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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刚听了两位先生的大会发言，汤吉夫老师又走过来告诉我，他安排了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采访我。自从认识汤吉夫老师以来，我与他直接打交道的时间，连打电话都算在内，恐怕也不超过一个小时。但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和对年轻作者的关心，汤老师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支持。这次会议完全是他把我带到会场上来的。我赶快来到饭店的大堂里。那位名叫李鹏飞的记者正等在那里，一旁还坐着一位浙江师大校报的学生记者。李鹏飞是我的同龄人。采访机打开后，我们很快切入正题。他向我了解科幻界的现状，特别是国内有哪些人在创作科幻小说。我告诉他，把一些充数的少儿文学或科普作品排除掉，国内能创作真正的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其中有质有量，半职业化写作的不超过十个人；有质无量，业余写作的大概能到一百；建国以来至少发表过一篇科幻小说的，或许有一千个人吧。说实话，就是这个十、百、千的判断也是我壮了壮胆子才说的。然后，他拿着我编写的那个小册子，让我在《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一文中把这十个人找出来。我根据自己的了解为他一一划了圈。
李鹏飞走了以后，那位估计上大二的学生记者继续问我一些关于科幻的问题。他不是有备而来，只是正好坐在那里。不过，和大学生谈科幻是这几年我的家常便饭。相比之下更自然一些。最后他问我，如果会议中有时间，能不能给师大的同学们作个关于科幻文学的报告。我欣然应允，这是我的老本行呀，随叫随讲！可惜时间太苍促，直到我走的时候，这场临时讲座也没有安排好。
晚上，汤老师又告诉我，原定第二天我的讲话取消了。他不无歉然地说，你多找找记者们，跟他们接触一下也是有帮助的。我连说没关系。到会前我并没有奢望能得到一个发言时间，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会，结识一批主流文学工作者。印小册子就是为了能在私下里让个别人呼我的“书面发言”。
第二天上午继续大会发言。这次大约有近十位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每当主持人念到请某位教授、博导上台时，走上去的往往是三十左右的兄长。便是几位师范院校的校长，也没有超过五十岁的。每个人都有一头不用染起的黑发。十年前我读大学时，教我们的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看到文革后的一代人已经全面接班了。
不过，姜还是老和辣。上午发言者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河北作协主席，老作家陈冲。听陈冲的发言，就象是听马三立的相声，充满了机智的冷幽默。陈老先生发言中有一段话，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主流文学不关注通俗文学，所以通俗文学大多由一些爱好者自己来创作。爱好者的文字功底差，作品粗糙，主流文学人士看了后，更觉得通俗文学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水平，对通俗文学更不重视，如此恶性循环。其实通俗文学并非不可以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平。我觉得，把这段话中的通俗文学代换成科幻文学，正好可以表达科幻文学的生存环境。
我继续着广交朋友的预定任务。一位来自锦州师院的老师在听大会发言时坐在我身边，聊天中他问我，老舍的《猫城记》算不算科幻小说？我说当然算了，或者可以反过来说，科幻小说就是类似《猫城记》这样的作品。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位唐山师院的老师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位老师专门研究“大幻想文学”，还准备就此开一门选修课。他们问我“大幻想文学”
和“科幻文学”是什么关系。这个词我以前听说过，是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制造并炒作的一个概念。正是上届年会上，这家出版社的社长还亲自参加，并询问过与会代表有没有科幻小说作品。
当天晚上，我得到了大会组委会印制的通讯录，发现天津来了两位“津源影视中心”的制片人。这也是本届年会中惟一来自影视界的人。两天来，不止一个大会发言或小会讨论的人感慨电视夺去了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不知道他们听这样的论点时有何种心情。我敲开他们的房门，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十分钟后我得到了极为重要的一条消息：天津电视台准备搞一个科幻电视剧，正在作论证！
当天晚上是分组讨论。我刚走进饭店大门，一群浙江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围了上来。头一天他们就坐在会议厅的后排听大会发言，我还把一些小册子送给他们。于是，我们坐在大堂的休息区随便聊了起来。除了讲科幻文学以外，我还向他们谈了我对主流文学的一些总体看法，如文学的真正职业化和世俗化，文学创作动机中的现世主义和来世主义等。后来，这群学生分成三组，分别旁听三个分组讨论。在我这组里，面对着名家大腕们，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很自信也很认真地谈着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们的发言是我在小组讨论中听到的最有价值的发言。
望着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刚刚从大学校门走出来不到十年的我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老了。
那天晚上，汤老师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消息，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时，肯定会安排给我十分钟时间。于是，我赶快回到蒸笼一样的小旅馆，把笔记本垫在厚厚的教材上，伏在床板上用一个小时写下了发言稿。我离开知识分子群落已经十年了，今天中国文化界最流行什么“话语环境”、“符码系统”我全无不知，所以只能让八十年代的陈词旧调充满我的发言稿。然后，即将进行的大会发言便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到凌晨才昏昏睡去。
（三）
