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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是用打呼噜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老子困，老子困得总也睁不开眼，老子要睡觉！
那段时间，我好像除了昏睡就没别的什么功课了，还把一只手搁在脑袋下面当枕头，睡吧，睡它七七四十九天才好呢，我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之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昏睡，是上帝给我过去习惯性失眠的一种补偿。
我记不清我究竟睡了多久，却记得我在这期间醒过三次，第一次醒来，西西告诉我，他们给我做了CT，做了透视，也照了X光，一切正常。第二次醒来，西西和西西旁边的伯爵一起告诉我，他们找了内科、外科和脑系科的专家给我会了诊，都说无异常。第三次醒来，西西没在，伯爵也没在，倒是医院观察室的护士在，她正为我的邻床输液，她背对着我，所以我只能看到她两瓣匀称的屁股。后来，我读了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的《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发现他对女人屁股的观察更细腻，他说女人走起来，总是半边屁股扭，随着左右腿的移动，那两瓣屁股便交替着一前一后地耸动，怪好看的。我特意的观察了一下，还真是。
好看的屁股毕竟不是灵丹妙药，对我的怪病不起任何的治疗作用，昏睡依旧。这天，我朦胧中听到西西和科主任在交谈。他到底是什么病啊，这么查，也没查出个结果来？西西着急地问道。
依我看，贪睡不算个病，干脆说吧，他根本就没病，那主任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听主任这么说，我一下子醒了。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失眠，服了专治失眠的药也无效。失眠的时候最喜欢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都是我在沧州乡下的往事：小时侯，父母因为要忙父母的事，便把我寄托在乡下，跟奶奶一起过。乡下到处都是青纱帐，都是花草，村头的古槐上落满了喜鹊、麻雀和小燕子。几乎每天早上，那只老猫都要准时地招呼我去打猪草，老猫招呼我的办法很独特，总是用舌头舔我的耳朵，我怕痒，便会立马跳起来，拿起灶台上的玉米饼子，背起筐，一溜烟地跑走了。我们乡下，不光猫懂得事理，狗也一样，狗不但看家护院，还帮着主人照顾孩子，主人下地干活去了，狗就盯着当院的孩子，孩子一往井沿上爬，那狗便把他叼回来，再爬，还叼……
失眠无疑给我带来了好多的副作用，其中最鲜明的就是心脏出了点小麻烦——只要是醒着，我的心律就他妈的每分钟跳150下，要是稍微运动运动，哪怕是打个嚏喷撒泡尿，也要每分钟心跳达160下之多，就要吸氧了。
他现在这个样子，算不算是有病，主任？西西问。
看来，他真的是有病了，主任琢磨了一下，说道。跟着又用朗诵《十万个为什么》的口吻自言自语了一句——可是他得的这是什么病呢？
西西他们说什么，我并不在意，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现在的我已经丧失了为人的资格，我只是一介病夫，一个可怜的躺着凝望着天花板上裂缝的病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目光越来越被我病房的那扇占了整整一面墙的窗户所吸引……
红字
那是十二层楼的窗户。
望着它，我总是想：我要是拔下它的插销，然后跳上窗台，然后两条腿一使劲从那跳下去，然后……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会不会像飞行员跳降落伞一样的洒脱呢？或者像蝙蝠侠落地一样的轻盈呢？
我就这么想啊想啊，只要神志稍微清醒一点就动这个脑筋，挡也挡不住。至于做了半截的生意呢，也撂下了，都得由可怜的西西来打理了。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只是为了玩，谁知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只好硬着头皮顶住，当时，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我做不了一个大写的人，至少也弄个百万富翁的名声来遮遮羞。现在，做不做人或当不当富翁跟我全无干系了，我的全部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那扇窗户上。只要注意力略微一转移，我就恶心，我的肝脏就灼疼，骨头节也断了似的难受。
织田作之助的那本《夫妇善哉》征订的效果不是太好，西西从南方转了一圈回来，对我说。
哦，我应了一声，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十分遥远了，遥远得近似于海湾战争、反恐行动和毕加索的某幅画拍卖出天价来之类的鸟事一样。
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卖得还不错，可是江浙和河南迟迟不肯结账，西西又说。
哦，我又应了一声，其实我压根就没听见她在说什么。只要望着窗外，我的脸上就会呈现出一种绝妙的表情，那是憧憬，仿佛我正在空中做着优雅的自由落体的动作……至于其他，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你不听我说的话，总盯着窗户外面干什么，外面究竟玩艺儿这么吸引你？ 西西一脸的严寒，仿佛斥打一个没完成作业的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一样。
外面有蓝天，外面有白云，外面还可以让我表演垂直降落……我说，我的表情似乎跟复写纸一样，克隆着那种我在空中做着自由落体的向往。
我的话让病房里的所有人的脸色唰地一下都变白了，包括西西，包括伯爵，也包括我邻床的病友，我从他们的眼睛里读懂了什么叫做毛骨悚然。我病友的病也很怪，他是后背上长个疖子，状似肚脐眼，所以总锅着个腰。伯爵反应最快，听说我要表演垂直降落，他赶紧把窗帘拉上了，让我再也看不到蓝天、白云和表演垂直降落的我了。
