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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
二十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①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②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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