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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讲起话来一口极为优雅的男低音，跟他的外貌形成鲜明对照。他身形瘦削，甚至瘦骨嶙峋，鹰钩鼻，高鼻梁，没有血色的薄嘴唇；看外貌这人说起话来嗓音本该又尖又高、不堪入耳。他那柔和深沉的男低音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
古罗夫欠起身来鞠了一躬，彬彬有礼地说：
“请原谅我未作自我介绍。我叫古罗夫·列夫·伊凡诺维奇。”他坐下来，一只腿跷到另一只腿上。“我想说明一下情况。我是沙尔瓦·达维多维奇的老熟人，一辈子都在刑事侦查部门工作，我没有拿朋友的钱，将来也不会拿。我相信您和法庭，我之所以来访是出于对老朋友应有的尊重。我答应他跟您见见面，我们可以像文明人那样随便聊聊。”
“您想必有些问题，那就敬请询问吧。”主人整了整围在青筋突起的颈子上的围巾。“我洗耳恭听。”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本人相信犯人有罪吗？”
“在这个案子中这不是原则问题。”
“对您来说是如此，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对我来说则不是。请您务必回答。”
“好吧。我不知道。”律师把他那皮包骨似的手指弄得咯吱作响，又用尖刻的语气补充说：“与其说我相信，倒不如说不信。请注意，这是一种非常直觉的看法，没有具体事实证实。没有具体事实证明的是，那年青人犯了这个罪行。”
“一个有经验的人，他的直觉依据的是一定的事件，而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毫无疑问是个很有经验的人。我能不能问一下，您的直觉依据的是什么？是铁木尔·扬季耶夫的所作所为和供词吗？”
“在整个侦讯过程中铁木尔只说了两个词：‘是’和‘不是’，他承认有罪。”
沙尔瓦身躯肥大，坐在安乐椅里显得很挤。他默不作声，脸上淌汗，不时用他的方格大手帕揩汗。
“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的直觉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古罗夫挺喜欢主人，作为密探他不打算管这个案子，但他习惯于遇事刨根问底。
“您没法理解。不过，您是侦查员，也就是密探，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您喜欢一个案子有太多证人吗？而且每个证人提供证词时都满有把握，既不颠三倒四，也不慌乱不安。有一个人看见铁木尔上了公共汽车，注意到小伙子手上有个背囊。铁木尔在后排位子上坐下，把背囊搁在地板上，而同座的人则记住了这小伙子和普普通通的背囊，似乎是背囊压了这人的脚。这个证人下了车，另一个人在他的位子上坐下，那人也记住了铁木尔和放在地板上的背囊。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证人下一站就要下车，他干嘛要坐下来？下一站铁木尔下了车，站在车门边的一个人对这小伙子记得很清楚，而且斩钉截铁地断言这个‘黑小子’是空着手跳下车的。还有一些其他细节，但我认为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不，还有一件事。铁木尔跟坐在前面的一个小孩逗着玩，那小家伙后来炸得稀烂。当时小孩的母亲坐在过道另一边前排邻近的坐位上，看见他们玩，她幸免于难，对铁木尔记得一清二楚。她在法庭上说，她当时看着正在跟她儿子玩耍的车臣人，心里还想，我们干嘛对人家态度那么坏呢。这位母亲的证词对陪审员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您认为这个案件是伪造出来的？”古罗夫问道。
“我没有根据这样断言，”律师干巴巴地答道。“再说铁木尔也证实公共汽车里的背囊是他带上去的。他只不过把它忘在车上了，因为他差一点错过了要下车的车站，他是在车子开动后跳下去的。”
“这些无懈可击的证人早在爆炸发生之前就在不同的车站下了车，那么刑侦人员是怎么一一找到他们的呢？”古罗夫颇感兴趣地问道。
“这话您问我么？”主人神色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为什么铁木尔拒绝讲出供词？”
“我不知道！我一无所知！几个昼夜没睡觉了，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别再烦我了！”
“沙尔瓦，你带了酒壶吗？”古罗夫问道。
公爵在安乐椅上笨拙地翻动身躯，从口袋里掏出装着白兰地的水壶。
古罗夫拧开壶盖，绕到桌子那边，把壶放在主人手中。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喝一口，最好是两口。”
律师顺从地喝了两口，挥了一下手掌。
“要吃点东西下酒吗？”
“不必要，您再喝一小口，”古罗夫说着走进客厅，拿来一颗水果糖。
“谢谢，”主人把糖放进口里，用手掌擦了擦脸。“您在哪儿找到糖的？”
“我可是密探呀，老师，”古罗夫微微一笑。
“很高兴跟懂行的人打交道。可是您的老朋友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寻常的无赖。”律师这么说，仿佛沙尔瓦不在书房似的。“请您把这话转告他！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律师，曾祖父跟普列瓦科①本人共过事！可是，请恕我直言，您的老朋友却塞给我一大包钱，求我转给法官。”
①费·尼·普列瓦科（1842—1908），俄国著名法学家兼律师。
“岂有此理！我转告他。我一定转告。可是您呢，亲爱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别见他的怪。沙尔瓦是个好人，只不过童年时多灾多难。”
“好吧”。主人又抿了一口，把酒壶还给古罗夫。“谢谢您，医生可是绝对禁止我喝酒。对了，请转告您的朋友，我再不生他的气了。”
