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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昨天干吗不做声呢？”
“你们昨天完全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不想让你们扫兴。”
“那么你认为将军连哪些人床底下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一清二楚？”斯坦尼斯拉夫发火了。“你是想说‘我们在辛勤耕耘，你们却悠闲自在？’是不是这样？你别在我面前使性子。你想让我吃苦头，你这可是自作自受。你另外找张桌子坐下来，拿张纸去，起草一份由奥尔洛夫将军签署的命令。写一写为了协助聂斯捷伦科先生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各分局什么人该干些什么事。”
“斯坦尼斯拉夫，我不过举个例子，随便说说而已……”
“可是我说得非常具体！”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任务必须完成。因此你坐下来起草命令，想一想各民警分局怎样才能给我们具体帮助。”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中校代理典狱长职务，他诅咒自己的命运，诅咒那个讨厌的人事干部，是他在两年前把一位威武的侦缉人员变成一名监狱的看守。他本来可以不同意到监狱来，昂着头退休。跟乌特金同龄的许多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前他碰见一个同事，那人是个少校，当时正从气派豪华、门面漆得铮亮的国际展览会委员会出来。这位退役军官在一家保安公司任职，每月收入比管理局长还多。乌特金认识一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可他却不在其列，因此只好当个监狱的看守。
其实乌特金的遭遇错在他一人。多年来他名义上是个侦缉人员，实际上却从来都不是。侦缉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这究竟是好是坏，依不同人的口味而定。侦查员认为需要干多少工作就干多少，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民警分局、一个区管理局或一个城市的范围不管怎么说都很大。假如一个侦查员说“我去了”，那么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因为怎么说都行。因此，侦查员的工作量不是取决于他去了多少时间，而是取决于他带回什么具体结果。然而还可以讲得更准确、更鄙俗一点：侦查员干得怎么样，取决于他第二天白天或晚上、也可能是早上写了什么。一些人爱写、会写，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地做出好文章来；另一些人干活很卖力，却不愿意写，有些人则根本不写。
就连有经验的首长有时也难以搞清楚，他手下的侦查员是干得好还是写得好。还有一点不同寻常的细节——聪明的好首长也需要擅长刀笔的人。写季度报告时往里面加些水分完全不是多余的。而埋头“耕耘”的侦查员写的报告里是找不到水分的。
报告中的水分不论是大尉、是上校还是将军都看得出来。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却保持沉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最后的数字。数字大说明工作干得好，数字小说明工作做得差。
然而数字实际上是怎样构成的，这里有个极大的秘密。
乌特金写报告十分内行，因此到了预定的期限就得到了中校军衔。然而时间一久，任何一个侦缉分队的人都了解谁是名副其实的密探，谁不过善于要笔杆子而已。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乌特金是个舞文弄墨的大行家，这一点区民警局里尽人皆知。时间一到，服役年限已经届满，人事部门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专耍笔杆的中校往哪儿塞。有些侦查员服役期满调任别的工作时，即使是提升，人事部门也毫无异言。有些地方早就等着这些人去。一办完退役手续他们就去干同样的侦缉工作，只不过工资待遇完全不同。
至于乌特金中校，除了爱吵嘴的老婆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等他去，因此他只好同意当监狱看守。他那单调枯燥的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不很年轻却长得不错的女人，名叫弗洛拉；她并不是专干这一行的，却也会抓住机会从男人身上捞点钱。她开着一间售货亭，等着丈夫回来。弗洛拉的丈夫正在乌特金当二把手的那个监狱里服两年刑期，他犯的是盗匪团伙罪，侦查工作拖了一年半，他只判了两年，因为侦缉人员始终没有搞清楚他是同案犯还是在一个不凑巧的时间出现在一个不该去的场合。总之，这人只消服刑六个月，因而没有送到劳改营去，人家跟他说，你就暂时呆在监狱吧，这里总是需要人手的。
乌特金就是在监狱门口碰上弗洛拉的，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热恋”。两个人在那女人的住处幽会，中校在家里则编造一些假话，说单位里忙得不可开交。妻子对丈夫除了工资以外早已毫无兴趣，他回晚了口里嘟囔些什么，那女人连听都不听。
奥加尔科夫上校“生病”，乌特金开始代理典狱长职务以后，他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他得真的呆在工作岗位上。工于心计的弗洛拉给他出主意：你就借口说制度更严了，得在办公室过夜。只过了几天，乌特金腰也不弯、背也不驼了，显得更年轻，烟也抽得更少。可是手头却开始拮据了。
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七点钟左右来到弗洛拉这里，没想到在她家里见到一个男人。乌特金并不是胆心鬼，但却没有多大力气，因此他在狭小的前厅里停住了脚步。
“你干吗不打个电话？”他恶狠狠地低声问道，“这人是谁？”
弗洛拉并未感到难为情，她推了推他的背，大声说道：
