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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批量建造具备规模效应，也能降低建造成本。
到最后，“长城”级的建造成本降到了第一批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如此一来，“长城”级成为了一种相对廉价的潜艇，至少与其战斗力相比，算得上是比较便宜了。
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总共采购了四十六艘“长城”级，算上大战前的四艘，总建造量高达五十艘。因为在大战期间，中国海军建造的其他几级攻击核潜艇的数量都不多，而是秉承了不断改进的传统，所以在整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城”级是中国海军建造数量最多的攻击核潜艇，也是全球建造数量第四多的攻击核潜艇。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大战期间，“长城”级的出勤率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印度洋舰队的一艘“长城”级在执行远征大西洋的作战任务时，创造了持续部署三百八十八天的世界纪录。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城”级是中国海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坚力量。
当然，“长城”级更是当时中国海军唯一能够在远洋作战的大型攻击潜艇。
要知道，要到第四批次的“金枪鱼”级服役，全电动潜艇才具备在远离基地一万多公里的地方独立作战能力。在此之前，只有攻击核潜艇具有远洋作战能力，全电动潜艇要么在基地附近活动，要么伴随舰队活动。
事实上，在大战初期，“长城”级的主要任务就是伴随舰队活动。
主要原因就是，全电动潜艇采用的是泵**推进系统，在航速超过三十五节之后就没有任何静音优势了，而在大战期间，舰队有百分之八十的时候，航速在三十五节以上，很少以低于三十五节的速度航行。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即便“金枪鱼”级的最大航速能够跟上航母战斗群，也很难发挥作用。如此一来，真正能够伴随航母战斗群活动，而且为舰队提供反潜掩护的，就只有“长城”级了。
可以说，也正是无法采用磁流体推进系统，海军才要求“金枪鱼”级的潜航距离不得低于两万公里。因为只有达到这个级别，全电动潜艇才能取代攻击核潜艇，奔赴敌方控制的海域执行破交作战任务，从而让攻击核潜艇回归原位，伴随舰队作战。同样也是这个原因，海军才会咬紧牙关，大批量采购“长城”级，取代在航速上达不到要求的099级与097级，以及在静音上达不到要求的全电动潜艇。
此外，“长城”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即开启了潜艇的标准化时代。
事实上，“黄貂鱼”级与“金枪鱼”级就有很大的共通性，只是“金枪鱼”级采用了更多的新技术，比如第二代燃料电池、仿生消声瓦等，所以没有多少人把其看成是“黄貂鱼”级的放大版本。
在“长城”级之后，中国海军建造的几种攻击核潜艇实际上都是“长城”级的高度改进版，在基本结构上与“长城”级相差不大，甚至连武器系统、探测系统、火控系统等方面的差别都不是很大。
标准化建造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大幅度缩短设计时间。
要知道，即便在战争时期，设计一种排水量在一万五千吨以上的攻击核潜艇，也需要好几年。
除了缩短设计时间，还提高了平台的通用性，从而提高了建造效率。
别的不说，建造“长城”级的设备，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来建造其他潜艇，从而大幅度降低了船厂的负担。
当然，标准化设计思想也是来自水面战舰。
在以保证建造数量为根本要求的战争时期，标准化设计是最合适的选择。
从上面的介绍看得出来，中国海军不是不重视潜艇，而是在意识到技术**产生的影响之后，选择了厚积薄发的发展战略，利用雄厚的技术积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来了一次空前的大爆发。
这个大爆发，足以打破中美海军的战略平衡。
第一百二十五章 鹤蚌相争
第一百二十五章 鹤蚌相争
除了水面战舰与潜艇，中国海军还有很多重大装备项目，比如第六代舰载战斗机、新式舰载预警机、舰载反潜巡逻机等，以及与陆战队合作搞的两栖攻击舰，由陆战队出资研制的垂直起降攻击机等等。
只是，这些项目基本上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主要缺的是相关经费。
当时，真正让牧浩洋头痛的，还是陆军的装备项目。
可以说，第二次印度洋战争，让中国陆军好好露了一回脸，在事隔三十年之后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陆军天下第一的地位。
问题是，这也点燃了陆军的野心。
更让牧浩洋头痛的是，在连续两任海军大将担任参谋长的大背景下，陆军与空军开始联手挑战海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陆军参与了空军的大型运输机项目。
虽然从道理上讲，陆军参与大型运输机项目无可厚非，因为空运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陆军，在考虑运送物资的时候，更得考虑运送大型作战装备，所以运输机的运载能力、货舱尺寸都得以陆军主战装备为参考对象，最大载重航程也得以陆军的作战需求为准。但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上，海军与陆战队却被排除在外，而且戚凯威与母祁铁联手，削弱了牧浩洋的影响力。
说得直接一点，大型运输机项目占用了太多的军费。
