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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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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导言
导言
楚河汉界话中国
华夏文明的组织
黄河，自古以来便被公认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其实，严格来讲，只能算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的水，固然是人类生存和耕种不可或缺的，但“黄河之水天上来”，也指出黄河的特色是长年泛滥成灾。为了治理这个严重的水患，居住在大河旁边的各个部族，不得不组成某种程度的“命运共同体”，这便是华夏文明的开端。
从传说中的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炎帝王朝）、黄帝王朝、夏王朝、商王朝，至周王朝时乃达到华夏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由于治理水患需要汇集人力，华夏文明讲求组织，并由固定的领导者分层管理，最高的领导者便被称为“共主”。依情势及力量的轮替，“共主”在一段期间后，便由有力量者取得，从有巢氏到周王朝，便象征着共主领导权的轮替。当然，“共主”之下，也依部族血统的亲疏及部族规模的大小，将很多“小领袖”安排在这个领导的“政治体系”中。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组织从松懈到逐渐紧密，在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形成后，组织的完整和系统化已至相当令人惊讶的程度，社会秩序和组织力量的发挥也到达了最高潮。
这个组织讲求阶层管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或部族应谨守自己的岗位及名分。部族依大小与和共主间的亲疏关系，也区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以紧密的组织来发挥集体的力量。这种井然有序的结构和关系，便是日后孔子最为推崇的。其实，儒家的思想系统，便是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发展出来的。
自成体系的楚文明
传统的史学观，总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华夏文明体系上，把他们活动的地区称为“中原”，也只把他们视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其实，华夏文明蓬勃发展之际，在目前中国版图的各个地区，更存在着数万个大小部族，其中以楚文明最具特色。
过去，很多的史学家，总把楚文明视为华夏文明内一个附属的偏远次级文明，并将其归属于周王朝的“诸侯”。即使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落人这个窠臼中，这多少是“大中华沙文主义”的心理在作祟。但目前考古学家所发现的新资料中，逐渐证明楚文明不但不同于华夏文明，并且很早便拥有自成一体的文化，相当的精致并特殊，甚至比华夏文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同于华夏文明的“火”及“鸟”类图腾族，楚文明以“蛇”及“兽”类图腾为主，分布地区几乎遍及黄河南岸到长江南北岸。或许由于山岳及沼泽太多，这个文明的部族通常不大，独立性高，作战的机动能力很强。目前有不少史料显示，伏羲氏及黄帝王朝可能也来自这个文明体系的较北方部族（详见拙作《乱世经营术》。也就是说，这个图腾族很早便参与了中原华夏文明的“争权夺利”。
不过，自从黄帝王朝的末任共主帝尧，被原属东方乌图腾族的帝舜篡位后，帝尧的残余势力被流放于南方，又回到楚文明中。历经夏、商、西周王朝连续将近一千年，除了少数几股留居在中原的部族外，这个图腾族几乎退出了华夏文明的政局。
蛇兽图腾族的特色是以游猎为生，活动力强而不固定，因此部族间的组织松懈，大多采取平等的联盟方式，不像华夏文明有井然有序的阶级组织。在中央组织上，楚文明也采用集体领导方式，因此身居最高领导者的楚王，在重要的事务上都必须咨询各大部族的长老或领袖。加上其族群分散于各地，交通不便，整合集结的力量较弱，使楚国在整体作战力上并不显得特别强。不过，这个分权的联盟组织，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绝不亚于黄河流域的华夏体系。
南北对峙的二大文明
西周王朝成立时，楚国自身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政治体系。领导者也自称为王，和周“天子”地位平等，而不像一般的中原诸侯是归属于周天子的分封和管辖。因此，楚王朝很早便和周王朝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
日后的楚王，在名字上都有个“熊”字，应与兽图腾族有关，也有史家认为可能与黄帝的“有熊氏”属同一部族。《帝王世纪》书中便记载着帝尧被帝舜流放到长江流域的传说，或许这也是“有熊氏”退出中原政局后，“落叶归根”的行动。相信在那个时候，黄帝王朝的重要长老也有不少人跟着南返，楚王室或许便是由这些部族发展出来的。
游猎部族的规模通常不大，但活动力强，影响幅员也较大，其政治组织皆属松散联盟。“共主”没有太大的权力，但名义上却可领导颇富作战力的庞大团体，因此他们的声势远大于实力，楚国便是属于这样的组织。（在美国西部开拓时代的印第安人，也可看到这种联盟部族的型态。）
春秋时代，楚国几乎已整合了黄河南岸到长江流域的整个区域，统辖人口之多，也绝非中原各诸侯国所可比拟。而且楚国各部族皆好勇斗狠，善战又认真，没有一个中原诸侯不对他们感到畏惧。幸好，楚国是分权组织，楚王真正能动员的兵力有限，否则即使中原大诸侯联合对抗，可能也不是楚国的对手。
