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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以“无”为处世的最高境界，便在于将万物一视同仁，无所偏私，这是不仁，也是大仁。
刍狗是用草扎成的狗，只是一种装饰陪衬物，无所谓的喜恶。是以天地不懂得何为仁，将万物视成刍狗，完全一视同仁，没有喜爱或憎恨。圣人也是大公无私，将所有百姓一视同仁，如同刍狗一般，也是没有喜好、没有憎恨的。
橐音陀，禽音悦，橐龠是打铁匠用来焗火用的风箱，风箱的特色在其中间是空虚的。因为空虚，所以才能蕴藏空气，任其流动而产生风力，当其摇动愈大时，风力便愈强。天地有如橐龠，廓然空虚，所以才能生化万物，养育万类，因其没有任何偏见，包容并蓄，使万物万类滋生繁衍，愈来愈多，无穷无尽。
由此而得到的人间启示，也在于为政者宜清静无为，让一切自然发展，养成自生自得的力量。多所作为，多所设施，反而容易导致失策，所以不如无为不言，谨守住心中的空虚世界，宽宏容忍来得合乎正道。
以现代的效能主义来看，或许很难同意这样的政治理念，但老子是楚国人，楚国是幅员广大的分权式部落国家，着重的是任凭各地方自然发展，以保持其本性，人为的干预，可能带来更大的祸害。
三国时魏人刘邵的《人物志》中，也明白指出：“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 ｜。qi70。）
以无味和五味，指的是水以无味，故甘、酸、苦、辛、咸等五味皆能与其和。如果为君王的，能体会为政之平淡。清静、无为，便能使百官各施其用。是以统合一国的君王若宽和，天下之理反而易得也。在中国这种复杂又幅员庞大的国家，君王的清静无为，拱己身而南向为王，不正也是儒家理想中的尧舜圣君吗？
秦始皇在治理工作上，不能算不认真。面对华夏文明崩溃后的乱局，秦始皇急着有所为，积极主动想引导新文明的建立。心中有强烈的理念和使命感，正好也是秦始皇和李斯为主的外籍政团执政时的最大问题。
秦孝公的变法使秦国的发展实力大增，但秦惠王以后的过度膨胀也带来了新的危机，昭襄王中期后不断采行恐怖的屠杀政策，已充分显示这股新的文明，也发展到了力不从心的瓶颈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个问题更形严重。战争结束后，本来也有机会让秦始皇去思考新的策略，规划长治久安的制度，但秦始皇本人和宰相李斯心中的政治理念太强，反使他们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曲解了问题的征候，使新成立的帝国，因行动力的僵化而面临崩溃的危机。秦始皇的勉强力行强制式中央集权，其实只是使问题更加的恶化而已。
刘邦大传……第三章 动乱再起
第三章 动乱再起
陈胜提出他苦思甚久的计划，假冒扶苏及项燕之名，向全国各地发出檄文，要求联合共同反抗秦政。……胡亥即位一年不到，叛军已遍布全国各地了。
力不从心，统一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13岁时即位为秦王，由于年纪太小，由吕不韦摄政，一直到即位第9年、22岁时，才以嫪毐事件发动政变，掌握实权。他在执政门年后完成统一大业，到50岁时去世，一共作了11年的皇帝。但由史料记载观察，统一前后的秦始皇可以说是判若两人。统一前的秦王政，勇武过人，做事积极又冷静。但统一后的最后10年间，他变得暴躁、情绪化，并显然地倾向神秘主义，对自己的身体失掉信心。太大的工作压力，已使秦始皇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
统一后的第一年，秦始皇在廷议时，对皇帝名称及政治制度的决策，仍充分显现敏锐的思辨及创意。
第二年，工作的重点仍放在咸阳，最大的工程是着手规划并兴建全国的驰道。大兴驰道的目的，便是为了有效推动中央集权的政务。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年度，秦始皇和李斯是如何积极展开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统一工作。
不过这一年却也是秦始皇一生的转折点。幼年期痛苦的环境，使秦始皇个性中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更加深了他极端的自尊心，使他在政策的推动上倾向完美主义，经常过分强制属下在执行政令时的彻底。但是统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使秦始皇尝到执政以来最大的心理挫折。
始皇28年，政策的推行问题重重，特别是齐、楚两地一直未能稳定下来，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展开宣示皇威的天下大巡幸。他由咸阳直至东方的齐地，走到海边，便转南向楚国的江苏，再往西向湖南、湖北，然后回到咸阳，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泰山封禅及派徐市（福）东海求仙两件事。
齐国原本便是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神秘主义盛行，祭祀的仪式最为完备。秦国的祖先早年便来自齐地，因此泰山封禅对皇权的宣导颇有意义。
但派徐市东海求仙，则显然和秦始皇早年的纯理性思考不合，或许是因为重大的成功让他冲昏了头。但求仙是为寻找不死之仙丹，一个健康的人，脑中是不容易装进“死亡”概念的，这显示秦始皇对自己的身体已丧失了信心。或许太多的工作要做，样样推动又不那么顺利，使他在身心上遭受太大压力，健康上也严重遭到损害。
尤其东方的不稳定，让秦始皇觉得最没有面子。虽然秦皇朝的主流派是李斯为主的法家，但秦始皇对齐鲁两地的儒生和方士，一直给予相当的尊重，主要也在寻求解决东方问题的答案。始皇29年再度东巡，却在博浪沙险为韩国遗族张良派人刺杀，幸好刺客只击中替身的车子，始皇幸免于难。31年又在咸阳微行中遭到袭击，显示统一后的治安情形反而日益恶化，连首都的安全都有了问题。特别是始皇高度的曝光率，使自己的生命倍受威胁，这对一向缺乏安全感的秦始皇来说，相信已造成他心里的严重压力。
一句谎言，兴建万里长城