转天早上，密集的雨点把我挡在旅馆里。于是我又反复修改和准备讲话稿。中午时分，我趁着雨稍微小一些的时候，跑到旁边的商场里买了把伞。然后，拎着全部剩下的手册走向望江饭店。中午饭后，我又呆在大堂里，一遍遍地看着讲稿。资料手册的印费、会费、旅费加上其它钱，我一共花了一千五百块，用一千五百块买下的十分钟发言机会，如何能不珍惜。
这是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几天来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的代表们都有些倦了。一位记者后来告诉我，以前的年会她也来采访，都是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仍然是新鲜的。前两天的大会发言我都作了记录。不过，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我只能用一半精神去听了。
我的发言被排在倒数第二个，这实际上是相当好的时间。如果大会组委会事先询问我想什么时候发言，我一定会要求排在倒数第一个。心理学上有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概念，意思是说，在一大堆同类事物中，最初的或最后的都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排在中间的才倒霉。
连日来我在下面搞的“小动作”已经使不少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当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便迎着人们期待的目光走上台去，进行了肯定超过十分钟的发言。最后的掌声告诉我，大家对我的超时没什么反感。
我正准备走下台去，主持大会的陈公重老师叫住了我。作为会议主持，陈老师的任务就是把一块手表放在讲台上，随时提醒每一位发言人注意时间。三天近二十人的大会发言中，我是惟一被叫回去作补充的。不过，补充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最尴尬的：你作自由撰稿人，是怎样种生存方式？连日来，许多人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而且往往是直截了当地打听，你的稿费收入能不能养家糊口？他们抱着很大的兴趣，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基本上都是有铁饭碗的人。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只好搪塞过去。要说在中国大陆作自由撰稿人，王朔是“龙头老大”，他最有资格讲这个问题。大会期间我也经常听人提到一些百万元级作家的名字。就是在国内同龄的科幻作者中，也有比我更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听到陈老师的要求，我只好对大家说，我的与文学有关的经历都印在小册子的封三上，就不多说了。后来我想，下次年会，与科幻有关的发言最好由能到会的科幻作者们去作，我自己则专门谈一谈作自由撰稿人的体会。
下台之后，我回到座位，准备拎着装满小册子的旅行包去会议厅门口找个位置，以便在散会后代表们走出去的时候把手册塞到他们手里。但我还没等起身，已经被走过来索要小册子的人围住了，一张张名片也伴随着自我介绍递了过来。有时，我得一边向某位老师介绍情况，一边不停地把小册子递到旁边伸过来的一只只热情的手里面。整个时间里，我一直向每一位索要小册子的人致谢。那一时刻，我肯定有一副十足的推销员嘴脸。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因为大会发言还没有正式完成，我周围安静了下来。放下包袱的我也注意地听了听最后一位老师的发言。他讲的是台湾文学评论界对大陆文学的研究状况，其中谈到了一本编辑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书，是台湾评论界系统介绍大陆文学的书。在这部书里，竟然专门有一个叫“大陆科幻小说”的章节。三天来，我从别的发言者口里惟一一次听到了这个我再熟悉不过的词汇。
闭幕式后，以及在晚间的告别宴会上，我继续散发剩下的手册。包括恭恭敬敬地捧着其中的一本，送到陈忠实老师面前。遗憾的是，陈忠实老师虽然几天来一直在金华，但正是在我发言的这个下午他另有安排。象冯骥才和航鹰这样的腕级作家离开得更早。不过没有关系。估计一两年内，我总会有机会，在更多的大陆文坛名家们面前介绍科幻小说的。
第二天下午，我踏上了北归的列车。几天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我事先的预计，惟一的损失就是因为不适应当地的天气，身上长了不少痱子。几天过来，麦熟区已经向北推进到山东境内。我出神地透过车窗，看着铁路两旁那些坦克般在田地里忙碌的联合收割机，心里想着，经过几代人播种和培育的中国科幻文学，它的收获期还要等多久呢？
2000年6月3日于天津
郑军在中国小说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2000年5月28日至31日，中国小说学会第五次年会在浙江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召开。包括冯骥才、陈忠实、航鹰、陈冲、叶文玲等在内的著名文学家和陈俊涛、金汉、汤吉夫、夏康达、陈公重在内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共一百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天津青年科幻作者郑军也参加了年会，并作了关于科幻文学的大会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下面是郑军的发言原稿）
首先感谢中国小说学会给我安排了发言时间。能够在这么多位主流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们面前介绍科幻文学，自1997年以来，在中国所有的科幻作者中间，我还是第一个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感谢不仅代表我个人，也代表所有在中国科幻文学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的科幻作者们。
1902年，梁启超先生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从日文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文学样式。从那时到现在，九十八年过去了，中国主流文学界对于科幻文学始终是雾里看花。提起科幻小说，大家都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事物，但在中国，究竟谁在写科幻小说，写了怎样的科幻小说，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如此鸿沟的形成，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这次我来参加年会，就是为了向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