“我一定转告，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坐到自己那把椅子上。“我听说您要去外地，请恕我冒昧，您要去很久么？”
“我哪儿也不去，”律师嘟囔道，“我那样说是为了讨个清静。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亲爱的，眼下一个人要是不‘拿’人家一点儿，他能上哪儿去？得对当事人加以选择，谢绝那些两手空空、无依无靠的当事人。律师协会的同行们早就把我摸透了：谁要是一贫如洗，让他找博亚里诺夫去。”
古罗夫一眼就已看出，屋子里的陈设几乎是本世纪初购置的，而主人则消瘦得反常。
“明白了，明白了，”古罗夫喃喃说道，心里暗暗补了一句：“帝国遗老。”接着又说：“可是最近这个案子他们应该付给您丰厚的报酬，犯人家里并不穷。当然啰，您败诉了，可是您尽了力，干了工作。”
“您说这话怎么不害臊，列夫·伊凡诺维奇？我的当事人被判处死刑！我怎么能要钱？可耻！”
古罗夫看了沙尔瓦一眼。格鲁吉亚人吃力地在安乐椅上转动身子，本想开口讲话，但他抹了抹小胡子，转过头去。律师看出了古罗夫的眼神，赶紧说：
“他们曾经塞给我一个信封，可是我劳而无功是不收钱的，这事就别提了。而您，尊敬的先生，打算管这个案子吗？我看不必了。所有的证人都不止一次讯问过，在民警局，在检察院，在法庭也作了证……”
“我明白，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点头表示同意。“既然您哪儿也不去，可以给您打电话吗？”
“随时恭候。目前我手上的案子不复杂，还不知什么时候开庭。曾经有个时期买糊口的面包得排队，现在是等候开庭也要排队。没有法官，人手不够。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说说看，为什么一九一七年以后俄国经常短缺点儿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您讨论讨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请允许我感谢您，并就此告辞。”
“祝您诸事如意，有事请打电话。”律师打开前门，握了握古罗夫的手，转身对身躯庞大、塞在楼梯口的沙尔瓦说：“再见，”随即向他伸出枯瘦的手，“如果我失言了，那么请原谅。”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沙尔瓦抬眼一望，记下住宅号码。“祝您健康。”
沙尔瓦走到街上，再次回头望了望这幢房屋。
“公爵，你可别干傻事。”古罗夫说。
“这人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你怎么啦，难道不明白？”
“他不会要你任何东西。”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教的这一套可真够我受的。”沙尔瓦深深叹了一口气，舒展一下肩膀。“你见过他门里有锁吗？我派几个伙计把东西送来，放下就走。”
“他那冰箱小不点儿，你可别太大手大脚。”古罗夫看了看表，他还来得及在家里见到玛丽亚，但他不想回去，他不喜欢送别。家里会来一些不认识的外人，他得对他们微笑，得找些话跟他们说。
“那么冰箱我们也送一台像样的来。你别教我怎么做人，列夫·伊凡诺维奇，”公爵长时间按捺自己没有做声，这下子突然发作了，“猪狗不如的生活，你的家里没有吃的，著名的律师在挨饿！”
“你不用为我担心，过两天我就发工资了。”古罗夫朝四周看了看，“上哪儿去找一台自动电话机？得打个电话。”
“在汽车里打，”公爵打开漆得铮亮的“梅尔谢杰斯”车门，拦住古罗夫，气鼓鼓地问道：“发工资前不借点钱用吗？”
“别纠缠了，公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古罗夫推开格鲁吉亚人，钻进汽车，拿起安在前排座位中间的电话听筒，拨了克里亚奇科的号码，不过他料想朋友还没回家。
“我洗耳恭听。”答话的是斯坦尼斯拉夫。
“好嘛，把我的俏皮话全都偷去了，”古罗夫说，“你怎么在家里，你这头大象病了吗？”
“大象没病，我的懒劲儿上来了，躺在安乐椅里看电视。”
“肉馅饼还没吃掉吧？”
“尝都没尝，等着你呐。”
“撒谎，”古罗夫满有把握地说，“你早就巴不得吃掉，是娜塔莎不让。行了，我给你解围。我马上就到。”他把地址告诉司机，又补了一句：“见到卖花的人请停一下。”
“这花你允许我帮你买吗？”沙尔瓦问道。
“允许，三支剑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以为我不知道送一桶玫瑰不体面吗？”沙尔瓦在前座上舒展身子，看了古罗夫一眼。“人应该按自己的规矩生活。西方有好些东西我喜欢。可他们给女人送玫瑰只送一朵，在餐馆里各付各的账，这可不称我的心。”
“我也一样，但我们不用互相教训了。”古罗夫对这个格鲁吉亚人已经不耐烦了，想尽快跟他分手，主要的是他试图把他古罗夫无法胜任的重担推到他的肩上，这使他很生气。他不知道怎样回答马上就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更是气上加气。假如他着手干这件事，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傻瓜；假若他拒绝，那他就是个胆小鬼。
沙尔瓦靠在座位上，一边捋胡子一边看着古罗夫。
“那小伙子家里人很多，他们都住在哪儿？”古罗夫问道。
“我认识他的爷爷、父亲、母亲和两个妹妹，他们住在格罗兹尼，”沙尔瓦回答说，又补了一句：“假如那里今天还能生活下去的话。”
“今天高加索哪一块地方可以平静地生活？你别把自己装成圣徒了！一切都是俄罗斯人的错吗？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阿塞拜疆人，同样还有车臣人——难道全都清白无辜？咱们算算谁在高加索流了多少血？”
“我不想惹你生气，列夫·伊凡诺维奇。”沙尔瓦叹了口气，挺直身子，座位的靠背几乎被他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