始皇32年，面对国内外重重问题，秦始皇不但失掉了信心，也逐渐失去了耐心，或许健康恶化也已经日益严重了。虽然先前有徐市求仙一去不回的先例，但在这年的东巡中，他再度派出燕人卢生前往海上求仙人指点，以了解他个人和国家的未来，结果自然得到的是一篇冠冕堂皇的颂扬和安慰的隐辞。秦始皇虽稍感安心，但仍无法满足他想追寻的答案，于是他要求卢生再入海求鬼神指示，卢生被逼不过，便取回了一句“亡秦者胡”的警语。
依照当时的常理，秦皇朝既已统一天下，国内任何势力自然不可能有所威胁了，因此卢生很巧妙地把可能的危机推给北方的异族胡人。对自己统治已丧失信心及耐心的秦始皇，立刻情绪地想扑灭北方的敌人，他不但立刻派遣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征匈奴，并下令修筑中国史上最大的工程——万里长城。
自春秋时代以来长期威胁华夏文明的戎人和狄人，力量虽然逐渐衰竭，但不久北方又有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他们擅长骑射，机动性极强，更收编了戎狄的残余部落，组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阵线。这便是所谓的胡人，也是日后大汉帝国的宿敌——匈奴。
早从战国初期起，北方的燕、赵便常受到胡人的侵扰。由于游牧民族神山鬼没，驻军防守根本没有用，为了不必分出太多兵力影响中原争霸，两国便采用筑城墙防守的方式。到了秦昭襄王时，胡人也多次威胁秦国北方，为了不分散东战线的兵力，秦国也开始沿山建筑防守用的长城墙。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胡人也常内侵，但规模都不大，忙于推动统一政务的秦始皇，自然没有兴趣关注这件事，因此双方大致还能相安无事。但为了卢生这句搪塞责任的“亡秦者胡”，使秦始皇一口气动用30万大军北征，并以70余万的劳力来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的北伐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第一年攻略了河南地，第二年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34县城”。
30万大军在人数上虽有绝对优势，但胡人机动性极高，长征军补给困难，蒙恬不敢采持久战，只好也选择险要的地方修建长城以防守。他一口气完成34个城池，可见防守线拉得相当长。因此秦始皇干脆下令重修赵、秦、燕、魏等国的旧有城墙，将它们完全连在一起，以应付胡人的扰乱战术，这便是所谓的万里长城了。
秦国传统的“企业文化”本是勇猛而积极的，从建国始祖的秦仲、庄公、武公时，便常以极少的兵力和戎人周旋到底，并不断采取主动突击的战术，这也才是秦赢一族的立国精神。但统一后的内外不利局势，使秦国的作战力软化了，他们无法面对机动式的战法，只好修筑静态的防御城墙，充分显示秦赢传统文化的衰退。万里长城表面上固然可以防止敌人的随时入侵，但也限制了自己的北上发展。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对胡人的过度恐惧，以及对自己作战能力的丧失信心，都象征着秦赢一族赖以统一中国的活泼文化，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治斗争，惹出千古焚书奇案
对宰相李斯而言，最让他担心的是秦始皇对齐、鲁两地儒士及方土的特别照顾。或许有血脉相传的亲切感，本土派部落领袖对来自祖先所在地的东方学说也特别感兴趣，尤其受邹衍“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很多儒生都成了方士。
或许统一后的工作压力太大，秦始皇也逐渐迷上了这些神秘主义论。韩终、侯公、石生、卢生、徐市都成了他的宠臣，他们以请求神仙寻找不死仙丹，来吸引信心和体力皆严重衰退的秦始皇。从28年首度东巡到32年间，秦始皇在这些人身上的确也花了不少钱财、人力、物力，其中尤以徐市带三千童男童女到东海求仙的规模最大。
“法家流”的李斯，师学自“性恶论”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倾向理性推论，对于来自东方的儒学，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着迷于刻石、封禅及求仙等行为，更使李斯对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有着高度不安感，这些阿谀迎合的儒生和方士，无疑是他最具威胁性的敌人。
始皇34年，由于经济及文化统一政策推动的困难，引发不少政治危机，为压制各地方反对情绪，始皇不断展开长途的天下巡幸。但由于他自己经常不在皇宫指挥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与此同时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筑长城、海外求仙等活动，加上修驰道、建宫殿和骊山陵工程，到处都在花大钱，使刚从数百年战乱中稳定下来的秦帝国，难免要国库空虚、民穷财尽了。
就在这一年，爆发了秦帝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庆祝对匈奴和百越的军事胜利，秦始皇在咸阳皇城大摆酒宴，特别邀请齐鲁一带儒学博士七十余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团主将——官任仆射的周青臣，首先对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称颂，秦始皇虽明知这不过一堆废话，但相对于困难重重的政局，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团领袖淳于越，对这些肉麻的歌功颂德颇为不满。他首先以殷周两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稳作比较，指出症结在于制度，唯有封建子弟并依各地需要实施分权治理，才能解决当前问题。淳于越更直接指责主流派的官僚体系不正视问题，一味媚主面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