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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过。”柳峰诚惶诚恐地答道。
“没想过？那现在你认真想想吧。”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儿，一个人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前就贸然结婚，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是，说一千道一万，还得他自己拿主意，毕竟婚姻的幸福不是可以预期的。
柳峰没言语，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我身后的方向，我猜何雨恬肯定从卫生间里出来了。果然，她及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很淑女地弯腰拿起坤包，像抓俘虏似的挎住柳峰的胳膊。随后，她声音袅袅地对我说：“李哥，咱们走吧，去划船，我最喜欢划船了。”
“嗯，到码头再说吧，我怕水，还是你俩划吧。”我说。
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我望着他们划船。我没和他们一起去划，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不想做电灯泡；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怕水，深深的惧怕。小时候我去乡下玩，光屁股摸鱼不小心掉进水溏深处，被水塘过头顶，几乎淹没气了。把我救出水塘的是一条狗，它至今还在我的手臂上留了一圈牙印，而我惟一答谢过它的东西是块硬邦邦的苞米面大饼子，当时它吃得很兴奋，不停地冲我摇尾巴。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我经常会想到它。它叫狼青，非常热爱生活，至少比我看见过的一些在网络里东游西逛的人更加热爱生活。
进入十二月，这个城市的天空接连下了几场大雪，路边槐树上残留的树叶被寒风吹起，三三两两地落了下来，越过低矮的灌木，散落在街道上。叶片有黄的，也有半黄半绿的，在阳光照耀下反射着忽明忽暗的光亮。
凝视着雪中的落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早晨上班途中的一张张面孔，他们走路时的表情看上去形态各异，犹如一个个忙于赶路的叶子，在奔向不同的目的地。
报社的窗口正对着大街，我经常斜靠在椅子上，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消磨时光。一些人的面孔由陌生变得熟悉，偶尔也会有人向窗口里的我报以虚无缥缈的微笑，更多的人则永远保持着正在步行的姿势，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
我经常在这样的日子里想起萧蔷，和她留给我的生活片段。早些时候，我去过她曾经住过的房子，房主说她已经搬走很长时间了。房间里的摆设基本没有动，还是原来的样子，单人床、布艺沙发、电脑桌以及书架都还健在，只有主人不知了去向。
在这个冬季，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想起我们曾经度过的短暂的快乐时光。有一天晚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可能是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在床上，突然感觉到有人抱住我，是萧蔷！那温暖的身躯和淡淡的香水味是我所熟悉的，在黑暗中，她拥抱着我，抚摸着我的脊背，她的手指滑过之处都会使我一阵阵的发烫，我伸出胳膊紧紧拥抱着她，嘴唇沿着她的额头、面颊、脖颈，一路往下游走。我们像蛇一样互相缠绕，互相取暖，在最后的一秒，我感觉灵魂在一寸寸地升起，然后坠落！
伤感和迷失的情绪围绕着我，逐渐放大成一个无法派遣的叹息。恍然之间，我醒了。
第三章 生活的局部
记得大周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生活就是他妈的瞎折腾！折腾明白了就是龙，折腾不明白就是虫！
我们的老社长在征得上级领导同意后，对报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改革举措为报社赢来了短暂的热闹，月底一算，发行量和从前没什么两样，报社的仓库却被盗了，库存的纸张丢了不少。气急败坏的社长折腾半宿想出一个好主意，聘请了两名膀大腰圆的保安， 负责报社的安全，说白了，就是抓贼。他们两个人的出现对小偷来说，绝对起到了震慑作用，报社的不安定状况得到缓解，然而，我们原来每月五十块钱的出勤奖突然取消了，集中到一块儿成为他们的工资。为这个，社长十分委婉地跟我们解释，他越解释我们越想不开，到后来，他干脆不解释了，我们倒习惯了两个保安的存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认真负责的保安们在发挥他们超常作用的同时，还不时地为我们创造着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警惕性很高，十分热衷于管闲事，该管的一定要管，不该管的抽时间也跟着掺和。有一天，何雨恬的口红不见了，保安员小张也跟着加入寻找口红的行列，用他福尔摩斯式的大眼睛到处搜索，甚至把报社外面方圆一百米的范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在询问何雨恬口红的牌子后，小张又去外面寻找，不大一会儿，他还真拿着一管口红回来了。他告诉大家找到了，并且当着报社所有人的面，把口红郑重地交给了何雨恬。
