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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
即使在身体向他发出告急信号之后，他也还是照样胡混，因为他一直结实得象块石头。特兰西托常常说：“我儿子除了霍乱以外没得过病。”她把相思病和霍乱混为一谈，在她丧失记忆力之前很久就是这样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都是错了：她儿子已经在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据医生说其实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只是在治疗失败之后反复出现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炎和六次阴囊炎，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男人，都不会把这当成疾病，他们是把这些当做战利品的。
刚满四十岁，他就因为身体各部分的不可名状的疼痛而去看医生。进行了反复检查之后，医生告诉我：“年岁不饶人哪。”他回家之后，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这些痛痒是否同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他的过去的唯一参数点，是同费尔米纳的朝露般的爱情，只有同她有关的事才同他的生活有关。看见燕子蹲在电线上的那天下午，他从最早的记忆开始，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回顾了一次次逢场作戏的爱情，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而必须越过的无数暗礁，回顾了使他产生不顾一切地要同费尔米纳结合的万死不辞的决心的种种往事。只有在这一刻，他才发现光阴流逝。一阵冰凉的战栗使他眼前发黑，不由得把手里的种花工具一扔。亏得靠在公墓的围墙上，才没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去。
“真糟糕，”他惊恐地自语道，“三十年了！”
正是这样，当然，对费尔米纳来说，同样也过去三十年了，但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最令人回味的三十年。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里的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已经扔进记忆的垃圾堆了。她住在位于曼加市的新居里，守着一个假如她要重新挑选，她会舍弃全世界的男人而再次选她的丈夫，生了一个正在医学院继承祖业的儿子，还有一个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有时使她以为仿佛是自己的再版的女儿，她成了自己的命运的绝对主人。继那次本意不再回乡、以免再过那没完没了的提心吊胆的日子的倒霉的旅行之后，她又到欧洲去了三次。
也许上帝终于听到了某个人的祷告：在巴黎住了两年之后，正当费尔米纳和乌尔比诺刚刚开始寻找废墟里残存的爱情之时，半夜到达的一封电报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唐娜·布兰卡业已病危。报告死讯的那封电报旋即接路而至。他们立即启程回国。费尔米纳下船时，身上的丧服已经遮不住她的大肚子了。她又怀孕了，一点不错，婆婆的死讯产生了一首幸灾乐祸的民歌，末尾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
美人去巴黎，
巴黎有点啥？
腹中空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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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就生娃。
虽然歌词粗鄙，但直到许多年之后，乌尔比诺医生在心精痛快的时候，总是在社会俱乐部里点唱这首歌。
关于闻名遗迹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存亡及其徽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它最初以适当的价钱卖给了市财政厅。后来，当一位荷兰考古学家在那里东挖西挖以便考证哥伦布的真正的坟墓——第五座坟——就在侯爵府里的时候，它又以高价转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姐妹们进了萨莱西亚纳修女院，过着死水般的囚禁生活。在曼加别墅竣工之前，费尔米纳一直住在她父亲的老屋里。她一搬进别墅就当家做主，把旅行结婚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和在重修旧好旅行后订来的补充家具都搬了进去。从第一天起，她就把亲自到来自安的列斯的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鸟儿带回去，摆满了家里各个角落。她，和重新属于她的丈夫，和长大了不少的儿子，和在国外回来后第四个月诞生的取名为奥费利亚的女儿，一起搬了进去。乌尔比诺医生懂得，本来面目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因为他希冀的那份爱情，大部分已被妻子给了儿女，但他渐渐习惯于享受剩余爱情而自得其乐。朝思暮想的夫唱妇随，在最没想到的时候实现了。一天晚宴，上一道费尔米纳没搞清楚的美味佳肴，她要了不少，觉得味胜山珍海味，便又要了同第一次相等的一份，只是为了顾全面子，才没好意思要第三份。正当她为此遗憾不已的时候，却听说刚才那两大碟美食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服了输。从那天起，在曼加别墅里就跟在卡萨尔杜埃罗府里一样，三天两头桌子上出现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每种做法都使她脾胃大开。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时代的闲暇中常常津津乐道，他真希望能再生一个女儿，给她起个他心爱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费尔米纳想通了，私生活跟社会生活相反，是变化无常和不可预见的。找出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分析来分析去，她还是更喜欢儿童，因为儿童的观念更真实。她的思想刚刚成熟，刚刚抛弃了形形色色的幻想，便又因始终没有成为她过去憧憬的人而开始惋惜了。年轻时代，她在福音公园里经常想当一个甚至没敢对自己说出的人：高级女佣。在社交场合，。她成了最受宠爱，最受恭维因而也最疑神疑鬼的女人，但她没有在任何方面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也没比在治家方面更少自我原谅。她一直觉得在过一种受丈夫施舍的生活：丈夫是这座他自己建造而且也仅仅为他自己建造的幸福的帝国的绝对君主。她知道丈夫爱她胜于一切，胜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但他所以爱她，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让她为他尽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有某种东西在折磨她的话，那就是一日三餐。因为不仅三顿饭必须按时开，必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必须完全合乎他的口味，还不许问她爱吃什么。如果问她——跟家庭礼节中无数的毫无用处的客套一样，·他会继续看报，连眼皮也不抬地问答说：
