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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我们不应该发生联系，你们的级别比我们高啊！”
陈颖弘笑着说：“我知道，现在还远不是回家的时候。
恐怕就连穿一下军装也不可能，在这里要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组织原则。”
赵秉臣部长接着说：“古人赞美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们就是具有这种高尚品格的共产党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十一章．鸦片黑粮金融战
一．
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盛开着最美丽的花，那强悍的生命力，美丽的容颜百花为之赞叹。
没人喝彩，没人喜爱，樱粟花，在默默流泪。
平平淡淡的在生死里轮回。
可是樱粟，有花的美，却也有含毒的魅，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强加给它的罪。
微风抚来，撩起残乱的花蕾，风中的它是这么的可爱娇柔，对着你笑，对着你招手，你不由自主的走过来，想抓住，想把它拥入怀中。
鸦片深刻而全面地侵入到中国社会的肌体，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割据盛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竞相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形成军阀武装—地盘—鸦片的恶性循环，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烟馆遍地，民不聊生。
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民族部分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少的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各类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丰厚的烟税而连年混战。
只不过是当这个魔鬼有意地或者无意地将他们给缠上时，他们变得屈辱，变得堕落，变得疯狂，变得绝望。
但是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该获得尊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们吸毒而去伤害或是践踏！
毒品的贩卖和吸食威胁着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工作。
赵秉臣部长告诉陈颖弘：“从表面看，毒贩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地方差价利润而进行贩毒的，但大多数来自敌占区的毒贩则是另有任务。
这些人往往受托于伪政府之命，一方面通过贩毒的方式盗回我区有用物资，另一方面毒贩在毒品贩运过程中有意收集根据地内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并汇报于敌人。
毒品的源头大部分来自上海。
你们如有条件希望帮我们从源头扼制。”
“毒品很大程度上扰乱了苏北根据地的经济秩序。
尽管苏北根据地对于毒品贩运和买卖查禁的十分严格，但是根据地内的少数商贩，甚至是返家的荣誉军人为了高额利润而不顾政府禁令，暗中贩运，藏匿和买卖毒品。
据《新华日报》报道，奸商走私贩毒十分猖獗，市场上私藏鸦片等毒品的商号竟占全部商号的二分之一，个别商号藏毒达数十两之多。
个别商人还利用根据商业贷款专做出入口贸易，出口的是粮食，进口的却是烟土。”
鸦片毒化还伴随着日伪军的金融战。
对于毒品的吸食和贩运，日伪政府以名目繁多的烟毒税进行征收。
而且吸食毒品还导致当地百姓的口袋进一步被掏空。”
二．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毒贩贩毒手法非常隐蔽，手段也多种多样，有的是将烟毒藏在带有夹层的船舱底部，有的藏在挖空的货品中，有的是“将大包料面伪装在瓜果内”，有的将毒品藏入女人怀内，有的是“将锡筒装入料面藏入身体的肛门内”，更有甚者将动物的内脏掏空，藏毒品于内。
地域广阔而地理环境复杂的苏北根据地在面对行踪诡秘，隐蔽较深的毒贩和吸毒者时，如果单纯依靠边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查禁，显然是不能最有效的肃清根据地之毒祸，因此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禁毒。
一些军事性的群众组织在地方政府的带领下，深入第一线直接参与禁毒工作。
为了加强对鸦片的价格垄断，日本鬼子对沦陷区鸦片实行专卖，并设有专门收购鸦片的贸易机构。
日本在华从事鸦片生产与贸易就是一种渗透和腐化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式”手法，它与“硬式”手法相互配合，目的都是要瓦解中国的抗日意志和抗日精神。
侵华日军所到之处，必然带来鸦片的大量种植与贸易。
日军侵入江南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运输鸦片，并通过纵容人们吸食毒品来疲惫其肢体，弱化其抗日意志。
他们以鸦片等毒物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组建伪政权和伪军，实现用中国人打中国的侵略计划。
鸦片生产与贸易养肥了日本帝国主义，养肥了日本战争贩子，养肥了日本大商行，成为日本扩大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支撑。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所推行的鸦片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43年的禁烟备忘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1936年以来，全球只有一个国家，其领导人鼓励种植鸦片及制造烟毒以供吸食和其他用途，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日军铁蹄入侵之处，即伴随着鸦片交易。”
罂栗花遍地开放，大烟馆比比皆是，瘾君子成群结队。
城市里几乎每天部发现四五具鸦片瘾者的尸体。
尤其是在冬春两季死亡最多，经常有汽车往外拉运尸体。
鸦片毒害从精神上严重摧残了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