“亲爱的，人家是来找你的。这些话该我来问你。”
“弗洛拉，咱们可是约好的！”那男人从丰盛的宴席边站起来。“您好，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迎面跨出一步，胸有成竹地伸出手来。“您就叫我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好了，我来找您是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因此我没有请您去我那儿。此时此地，咱们不用例行公事那一套。”
乌特金不由自主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他感觉到对方的地位比他高。客人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穿著名贵的西服。他的手皮肉细嫩，但却很有力。
“我可有言在先，私人谈话里不谈公事。”乌特金这句话脱口而出，因为他工作三十年间说过不止一次。
这话他毫不费力便可说到做到，因为他没有任何秘密，从来都没有人对他行贿。
“说得对！”客人乐呵呵地表示同意。“请坐下，咱们喝一杯。”
“男人们，你们要谈自己的事，我得上邻居那儿去一趟。你们请随便吧！”弗洛拉挥了挥肥胖的手就走了。
乌特金过去当侦查员虽然很差劲，但他一下子就猜到这次会见是早有安排的，这场谈话躲不掉，因此他二话不说就在桌边坐下来，甚至解开了制服，点了点头，默默地把酒喝干。
“我就喜欢务实的人，”客人马上又各斟一杯。“既然该单刀直入，干吗又要绕弯子呢。”
乌特金喝完第二杯，把酒杯放到一边，说道：
“您是谁——我不用问，我知道您不会告诉我。那么您要什么呢？是要给谁安排个好的囚室还是不经过检查转交一点东西？除了武器以外什么都成。”他往盘子里装了一点凉拌菜和一块咸鱼脊肉。
“您的想法太俗气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客人打算再斟一杯，但乌特金把自己的杯子拿开了。“这种小事我会来打扰您么？派我来的人，”他用叉子指了指天花板，“对这种鸡毛蒜皮不感兴趣。”
乌特金一生从不跟上司顶嘴，说话也不用尖刻的言词，总是尽量表示顺从。可是这会儿他却出乎意料地冒起火来，激起他勇气的倒不是喝下去的伏特加，而是客人用叉子指天花的举动和他故意显得大度的笑容。
“尊敬的先生，既然你们是那样的大首长，那就在你们上层去解决问题吧！只有找管段民警办事才会带上一瓶酒不请自来！而且不是每个民警都买账，碰上哪个派出所长狠狠揍您的脖子，您连掏证件都来不及！”
客人明显地哆嗦了一下，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点点头表示同意。
“带瓶酒来不过是一种习俗，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打算给您出一大笔钱。”
“是无偿送礼么？”乌特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几十年来他在工作中一直奴颜婢膝，心境凄凉，他并不想在这个陌生人身上宣泄出来。“假如您想搞越狱，那您也是找错人了。您的主人需要找主管监规的副典狱长。”
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请别碰，那是找弗洛拉。”乌特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佛呆在水下已经憋不住了。
电话丁零零响了两次，沉寂了一下，又响了起来。客人简直脸色苍白，他抓起听筒，打了个嗝儿，一面大口出气一面说：
“喂。”
客人听着电话，眼见他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本想说两句，但却只是急促地吸气。乌特金明白有人监听了整个谈话，这会儿正在对客人进行申斥。乌特金一句也没有听见，但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就能明白，他听到的可不是什么甜言蜜语。这么个自信的家伙变得像个驯顺的羔羊，可见跟他说话的是个大人物。乌特金也气馁下来，心里那股突然爆发的冲动已经熄灭。他长期从事侦缉工作，不管干了多少事，哪怕从早到晚玩游戏，也会自然而然养成一定的职业习惯。他敏捷地盘算了一番。既然人家查明了他跟弗洛拉的关系，派了人来，监听了谈话，那就是说客人用叉子指着天花板并不是夸口。因此，他乌特金中校的处境糟糕透顶，他无力作出任何决定和变更，他只有点头同意的份。
“好的。我明白。请您放心。”客人说着放下听筒，用仇视的目光看了看乌特金；但开口说话却很温和：“尊敬的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您到外面上汽车，汽车就在大门口。”
乌特金本想说：要是我不去呢？要是我喊叫起来，砸碎玻璃呢？他甚至从桌上拿起酒瓶，但他看见客人那副吓得魂不附体的眼神，愚蠢的念头顿时抛得一干二净。乌特金给自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扣上制服，朝门口走去。他在门口碰见弗洛拉，看来有人对这女人也嘀咕了两句，她默默地把风衣递给情夫，等几个男人一出门就把门关上。
大门口停着一辆乌特金叫不出车名的黑色高级轿车。车的后门微微打开，刚才的客人现在成了随员，领着乌特金坐进车里面，随后车门悄然合上，轿车急驰而去，连马达声都听不见。
车内的窗子是不透光的，司机与后座之间有玻璃相隔，乌特金无法看见跟他并排而坐的人。
“晚上好，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请原谅我完全打乱了您的安排，有时我们自己也左右不了自己的行动。你要让傻瓜向上帝祈祷，他反而会碰破自己的头。我对自己的下属感到失望，他对这一点很快就会有所体会。您跟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知道国内局势混乱。什么人，什么地方，跟谁一起，反对谁——任何人都一无所知。您也许会感到惊讶，您作为一名普通军官，怎么会卷进政治大局之中。可是历史有时取决于某个人的一次行动，而这个人又决非是什么大人物。”
乌特金对陌生人的话听得莫名其妙。但有一种感觉却异常清晰：对他乌特金中校本人而言，眼前发生的一切结局一定是糟透了。
“假如卡普兰①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