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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他的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来回行走是没有问题。这样的情绪是近两个月以来少见的。希望和信心又回到了他的心中。
罗瑞卿又恢复了他那活泼爱动的天性，他一边哼着四川地方小调，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店老板！”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出现在大门口，“请问这里还有空房吗？”
“有！”罗瑞卿边说边转过脸去，看看来人是谁，“请去登记吧！”
话还未说完，他们都惊讶地怔住了，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瑞卿！”
“启愤！”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在扑簌簌流淌。
这时熊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他被眼前这场面弄糊涂了。
“是啥子事？”熊师傅冲着罗瑞卿问道，“看把你高兴的？”
“熊师傅，这是我的同学任启愤，也是我的同乡！”罗瑞卿向熊师傅介绍。
“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熊师傅十分高兴地说。
于是，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你看，你看，我只顾高兴了！”罗瑞卿看着任启愤说，“竟然忘记给你介绍这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这儿的主人，姓熊，是重庆人！”
“哟，那我们都是老乡啊！”不等罗瑞卿说完，任启愤就接过了话音。
罗瑞卿继续说：“这一个多月以来，多亏熊师傅的精心照料，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看你说到啥子地方去喽！”熊师傅一口川腔：“不要说这些了，快到屋里坐吧！”
两人到屋子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
原来，任启愤也是在找党组织。他参加了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泸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武汉，现住在中山大学一个熟人那里。他还给罗瑞卿帝来了秋收起义的消息。
在当时的武汉，像罗瑞卿、任启愤那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也难以立脚。
这天晚饭后，罗瑞卿、任启愤外出散步。
两个青年人心事重重地向前慢慢走着。
“瑞卿，”任启愤并未停下脚步，只是小声说：“我看，武汉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上啥子地方去？”罗瑞卿听后，马上站住，看着任启愤问道。
“我们一起到湘西常德去！”
“找谁！”
“秦汉山！”
“是不是何光烈手下的那个秦旅长？”
“对！就是他！秦汉山还是倾向国民革命的。他也参加了泸顺起义，我就是在那时和他认识的，而且和他的关系也蛮好哩！起义失败后，秦汉山将其部队拖出四川，被鲁涤平收编。现在是驻常德的警备司令！”
罗瑞卿一想起在南充抗佃当捐，何光烈手下的官兵为虎作伥的情形时，气仍不平。他气愤地说：“找他？我不去！我不去！”
“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去处，虽说去他那里不太好，可总比这里要安全些。再说，说不定，到那里还能打听到一些你希望的东西哩！”
说完，任启愤朝罗瑞卿挤了挤眼笑了。
罗瑞卿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天色渐渐黑了。
罗瑞卿、任启愤一前一后朝四川会馆走去。
他俩刚踏进大门。熊师傅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不得了，不得了！”
看到熊师傅满脸惊恐地样子，罗瑞卿心里早已猜出几分。
任启愤问道：“熊师傅，是不是……”
经过刚才这场大搜查，熊师傅变得异常警觉，生怕再出现什么变故。他非常机警地朝大门外望了望，小声说：“屋里说吧！”
来到屋里后，熊师傅说：“刚才他们来搜查过了，幸亏你俩不在。你们住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查（罗瑞卿、任启愤的住房在熊师傅的对面，很近），却把我住的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没有看出啥子不对头来，就扬长而去了！”
罗瑞卿心里充满了歉意，十分内疚：“让您老受惊吓了，实在是……”
不等罗瑞卿说完、熊师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俩应该马上离开，越快越好！欠我的伙食费，你有良心以后兑给我。“他指着罗瑞卿说道：”没良心也就算了罗瑞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熊师傅面前、流着眼泪，说道：“老伯，请您受我一拜，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孩子，快走吧！”熊师傅催道。
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 ｜。qi70。）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年10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11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这六个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过着有饭同吃，有钱同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义林、葛泗桥家里比较富裕，经常寄些钱来。这些钱常用来维持六个人的生计。
经人介绍，任白戈到招商公学去当了教师。这样，有了固定的工作，经济上就又好一些。
他们几个人住的那个亭子间，不大，没有床，大家滚地铺。
每到周末，任白戈必定要来和罗瑞卿他们住在一起，礼拜天是要打牙祭的。
菜买回来后，别人摘菜、洗菜，罗瑞卿炒菜、做饭。任白戈年长罗瑞卿他们几岁，脾气也好，大家每次吃完饭，总闹着要他洗碗。
平时，吃完饭后，罗瑞卿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四下里打听，寻找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每个组织都采用秘密工作的方法。即便是老同学、好朋友，组织情况也绝不能讲的。因为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特务、叛徒的包围中，一切言行都得慎之又慎。
罗瑞卿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到外面去寻找组织关系。
一切都是那么秘密，要找到党组织是很难的。一个月下来，罗瑞卿为寻找党组织，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跑遍了。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毫无收获地回来，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抽烟。
大家都劝他把烟戒掉：“瑞卿，不要抽了，抽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说，我们的钱也不多，还不如省下吸烟的钱多加几个菜吃！“
任白戈早在四川团省委时，就是党员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充许他们随便接头的，他非常理解罗瑞卿此时的心情。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没有着落，心里烦得很，所以他总是站出来替罗瑞卿讲话：“他现在心里烦，就让他抽吧！”
任白戈上街买菜时，总忘不了给罗瑞卿带盒烟。
罗瑞卿的烟后来戒掉了。那是在苏区时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1928年10月的一天上午。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
桥附近，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瑟瑟秋风中的黄叶，有气无力地落在地上。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身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脚穿一双半旧的布鞋，手拿一张《申报》，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一会儿望着海关大楼上的报时钟，一会儿看着苏州河里的流水，一会儿出神地盯着远方。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瑞卿。此时，他正等着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