许多吸食者在吞云吐雾之中不仅耗尽了自己所有的财富和肉体，鹑衣鸠面，骨瘦如柴，而且泯灭了灵魂，丧失了人格，成为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和失去民族反抗意志的日本统治者的“顺民”。
这将比死亡更为可怕。
第七十二章．顽强的生存能力
一．
这完全不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日本鬼子在亚洲犯有侵略，屠杀人民等滔天罪行，可是在历史上的更大罪恶，不仅和鸦片走私有关，其性质和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同一历史断面的任何国家。
上海成了走私鸦片的中心，有的是汪伪当局直接参加的，有的是汪伪当局明知不问，装看不见。
如果我们承认日本鬼子是以特权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掠夺的侵略者，那么就不能不看到鸦片是侵略者麻醉人民的产物，
上海出现租界后，大批鸦片贩子在租界内公开出售鸦片，并转销中国各地。
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商行大致有四类：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烟馆。
大同行是专做印度烟土进口的英国洋行，其中又分三种，一种是英国人开设的烟土商行，如怡和洋行。
二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商行，如新康，老沙逊，新沙逊，哈同等洋行。
三是英籍“白头行”，即头缠白布的英籍阿拉伯人开设的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小同行如同二道贩子，它向上家大同行购得鸦片后，再行零售，或转批给内地商贩，从###利。
第三类挑膏店，是专门熬制烟膏，零售给烟馆及鸦片吸食者的。
当时在上海最有名的当数九江路“广诚信”挑膏店，据说这里所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视为烟中上品。
至于烟馆，顾名思义，便是随时供人前来吸食鸦片的所在了。
这时期的上海租界，不问中外商人，均可公开贩卖鸦片，只是卖者得向租界当局缴付各种名目的捐税，并申领牌照。
因此，当时租界内外一片烟毒泛滥，走在路上，抬头可见挑膏店与烟馆。
坐落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江西路口装饰华丽的“南诚信”烟馆，在那时是十分著名的。福州路上的阆苑第一楼，还有“小广寒”等，则是书场兼烟馆。
此外，公共游乐场所也备有烟榻，随时可供人躺下吸食大烟。
因为有钱可赚，所以一些菜馆，茶馆也纷纷辟出烟间，供人酒余饭后过把瘾。
如四海升平楼，就是楼上喝茶，楼下做烟馆。
这时候，吸食鸦片已不仅是吸食者的肉体需要，它更成了一种时尚。
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掌故：“一个大户人家想为自己儿子寻门亲事，托到媒人时，媒人居然问：“你们的儿子能吸几两烟土？”
千万别以为这是媒人嫌大户人家的儿子吸鸦片而难找人家，恰恰相反—鸦片吸得越多，那就显示着你们的家产越大！
他们掌握地方帮派黑武装，同时又兼任上海商会会长。
“他们不但大量贩运鸦片，而且还在家族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南方各地。
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
二．
白丸，红丸两种毒品是生鸦片与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鸦片为主。
梭梭烟和嘈达两种毒品，因配以无水醋酸，已发生了化学变化，其主要成份当接近吗啡，应属于吗啡类毒品。
从梭梭烟和嘈达的吸食特点，吸食者生理变化看，也接近吗啡。
吗啡、海洛因及土产的梭梭烟，嘈达的生产情况。
从中可以看出，吗啡，海洛因的制造，生产，与封建军阀，腐败官吏，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庇护分不开的。
因为制造吗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他们于是勾结军政权要，由军政权要提供厂址和保护，秘密生产，销售。
吗啡，海洛因的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药品，因此初期的生产制造，往往需要聘请日本技师进行技术指导。
随着吗啡，海洛因制作技术的传播，在中国的鸦片产区，也发明了土产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烟，嘈达较著名。
从其生产过程，品质特点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吗啡。
梭梭烟和嘈达的发明，制作表明，中国的吸毒，制毒水平也有了独立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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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国产化的危害，使日本人更加有了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手段。
烟土行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虽然屡遭禁止，但它变换着名目继续存在。
地域性，同乡性的贩卖烟土的商帮，不仅在上海存在着，在其他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中，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烟土行帮存在。
在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的烟帮组织中，各个烟商的经营项目都是烟土，但着重点不同，有的以油，布为主，兼营烟土。
有的以烟土为主，兼营他业，有的则专门经营烟土。
即使专营烟土，其经营方向还是有区别的，如收购，批发，零售等。
鸦片烟土的价格昂贵，烟土以陈年旧货为上品，新产烟土火气太重，不宜吸食。
对此，吸食者都有体会，其成膏者，谓之福寿膏。
其未成膏者，谓之福浆。
其浆以罐盛埋土中，久则味胜夷产；若未久埋，则暴躁不堪吸食。
正因为陈年老土味道好，价钱高于新土，一些不法奸商贪图厚利，便用新装烟土掺入陈年老土之中，用新装烟土充陈货卖，欺骗瘾君子和烟商。
不仅烟商们以假充真，连汪伪当局在禁毒销烟时，也玩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