“随便。”
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得和颜悦色，因为他觉得没有比他更不专横的丈夫了。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并不“随便”，一定要合他的口味，不得有半点差池：牛肉不能是牛肉味儿，鱼不能是鱼味儿，猪肉不能有斑点，鸡不能有一根毛。就是在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计价钱地为他去搞，好让他闻自己的带香味儿的尿的水汽而陶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的寸步不让的主角。只要有一丝怀疑，他就会把桌L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做得没有感情。”在这方面，他灵感潮涌。有几次，他刚刚尝了尝甘菊药茶，就把茶推了开去，只说一句话：“这玩意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佣们都惊讶不已，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烧开了的窗户水，但当她们想弄明白，尝了尝药茶的时候，心里明白了，是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无缺的丈夫，从来不捡任何掉在地上的东西，也从来不关灯，不关门。
早晨，天还没有亮，他的衣服上如果掉了一颗扣子，她便听见他这么说：“一个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
每天，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热汤的时候，他都要可怕地号叫一声——后来谁也不害怕了——紧接着便是一声长叹：“到我离开你们的那一天，你们就会明白，是因为这种唇焦舌燥的日子让我过腻了。”他断言，偏偏在他服了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时候，她们才在饭菜上格外下功夫。他一口咬定这是妻子在捣鬼，后来，妻子不陪他一块儿服泻药，他便拒绝服药。
他的不通情理使她烦造了，她在过生日那天，向他要了一件奇怪的礼物：由他负责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真的从无一亮便上任了。他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但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做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餐，吩咐收拾屋子，费尽心机，想管得比她更出色，但没到中午，就不得不面无愧色地投降了。他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女佣们也串通一气，作弄他，闹得他把一切都翻了个底朝天。十点了，还没决定该做什么午饭，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卧室也还没收拾，厕所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忘了派车去接孩子，而且把女佣们的职责也张冠李戴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房间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眼看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米纳只好重新执政。她笑得半死，但没有露出她曾想过的得意之色，而是对丈夫在管家方面毫无本事表示同情。他以老生常谈的理由为自己解围：“我管家总比你治病强。”
然而，教训是有益的，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星移斗换，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了明智的结论，不可能换个方式共同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换个方式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情了。
在新生活锦上添花的那段时间，费尔米纳在好几个公众场合看见过阿里萨，越经常见到他，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看见他时已经很自然了，不止一次还因心不在焉而忘了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在商界，他在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小心而又势不可挡的升迁，是个开口必谈的话题。她看到，他的仪态更籁洒了，矫揉做作的拘谨变成了对人敬而远之的清高，稍稍发胖使他的身材显得更为适中，模样年轻对他有利，他对自己空空如也的秃头也大大方方地采取了措施。唯一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是不修边幅：外套很不合身，帽子始终是那一项，领带是他母亲店里那些专门卖给诗人的条形领带，雨伞破旧不堪。费尔米纳逐渐习惯了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他，后来，就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公园窗下为她伤感的面色忧郁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了。但无论如何，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关于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感到高兴，因为这也多少减轻了她的罪责。
然而，当她自认为已经把他完全从记忆中抹去时，他又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成了她怀旧的幽灵。那是暮年的前兆，每当听到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可弥补的事。十月间，每天下午三点钟从维亚努埃瓦山传来的那声孤零零的震耳欲聋而分秒不差的雷声，成了她不可愈合的伤痕，年复一年，雷声唤起的记忆越来越鲜明。新的记忆几天后就在脑中模糊了，但多年前在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乡的旅行却活龙活现，晃如发生在昨日，一幕幕往事宛然在目。她还记得那个名叫马纳乌雷的小镇，坐落在山上，唯一的街道笔直而翠绿。她记得那里的吉祥鸟，记得那座吓人的房子，每天，她都穿着那件浸透了皮特拉模拉莱斯的永远也流不干的泪水的睡衣醒来，皮特拉模拉莱斯就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殉情身亡的。她还记得当时的番石榴的味道，后来就再没有那种味道的番石榴了。她记得，在圣胡安·塞萨尔镇，她在金光灿灿的下午和那群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表姐妹们一起去散步，走近电报局的时候，她的心哈哈地跳个不住，分不清哪是雨声，哪是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