二零四六到二零四七财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十七万八千六百亿元，实际开支为十七万九千三百亿元。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国防开支依然占到了中央财政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点四。在这笔巨额军费开支中，大型运输机项目就占了百分之一。
看上去，比例不小，可实际支出非常惊人。
要知道，装备开支一般占国防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最多达到了百分之四十，而同时进行的重大装备项目有上百个，仅仅一个大型运输机项目就占了百分之一，等于挤占了其他项目的经费。
事实上，大型运输机还不是陆军主导的装备项目。
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陆军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剩下的八个集团军采购未来地面战平台。
仅此一项，在二零四六到二零四七财年度，陆军就花掉了一万七千亿元，相当于当年军费开支的百分之十。
可以说，这个比例高得吓人。
按计划，陆军将在二零四七年三月底之前，也就是下一个财年度开始前为三个集团军采购全套未来地面战平台，然后在二零四七到二零四八财年度，为另外三个集团军采购全套未来地面战平台，最迟在二零四八年底完成换装工作。
最初的时候，牧浩洋坚决反对如此激进的装备采购行动。
原因很简单，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在二零五零年之前爆发，而且中国在大陆上受到的威胁并不严重，即便陆军要在大战爆发前为所有主力部队换装，也没有必要赶在二零四八年前完成。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人提出，没有必要继续保留八个集团军。
说得准确一点，应该是只为四个集团军换装，另外四个集团军保留原来的装备，等到大战爆发后再加大采购量。
果真如此的话，在二零四五年之前，至少能节省两万亿元的装备开支。
对于其他装备项目来说，这两万亿元有难以形容的重大意义，比如海军能够单独完成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空军的轰炸机项目也能提前，陆战队还能获得采购未来地面战平台的机会。
可惜的是，牧浩洋没能挡住戚凯威。
当时，戚凯威提出了两个谁也无法忽视的问题。一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很有可能倒向美国，成为中国在大陆上的强劲对手。二是中国陆军面临远征考验，即前往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而原先的主战装备对后勤保障的要求过高，很难适应远征作战，只有未来地面战平台能够胜任。
正是如此，戚凯威的主张得到了支持。
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牧浩洋有点无可奈何，只能向陆军妥协，在二零四五年底批准了陆军的换装计划。
问题是，麻烦并没因此结束。
二零四六年底，在审批下一财年度军费开支项目的时候，戚凯威提出，应该提前启动下一代地面战平台的开发与设计工作，并且从二零四八到二零四九财年度开始，对已有的地面战平台进行改进。
这下，牧浩洋忍无可忍了。
虽然当时戚凯威提出了较为充足的理由，即美国已经在燃料电池领域取得突破，很有可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装备类似于未来地面战平台的主战装备，而且在性能上肯定有所超越，中国陆军必须保持技术优势，因此就得提前启动下一代地面战平台的研制工作，并且改进已有的地面战平台，但是在现实中，牧浩洋根本不会批准这样的装备计划，因为这等于让刚刚投入的数万亿装备采购费用打水漂，而且在今后数年之内，还得在陆军装备项目上投入数万亿元。
毫无疑问，这是无法承受的负担。
这件事，最终闹到了元首府，由黄瀚林定夺。
结果让牧浩洋更加沮丧，黄瀚林几乎完全站在戚凯威这边，不但批准启动下一代地面战平台的研制工作，还要求国防部从二零四九到二零五零财年度开始，拨出一笔专项资金，用于对地面战平台进行改进。
似乎知道牧浩洋不会让步，黄瀚林直接绕过了总参谋部，由国防部来主导军费开支。
事实上，黄瀚林是利用了牧浩洋与戚凯威的矛盾，趁机降低总参谋部的地位，让国防部成为主导机构。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必须承认，牧浩洋与戚凯威没有私人矛盾，两人的分歧集中在军事力量建设上。
二零四七年春节，两人还一起去看望了黄峙博。
也正是在黄峙博的撮合下，两人达成了谅解协议，即牧浩洋支持提前研制下一代地面战平台，戚凯威则不再质疑牧浩洋的威信。
显然，两人都知道，如果继续斗下去，获益的肯定不是陆军，也不会是海军。
结果就是，在二零四七到二零四八财年度，牧浩洋为下一代地面战平台投入了一千二百亿元的研制启动经费。在戚凯威的支持下，由总参谋部提交的军费预算也顺利获得了国务院的支持。
至于国防部，依然得靠边站。
当时，牧浩洋并不清楚，戚凯威的目的就是要尽快启动下一代地面战平台的研制工作。
虽然在陆军的规划中，对地面战平台进行改进放在第一位，而主要改进之处就是用第二代燃料电池取代第一代燃料电池，改进部分作战模块，比如在反装甲平台上采用威力更大的线圈电磁炮，为多用途平台配备电磁机关炮，提高火力支援平台的投掷距离等等，从而使地面战平台的作战效率大幅度提高，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但是在戚凯威眼里，真正的重点是第二代地面战平台系统。
可以说，这也是他对陆军长远发展进行全面考虑后得出的结论。
归根结底，依然与大型电动运输机项目有关。
从根本上讲，这也正好符合牧浩洋对未来地面战争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