自那一天起，我无论住在那里，窗帘都挂得严严实实的。也自那一天起，我要灯总是亮着，因为我害怕阴影，那些阴影老让我联想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如幽灵什么的。
真正放弃了表演垂直降落的念头，是在半个月以后。不知是医生给我的黄色药片起的作用，还是我疯狂地喝咖啡的缘故，总之我对窗户渐渐失去了兴趣。只是偶然地听到窗外的救护车鸣笛声，才掉过头去，扫一眼，完全属于下意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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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仿佛突然想起来似的，问西西：检查这么久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西西缄默了，她拿出厚厚一摞化验单子，验血的，验尿的，验肝功能的，除了妇产科之外，哪个科的都有，一个都不少。在每一张化验单子上，都赫然地写着红色的字：正常。
不会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得过肝炎来着，怎么可能正常呢！我不理解。可是，在这里医生是权威，理解得要执行，不理解得也要执行。那天，医生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们这里不能收留一个不是病人的人，我只好卷铺盖，走人。
走的时候，我就像个因为犯规而被判罚出局的球员，一边让西西搀扶着走，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听听医生的那口气，就他妈的像我是在装病似的！我说。是你多心了，谁也没这么想，西西说。是啊，只有你自己这么想，伯爵也跟着说。
病友送我到了大门口，坐上了的士，病友仍然紧紧捂着他后背上的那个肚脐眼，估计是怕受风。
我是猫
离开北京是在早晨，司机说早晨高速公路清静，好跑车。既然在北京治不好我的病，那么我在这里呆着还有什么意义？倒不如回到生我养我的那个城市去。我们退了宾馆的房，退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当作办公室的那间套房。这套房每天要花八百块呢，当时西西和伯爵都嫌贵，坚持要个标准间，我说你的办公室太寒酸了，太贫下中农了，谁敢跟你打交道，更别说给你预付款了。事实证明，我是英明的，每个客户进得门来，先就被闪闪发亮的水晶吊灯、滴答作响的铜制落地钟和反映宫廷生活的贝雕屏风所吸引了，或者说是被蒙蔽了，所以当我提出订我的书要先交些订金，他们都没表示任何的异议。尽管这间套房我包了三年，而实际上我连一天也没住过，住在这里我睡不着觉。因为我是睡在棺材里长大的……我总是把我的套房让给新结识的批发商住，既是为给他们省点住宿费，也为给他们留下个好印象。不用说，我的目的显然达到了。多少年以后，有人提起我，还夸我仗义。我在告别这间套房的时候，留恋地望了望那水晶吊灯，那落地钟和那屏风。
在疾驶的车上，一想起我可能会见到我曾经的妻子和有着一对长睫毛的女儿，我脸颊上的肌肉就禁不住抽搐，我不知该不该让他们见到我这张病态的脸子，想起这些，我便忧郁得不能再忧郁了。一路上，我仿佛有撒不完的尿，司机便不得不停下车，让我在公路边上卸掉膀胱里的负担，西西和伯爵怕有碍观瞻，还特意给我遮挡着。
我们书店里的那些女店员早已在我到达之前，就给我找了个安逸的住处，在一个幽静的小区。
我一进屋，她们就叽叽喳喳地告诉我，床上特意给我铺了两条褥子，让我试试舒服不。一路颠簸，我早已喘得不行了，只好一把一把地吞服速效救心丸。我对她们说我不在乎躺在哪里，也不在乎舒服不舒服，我是在棺材里长大的。
我们乡下的规矩是这样的：人一到四十岁，就开始准备棺材，而且把棺材停放在堂屋里，隔两年还要刷一遍大漆。要是谁到了岁数，没准备棺材，会叫人笑话的，就像笑话千金小姐上街没穿鞋似的。那时候，我一直睡在为奶奶准备的棺材上，因为我喜欢。三九天睡在里边，暖和；夏景天就把棺材盖翻过来，睡在凹进去的盖子上，跟一只猫似的……
对了，我好像忘了说我的书店，我的书店是专门卖旧书的，鲁迅、杨振声和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各种版本的作品应有尽有。也许就是因为书太陈旧的缘故，伯爵给我找来的店员也都很陈旧，年岁大就不说了，模样也都像濒于绝种的部落里挑选出来的爬行动物一样。不过，既然伯爵是我请到这里当经理的，自然一切都该由他，我不好指手画脚，况且伯爵经营得也不错，许多读书的、教书的和藏书的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进行了一半的生意，不能就此打住，即使是结束，也要做好善后工作，这一切只好要西西接手，只是怕一个人忙不过来。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来，一个外号叫“摇篮”的小子。一个月以前，他到北京找过我，说是他下岗了，闲散着，想给我打个杂什么的。他那恭敬和谦卑的态度，我倒没特别在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含着眼泪跟我倾诉他父亲如何瘫痪在床，而他母亲如何辛勤劳作的情景。我决定了，让摇篮来辅助西西一下。
若是问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是哪一件，那么不用说，莫过于是起用摇篮这件事了——至今我还在后悔。
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我以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了，可以像一个只猫似的趴在床头上翻阅那些我四处收罗来的医学书，既然医生不能给我的病下一个确诊，那么我就只好自力更生了。我要自己给自己讨个说法。这么多年来，我读书写字都是趴在床上，而不是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习惯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在写字台写过字，因为家里没有，早年是家里穷，买不起，现在倒是买得起了，可是坐在那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们通常把它叫作大脑的那个玩艺儿，一到这时候就是一片空白。我把我的这种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