不过，中原各部族一向自大，不管楚国有多强，中原的“共主”也绝不会给予平等待遇。因此当西周王朝建立时，楚“共主”曾基于礼貌向周武王表示庆贺，周天子居然以其是化外民族，赐给他一个诸侯中最低爵位的“子”爵。幸好当时的楚王也弄不清“子爵”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有产生争执。
《史记》上便有如此记载，楚武王熊通曾对东周王室的使臣表示：“我们的祖先在周成王时，已经是周天子的好朋友了。”显示楚王朝在西周早年力量就已很大，可以和周天子平起平坐，因此楚王一向不在乎周天子给他们的封号，后来干脆也自称为王了。
诸侯国的称霸与抗楚
春秋是这两股文明南北大对抗的时代。这段期间，楚国继黄帝王朝之后，趁中原乱局，再度积极地向中原扩充其势力，所以楚国属于攻击者，华夏文明的历任霸主则属于守势的一方。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成为中原第一个非周王室的“实质共主”，其攘夷的目标除北方少数异族外，最主要对象便是楚国。管仲以“八国联军”南征，却雷声大雨点小的以和谈收局，主要便在于他没把握凭借实力击败楚国，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即将展开的正式对决，以维持住齐国在中原的霸权，也暂时阻挡住楚成王的北上雄心。
宋襄公自认是齐桓公中原霸权的继任人，所以也尽毕生之力阻挠楚国势力的北侵。泓水之战，他明知必败，仍奋力一击，成了护卫中原的悲剧英雄。虽然此后中原霸权出现了短暂的断层，但宋襄公的拚命，却导致了楚成王和成得臣之间的政治斗争，致使楚国整合无力，无法挥军北上，否则楚国称霸中原可能会提早数十年。
晋文公的崛起，使中原诸侯有力量再度抵挡住楚成王的攻势。晋文公重耳本人曾在楚国接受政治庇护，因此相当了解楚国的优势与劣势。就任晋国领袖后，他便利用楚王和成得臣间的矛盾，在城濮之战中，巧妙地击败了楚国，也把楚成王的争霸雄心彻底浇熄了。
晋楚间的长期对抗，虽各有胜负，但却导致两国力量的趋于衰颓。春秋末年，楚成王之孙庄王虽称霸中原，完成登上中国霸主之位的美梦，但楚国长年耗损国力，终为东南方新兴的吴国所败。
吴越先后称霸，象征着长江流域的部落实力大增，南方各部族的实力也稳稳地超越了北方。楚国最后虽再度灭亡越国，统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各地区，但楚国的文明在历经动乱后也更形复杂了。
由于吴国早年曾接受晋国的经援及军援，因此吴文明中有大量火图腾族文化。此外，春秋末年齐鲁地区有众多移民进人吴越境内，使马图腾文化也跟着入侵，再加上越国原有的水族图腾，使得原本就颇复杂的楚文明，在并吞吴越后更形多样化了。
战国亡雄的格局
笔者曾沿长江而下，考察最近出土的楚文明，除原有的兽蛇图腾外，鸟图腾的痕迹也相当的清楚。
但多元化也增加了整合上的困难，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楚国的领域虽然更大了，但竞争上的表现反而不如春秋时期。
长期战争，使杀人的武器大为进步，铁兵器代替铜兵器，杀伤力大增；战争的形态也由压倒对方气势的英雄式胜利，逐渐转成屠杀对方的毁灭性战争，大多数国家便在激烈竞争中遭到灭亡。经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代，原本三千个诸侯国，最后只剩下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战国七雄与零星的姬姓小国。
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诸侯领袖的关心重点，渐由天下争霸转为自己国家的安危。加上小诸侯纷纷消灭后，大诸侯间的缓冲区没有了，竞争不再只是为了争面子，而是攸关生死之大事。
七强并立，谁也制服不了谁，想要靠外交技巧以一国领导天下的可能性不大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在强大竞争下为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趋向国家主义，而富国强兵也成了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原本最强大的楚国，在吴越称霸期间，为了整合长江流域政治势力的需要，也暂时退出了中原霸权的争夺。因此使韩、赵、魏三国可以在较小的挑战下，承袭了晋国的霸业，而在战国初期的表现上较为优异。
但条件愈好，危机也愈大。韩、赵、魏地处中原要冲地带，承受的竞争压力最大，在历经多次战争以后，国力剧烈消耗，反而成为了最早的输家。
东方的齐国，一向以经济挂帅，作战力原本不强，因此面对强烈竞争，其表现远不如以斗智为主的春秋时代。除了在齐威王、宣王时有昙花一现的强势外，齐国在斗狠的角色上显得手足无措。战国中期后，在和北方新兴军事强权燕国的连年征战下，更是两败俱伤，自顾不暇，无心参与中原的争霸。
以幅员来讲，楚国仍是雄视群伦，只是分权联盟造成其力量很难有效集结。其间在楚悼王时代，兵法家吴起虽曾以生命为代价，促成楚国的中央集权改革运动，但功效仍然有限。日后，急于施展富国强兵之术的李斯所以会抛弃祖国，西入秦境寻求发展，也在于深感楚国集结国力困难，规模虽大，却不适于激烈竞争的挑战。
秦国的兴起
最经得起挑战的，却是原本最为弱势的秦国。秦国的祖先是商王朝时代鸟图腾族的长老——蜚廉和恶来的后代，因此在周王朝建国之初，他们成了重级战犯，族群被迫流浪各方，命运之悲惨有如犹太人亡国之情境。
残存的部落领导人远离了故居——东方的黄土平原，向西逃亡。其中蜚廉的一支庶传后代子孙，逃到山西一带，靠养马维生。不久便由于他们的专业技术，得到周王室的重用，出任养马官员；周穆王在位期间，更以军功被封于“赵”，成为了晋国的大夫，也就是日后战国七雄中赵国的祖先。
蜚廉长子恶来的嫡传后代则往西逃得更远，他们一直到雍地才定居下来，并和当地的戎人杂居。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