计算有些过于理想，但不可否认的。如果真的能够拿下广宁地煤田，利润必定丰厚至极。不比他当江苏巡抚的时候差，说不定还要高出。
于是，在如此丰厚的利润的刺激下，苏凌阿暴发出了让何贵无比惊异的能量。
首先，这家伙写信给和。要那位和中堂在京襄助；接着，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说动了已经被乾隆“抬”入了汉军正白旗，正留在北京地前安南国王黎维祁，让其指使正在国子监学习的幼子，也就是现任越南国王出面向乾隆上书，请求大清与越南相互开放边境，以慰“越南百姓向慕天朝之心”……当然，伴随着这种开放。生意自然也是要做的。只是，仅只广西、广东恐怕不能满足越南人的“向慕之心”。那什么福建、江苏、山东、直隶之类的，最好也对对越南人开放。可越南人从陆路走又未免过于麻烦，所以，请大清国皇帝准许越南人乘船而来。
对于这种事情，乾隆本来是不会同意的。就算同意。也顶多只是选择性地同意，而不会全盘接受。可是。苏凌阿这人虽然贪婪，在需要花钱的时候却绝不会吝惜……在京城，他不仅找了老关系户和，还撒了二三十万两银子找了不少其他人，甚至还有不少是皇室宗族。这么多人的游说，再加上如今的越南，无论是旧王还是新王，都在北京城住着，人在屋檐下；就连其领土，除了南方还有一部分被由法国人支持的阮福映，以及在阮福映联合法国人跟暹罗人的打击之下苟延残喘的阮岳、阮侣两人占据之外，大部分也都是在清廷的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处境也不可谓不可怜。所以，乾隆也就没有了太大地防备之心。再者说了，小小越南，又有什么值得防备的？大清国防备海上，可从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