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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结结实实地捆上了。从头到尾，村长也没有说一句话。
赵大队长对成虎说：“不是用枪打的，怕惊动了鬼子，因为鬼子的炮楼离得很近，是用绳子勒死的。勒死以后，将尸体一直拖到鬼子炮楼的出口，还在尸体上放了一张写着‘这就是叛徒的下场！’的纸条。然后，我回到家又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
赵大队长说：“那时候革命就这么残酷，六亲不认！”
但是，赵大队长的后半生却一直为此而惴惴不安。
前几年从老家来了几个搞外调的同志，把这个案子翻了个底朝天。
原来，当村长的大舅子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他就刻了一枚私章挂在腰上，有事就盖上，证明他同意。
出卖伤员和堡垒户的叛徒知道炮楼里一定有八路军的内线，为了不暴露自己，谎称告密的字条是出村的路条，要村长盖章。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舅子稀里糊涂地盖了章，为此把命送了。
多年以后，真正的叛徒被抓了，在审讯中把这件事供了出来。可办案人员竟然将材料放进档案，让它石沉大海了。直到“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因为别的案子查案卷时，带出了这份材料，大舅子的冤案真相才大白于世，当地就给他平了反。这时，他的老伴已经双目失明，身边又没有儿女，生活非常凄苦。
杀死村长的命令是上级发出的，赵大队长只是个执行者，可他毕竟是亲手杀死了大舅子，当从外调同志的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他的心立即抽起来般的疼。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怎么办？于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每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省出三十元钱，寄给大舅子的老伴。每月挤出的三十元，几乎改变了赵大队长的生活。因为他的工资每月交给老婆以供家用后，剩下差不多就只有三十多元。这种拮据，使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悄悄捡过别人的烟头抽。
在战争年代，赵大队长不止杀了一个人。战争哪有不流血的？赵大队长曾经理直气壮地想：战场上，我不杀敌人，敌人就会杀我，杀我的同胞和同志。
对于亲手杀死大舅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赵大队长内心的一个隐痛，那毕竟是自己的亲戚。但他一直以自己是维护革命利益的来安慰自己，因为自己杀的是人民的敌人。后来，却突然发现，一切都是错的，自己错杀了一个同志，错杀了一个亲人。
他的内心永远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要一直跟着他进入坟墓。
还是那句话：革命是残酷的。
听了赵大队长的故事，成虎心里像塞了一块脏抹布堵着，憋得慌，又呕不出来。因为一个偶然，错杀了自己的亲人，又因为一个偶然，把错杀的真相翻出来了。不揭开这个历史的真相，对大舅子是残酷的；揭开了这个历史的真相，对赵大队长也是残酷的。虽然历史并不会要赵大队长承当责任，但良心的不安，将残酷的折磨着他的余生。在每月那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三十元钱寄给死人的遗属，可以使他的良心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历史的错误，他承受得起吗？应该由他来承受吗？
这个逐渐走向暮年革命了一辈子的赵铁柱，本来就因为儿女众多，住房窄小，经济拮据，弄得他疲惫不堪。战争年代冒着危险出生入死，和平年代始终在和贫困搏斗，这就是他的一生，所以牢骚大，骂人多，以此来发泄心中的郁闷。
太阳慢慢地西沉，赵大队长抱着那件旧大衣缩在藤椅里。成虎看见一滴浊泪顺着他的鼻翼流到他的胡须上，像是眼泪，又像是鼻涕。
突然，赵大队长像是被什么惊醒了，精神抖擞地坐了起来，张开眼睛四处张望。
成虎纳闷，他是怎么了？
孙拽子拉着板车回来了，像个野鸭子一样嘎嘎笑着。
天黑了，成虎和赵家人一道把赵大队长抬回屋里。
那天，曹老四去远郊拉水泥，送完水泥，到江边把板车洗了洗，回家时，老宅里家家都吃过晚饭了。曹老四刚把板车放好，突然听到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铁姑啊，你就这样走啦！你叫我怎么活呀！”
哭喊的人是孙拽子的老婆丘碧霞，铁姑是她的大女儿，年纪轻轻的怎么突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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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齐府的大厨房横向一连三间，东西走向，最东边的一大间是灶间，中间也是一个厅堂，西边的一间是仓库。穿过厨房的后面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原来有一个凉亭，凉亭到后花园的中间曾有一间书房。日本鬼子把老宅当做宪兵司令部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把凉亭和书房拆了，水井也填了。
解放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房产所有权改造中有一条规定，凡大宅中的厅堂、天井、过道、回廊、厨房、凉亭、花园，包括花园里的花木都不再属于原房东，所有权收归国家，具体管理归地方房管所。所以齐家的这三间厨房，东边的一间仍然是公共厨房，好几户人家在里面烧饭，中间的厅堂和西边的仓库都改为住房了。库房里住着张奶奶和她的外孙二傻，厅堂里住着孙拽子一家五口。
孙拽子家人多，孩子也大了，就在朝后花园的门口，搭了一间小小的披屋做厨房。白天做饭，晚上安一张床，给铁姑睡觉。
