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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皇太极病死前数月，还有件重要事情可表：崇德七年阴历十月，西藏的达赖五世派使者迢迢赶至，奉满清为“正朔”。这件事让皇太极又意外又惊喜，本来他不信佛教，如今他一反常态，一个一口阿弥陀佛，向达赖五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并遣使奉大批珍宝回访藏地，向达赖及班禅示好。
崇祯帝大错之六
——与满清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满清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一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
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犬羊”的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满清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国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清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蹿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汉奸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满清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满清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满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
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责任声称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
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根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头上。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
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
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拾贰
4
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杀人如草不闻声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皇帝寝殿。
一位一米八三左右的精瘦汉子，皮肤黝黑，头发细黄，正浑身赤裸地站在御殿寝室的巨大黄金浴盆旁。十余个身着明宫官服的年轻貌美宫女，手忙脚乱地帮他揩拭身体，水珠不停地从汉子那细软如鼠毛的发间滚落下来。黑大汉侧身之际，一人多高的西洋穿衣镜中，登时出现一个影像，凸颧凹腮，睁一目眇一目，未瞎的一只眼里面凶邪之光耍樘搴诿鄄布淝嘟畋舷帧蠛阂痪嗄耆致砩难傻木趿钏蠛纫簧缫⊥忍撸父稣淼墓刂厮し谝慌浴�
殿门处卫士闻声飞速赶入宫殿，见大汉余悸未消，一脸惊惶地怒视穿衣镜，卫士长忙下跪禀报：“闯王，那是西洋穿衣镜。”
“知道了！”大汉挥挥手，扈卫立刻消失于殿下。这位北京紫禁城的新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自成。
读过姚雪垠先生小说的人，见笔者的描述肯定大吃一惊——姚先生笔下的李自成，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毡笠，身披红氅，完全是农民起义英雄“高大全”的形象——那种描写，完全是文学的臆想和政治的演绎。甚至连李自成最明显的相貌表征“独眼龙”都不着笔墨，姚老先生太过“美化”这位明王朝的掘墓人。
一位姓窦的掌书宫女卖力地跪伏在巨大的、遍处绣锦飞龙的龙床上，不停抚摩侍候这位皇宫的新主人。令人奇怪的是，黑大汉如同先前的崇祯皇帝一样，生理反应极其不明显，一则因为多年的“流贼”生活使这位“闯王”的器官用尽废退，二则是因为他当时心中还存有最大的挥之不去的隐忧：崇祯皇帝到底在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京城虽克，明朝的象征人物下落不明，仍旧不算是最终胜利。
两天后，宫里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的“御马”。
农民军士兵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大明皇帝。在这位三十四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发现有数行潦草凌乱的字体，显然是崇祯皇帝上吊前仓猝所书。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双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上崇祯帝“英明神武”外，崇祯帝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狡黠驿卒成王业——李自成
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
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朱常洵烹杀，大军吃过“福禄宴”，休整数日，就提兵进袭开封。
由于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当时正在怀庆地区攻打“流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