何雨恬说，谢谢你啊，小张当时的表情很复杂，笑容里带有一种很含蓄的喜悦。可是，还没过十分钟，他因此得到的喜悦就变成了尴尬。何雨恬不合时宜地又找到了属于她的口红，是在她座位旁边的报纸堆里找到的。毫无置疑，小张找到的那管口红是十足的赝品，估计是他跑到对面商店买来的。何雨恬把另一管口红归还给小张的那一瞬间，报社里的一切声响突然消失了，大家仿佛都能听到小张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真他妈的愚蠢！我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这句话不是骂小张、也不是骂何雨恬，是在骂我们的生活！人们在口口声声寻找浪漫、寻找归宿、寻找精神家园的同时，已经把内心那一点点感受浪漫的激情消耗殆尽了，不懂得感动，反而对值得感动的事近乎于麻木。
随后的几天里，大家完全把小张当成了笑柄。小张惟一的同事大南瓜也站在了嘲弄他的一方，用鄙夷的口吻说，操，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真他妈的掉链子。
大南瓜说话非常粗俗，他来我们报社当保安前在菜市场卖过猪肉，什么人都见过。由于脑袋挺大，头上的大檐帽和脑袋明显不匹配，所以我们给他起外号叫大南瓜。他姓姜，人挺社会的，对报社的女孩们很不以为然。当然了，他之所以抱着这种态度，和女孩们对他更不以为然有很大关系。
在一次聚会上，何雨恬添油加醋地把口红事件当笑话讲给朋友们听。柳峰在喝啤酒，笑岔了气，半天才缓过劲来。东子和我基本上没咋乐，倒是被周明芳的话给逗乐了。她嘴里一边嚼着排骨一边说：“下回你假装金戒指丢了，看他还能不能找得到。”
趁着大家喝酒讲笑话的空隙，我扭过头问东子，你和她啥时候结婚啊？东子甩甩他莎士比亚式的长发，反问道：“谁啊？我能和谁结婚啊？”
他的表情在说话的瞬间突然暗了下来，就如同他画笔下人物肖像的暗赭色背景。东子是这个小城市里比较有名气的画家，家境殷实，而且相貌英俊，整天跟个大情圣似的，喜欢在各种各样的女人中间飞来飞去。他的私生活里充满了画家们特有的浪漫色彩，说得不客气点，就是生活挺小资的。喜欢吸进口香烟，爱喝红酒、爱玩飞镖、爱泡酒吧，浑身上下都是品牌服装，连说话也爱在句子中间加点洋文。
“她呀。”我冲周明芳的方向努了努嘴。
“她？Why？你能不能不闹！”东子取出打火机往裤子上一蹭，点燃一支三五香烟，深吸一口，然后眼睛眯成缝很惊异地问我。
“周明芳和很多人说，你爱她爱得痴狂，就快结婚了。”我装做没看见他的表情，继续说。
“都是他妈的胡编滥造。我压根就没爱过她，是她先勾引我的。”东子好像急了，一再为自己辩解。看着他恼羞成怒的模样，我连忙岔开了话题。
聚会快结束时，柳峰站起来作个罗圈揖，笑容满面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他要结婚了。他的好消息赢得朋友们的普遍祝福，东子喝多了酒，说话有点大舌头。他很不高兴地问柳峰：“你也太、太不够意思了，说好了咱哥们三十以后再成家，你先跳出战壕去结婚了，说吧，你结婚缺啥？组合音响还是背投电视，我送你一件。”
“音响电视我都已经买了，你还是送我一幅画吧。”柳峰一仰脖把杯中的白酒先干了。
紧随其后，在座的朋友纷纷把酒干掉，互相握手道别，陆续穿起外衣走出酒店。临上出租车，柳峰问我，你没喝多吧？我说，没有。
“没喝多，你问东子那种问题？”他使劲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在旁边都听见了，你就爱管闲事儿，周明芳那个小妖精最不是东西，以后她的话你不要信。”
“你呀，书呆子一个，你可愁死我了。”柳峰还一个劲儿地奚落我，弄得我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其实，我没别的想法，只是随便问问。周明芳毕竟是我同学的前妻，东子这家伙也不能太随便了，难道就白白占人家便宜，总得有个说法吧。
“以后这种事儿你连问都不要问，他们爱他妈咋的就咋的。”柳峰说着话抬脚进了出租车，司机是个老师傅，问他到哪儿？他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往前开，到地方我告诉你。
望着出租车开走的方向，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真的，柳峰的话也对，连周明芳的前任老公都不管的事儿，我操个什么心呢？纯属多余。
新年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柳峰和何雨恬的婚礼在华侨饭店的中餐厅隆重举行。
婚礼刚开始，我就拎着尼康F5相机四处拍照，捕捉美好的瞬间。这架相机的程序被我设在自动档，光按快门就可以，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能拍出好片子，比单位的理光10相机强多了。相机是柳峰的妹妹从省报拿的，柳晓菲在报社担任首席记者，花枝招展的很有人缘。婚礼前一天晚上，她坐在新房的沙发上很内行地教我尼康相机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刚说两句，就被他哥打断了。
“他是咱们市摄影家协会的，你还教他？哈哈。”柳峰的介绍把柳晓菲弄得很下不来台，她把相机放在茶几上，佯装很不高兴地说：“哥，你怎么不早说啊，人家还以为他不会呢。”说完话，小脸紧绷着扑到她哥哥的床上翻看影集。
望了望妹妹的背影，柳峰一本正经地小声说：“怎么样？哥们，我没说错吧，我妹妹很可爱的，呵呵。”
当时我如何回答他，至今想不起来了，反正我没说可爱也没说不可爱。在我眼里，柳晓菲像个孩子，至少她给我最初的感觉是这样的。
柳峰和何雨恬的巨幅照片挂在客厅最显著的位置，他俩身后的背景取材于索非亚教堂的远景，从衣着打扮上看，仿佛要离开这座城市去旅行。何雨恬戴着白手套的小手如藤蔓一样搭在柳峰的肩膀上，若有所思地眺望着远方。柳峰手里头拎个棕色皮箱，目光炯炯的小眼睛一直就没离开他身边的小美人儿，做含情脉脉状。
给他俩拍婚纱照的摄影师来自台湾，挺能整景的，拍得效果不错。影楼老板开始给柳峰打八折，后来听说柳峰是税务局稽查大队的，马上变了一副妩媚的笑脸，讨好地说，拍内景和外景都不要钱了，免费、一定要免费。后来，柳峰象征性地交了一些钱，就把事情搞定了。他堂而皇之地告诉我，贪污受贿的事儿，咱们作为国家干部坚决不能干，占点儿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