铁姑已经二十三岁了，是一个智障的姑娘，右腿还有残疾，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铁姑长得像丘碧霞，皮肤黝黑，眉清目秀。她总像吃不饱似的，而且吃相难看，像是怕别人抢她的似的，一口连着一口。盛饭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碗里的饭压得结结实实的，丘碧霞常骂她前辈子是个饿鬼。
由于吃得多，腿又不方便，她就不爱动，吃完饭端个小板凳，靠墙角猫着晒太阳，半眯着眼睛一晒半天，越不动越胖，越胖越不愿动。
铁姑虽然有智障和残疾，却是干家务的一把好手。父母亲白天出去干活，回到家时天都快黑了，两个弟弟年龄又小，做饭的事就落到铁姑的身上。铁姑每天都会在父母亲回家前把饭做好，可不可口就另当别论了。铁姑知道疼父母，特别是对父亲。给父亲盛饭的时候，她也会用力压一压，吃饭的时候，一定得到父亲的许可才会动筷子。所以，铁姑得到孙拽子的偏爱。
孙拽子不是宜市人，原籍是河南，大名叫孙家政。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黄浦军校毕业的，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副团长。他当营长的时候，在战斗中被炮弹炸掉了一只胳膊，伤好后升了官。解放后肃清反革命时，他被判刑十五年，“文革”前夕才被放出来。
孙拽子后来说，自己的胳臂是在和日本人打仗时炸掉的，他是抗日英雄。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文革”后，就将他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拿掉了。
一九四八年他随溃军撤到了长江岸边的宜市，偶然地认识了当时随着母亲摆烟摊的丘碧霞。
在码头上卖烟的丘碧霞，躲不开国民党伤兵们的骚扰。她有几分姿色，麻烦更大。拿烟不给钱或少给钱，那是常事，丘碧霞能忍则忍，也不敢和妈妈说。
那天，丘碧霞在码头上叫卖香烟，感觉到一个伤兵老盯着她，就想躲开。可刚一转身，那伤兵就和她撞上了。“啪”的一声，一只小瓶子掉到地上，摔破了，瓶子里的水流了出来。那伤兵叫了起来：“赔，赔，这是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当时价格很贵，被称为软黄金。
丘碧霞吓傻了，慌乱中赶紧拿了一包前门烟递给伤兵。
那伤兵一挥手挡开了：“拿一包烟来蒙人，你也不看看摔碎的是什么？”
丘碧霞哀求着：“老总老总，我一个卖香烟的，哪里赔得起呀！”
伤兵梗着脖子说：“赔不起？赔不起拿人顶。”
丘碧霞一听，转身就跑。
那伤兵一把抓住她的胳臂：“往哪儿跑？乖乖跟我走。”
丘碧霞抢天呼地地哭了起来，那伤兵就是不放手。
孙拽子正好从码头经过，看见一个伤兵缠着一个正在哭的姑娘不依不饶。本来他也不想管，可看着丘碧霞突然心里一动，这满脸是泪的姑娘，太惹人怜爱了，于是就挺身而出。他捡起地上的碎玻璃说：“咱们先拿到军医院去化验，如果是盘尼西林我来赔，如果不是咱们去宪兵部。”
那伤兵听了看看他的断臂和军衔，想想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孙拽子常常站在丘碧霞的烟摊边，俨然成了丘碧霞的护卫。后来，一半软一半硬，就把丘碧霞强占了。再后来，丘碧霞怀孕了，挺着肚子的丘碧霞不得不跟了他。肚子里的小孩不足月就生了下来，没有养活。
宜市解放，因为留恋新婚的妻子，孙拽子没有随国民党部队撤走，隐名埋姓留了下来。后来，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判了十五年的徒刑。
孙拽子去坐牢的时候，丘碧霞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铁姑。那一年下大雪，雪后气温急降，满街的融雪结了冰。天再冷，老百姓也要出门搞嘴，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丘碧霞一家更是这样。已经怀孕快八个月的她，傍晚还是挎着个烟篮子出了门，准备到戏院门口去卖香烟。刚刚迈出后门，“哧溜”一下就摔倒了。街上没有一个人，她慢慢地爬起来，捡起摔得满地的香烟，仍然去卖烟了。晚上回到家里，到下半夜就开始肚子痛，天亮的时候支持不住了，去了医院，早产了。
孩子生下来只有三斤半，小得跟个猫似的。她出生后一声也不哭，全身乌紫，没有呼吸。医生都以为她死了，护士用一床旧床单把她一裹，送到医院锅炉房。那时医院里死了婴儿，都是送到锅炉房烧了。
值班的锅炉工是个酒鬼，正拿着一个酒瓶喝酒，看见护士送来一个死婴，就让她先放下。护士随手把婴儿放在锅炉前的一把煤锹上，转身走了。也许是锅炉前的温暖让婴儿活了过来，等到锅炉工准备将她抛进炉膛时，却看见婴儿在床单里动了一下。锅炉工以为自己喝多了，再定神看看，婴儿又动了一下。锅炉工抱起婴儿送到妇产科，冲着送死婴的护士就骂：“你害我不是，啊？你怎么把活孩子送到我那儿了？啊，你以为我喝两口就糊涂啦？啊，你想让我背一条人命啦？我烧死孩子，不烧活的！”
那送孩子的护士吓得哭了起来。于是，婴儿又被送回丘碧霞身边。丘碧霞说这孩子命硬，于是取了个名字叫铁姑。
丘碧霞奶水特别足，铁姑小时候长得胖，再加上像母亲一样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非常讨人喜欢。但是铁姑只长身体不长心眼，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发现她手脚也不那么方便，她是一个有残疾的孩子。
孙拽子出狱后，也许是良心不安，所以对铁姑特别疼爱。他在狱中憋了多年，出狱没几年便一鼓作气生了两个儿子，如今这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六岁。孙拽子依然疼爱铁姑，有好吃的都先给铁姑吃。
孙拽子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就帮妻子拉板车。
孙拽子身体好，有力气，很快就独自一人拉一部板车，妻子又去拉了另一部。两个儿子渐渐长大，在父母板车的旁边，套一个背绳，也帮着父母拉车。拉板车是多劳多得，孙拽子家有两部板车，经济收入比一般人家好。
有了一点钱，首先要改变的是家里的饭菜，还要保证孙拽子每天都能喝上一点小酒。所谓饭菜好，就是饭桌上要有肉。孙拽子一家都干重体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