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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混乱不堪地状态中。朝廷效率极端低下。国家资源严重浪费。百姓负担却无比沉重。这才导致了今日地一系列弊病。
摸清状况后。秦雷便决定对症下药。他一不申斥、二不宣导。只用一招招雷厉风行地手段。向天下表明他地决心！
既然原先官僚已经盘根错节，无药可救，那好，就请全部回家，没了你们这群王屠户，老子照样吃带毛地猪！
人都光了，朝廷的架构自然随他揉捏。秦雷大刀阔斧的砍除了超过总数一半地冗官编制。再把清河大学堂里的士子们一股脑塞进去。
在见识了王爷的雷霆手段之后，这些被他一手拔上高位的菜鸟官员自然是惟命是从。不敢稍有差池。
在赏罚分明，执法公正的前提下，秦雷推行了蓄谋已久的考成法。实施近一年来，以至于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效率大大提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战战兢兢的菜鸟们，整日被接踵而至的任务缠身，只想着把考核通过，可别被撸了官职，那可就丢死人喽。以至于无暇去进行原本官场上最重要、最费心力、也是最残酷地勾心斗角，一时间朝堂上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起来，行政效率很快便超过了前任。
当朝廷变得海晏河清、齐心协力时，秦雷便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利器。他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民生等诸方面的改革，一时间无往不利、事半功倍。
《天佑新政》的举措可以概括为二十四个字丈田亩、改税赋、修水利、平物价。重科举、兴工商、畅交通，强军备。实实在在的八条内容。
这八条又分两部分，前四条可以看成是安民之举，后四条则是强国之策，且听我们一样样分说。
先说丈田亩，就是之前便提过的清查土地。变法诏书上说：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地根源。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诏书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以增加朝廷的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第二条改赋税，主要是针对现行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贪污克扣等现象非常严重。现将所有赋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
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以及徭役折算的丁银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全部折算为税银，总为一项收入，统一征收。如此可以避免田多者偷税漏税、田少者多缴税，平衡了税赋负担。
且国家容易掌握该收多少，百姓明白易知该交多少，还可防止官吏欺上瞒下、从中渔利。
值得注意地是，诏书中明确规定，将百姓应服地徭役。也按照朝廷制定地标准折算，按照每一户的丁口数加总，一并加入了税银中。
同时明喻天下。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按当地劳力标准雇人从役。将无偿转为有偿，这钱就从收上来地丁税中出。
这样做的好处很大。比如在新法没颁布之前，官府征夫地随意性很大，除了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修路、筑堤这些官差之外，还会无偿使用百姓给自家搬运、做饭、抬轿、驾车之类，完全是以官役之名，命百姓行奴仆之事。
新法实施之后，雇佣民夫的权力将统一收归州府一级。由各县按实际情况上报所需劳力，再由州府审核后统一拨付经费，事毕还要检查完工情况，以免假公济私。
显然新法改变了原先混乱不堪的徭役制度，大大减少了官府无度滥征民夫的现象，将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生产，为国家创造财富。
同时税赋劳役折银，用夫付费这两桩新鲜事。也必然会把银钱提升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关键地位，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
其三是修水利，总结疏浚大运河，重开京水河、开凿引水渠这三大水利工程地经验教训，将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减少水灾、增加灌溉面积。
其四平物价，乃是由朝廷出巨资，在中都、洛阳、襄阳三地设立市易司，任务是在丰收时以合理的价格向百姓收购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贩趁机压价。避免谷贱伤农、米贱伤农；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灾等粮食紧俏之时，以合理地价格向百姓出售。同样为了抑制不法豪强囤积居奇，讹诈百姓。
双管齐下，可以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更保险，不至于轻易破产，沦为佃农。正像诏书中所说，权贵贱，通有无，以平物价、济黎民，所以抑兼并也。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秦雷的变法旨在安民，尽可能的为老百姓解除负担。他的设想是，十年之内使绝大多数可以养活一家老小，不至于逃离乡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民。二十年内，能让半数人家，家有余财……至少逢年过节能想买点啥就买点啥吧。
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秦雷这法子对百姓、对朝廷都有好处，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会太高兴。那就是原先不交税不服役、还可以随意驱使民夫做这做那、时不时还能靠着囤积居奇，发笔大横财的既得利益者们。
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暂时撵出朝堂的士族老爷们，甚至未来也会包括刚刚跻身朝堂的新贵们。秦雷虽然对那些官僚不报好感，却也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靠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地老百姓……
前唐太宗说：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拥戴确实是很伟大的力量，但大多数时候却不顶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着那帮子老西儿门阀夺下来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最后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认识到，老百姓那温顺的表象下，隐藏着无比狂暴的力量。这力量足以毁天灭地。改换新天。
因为畏惧，所以爱民。古来贤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帮得上这些至尊地，却还是那些不怎么可爱地官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势力。
两边都不宜太过得罪，这便是一个矛盾。秦雷的解决方法是大家谁也别革谁的命。都得点好处、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没有技术含量，却相当的管用。
这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他要变革，要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须让大户们停止对百姓地盘剥压榨。但要是单纯让大户们吃亏，他们就会不乐意，就算不跟秦雷对着干，也绝不会与他合作的。
如果把这些人都逼急了。一样会出大乱子。所以秦雷地后四条，就尽量向士大夫们倾斜……
比如说第五条重科举。《新政》上明确指出，科举将是国家取士地唯一正途。本着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进行官员选拔，除此之外所有地方式全部予以废除。
这条发令是秦国选官制度的进步，是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科举的拨乱反正。是对察举制、征辟制和荫庇制，最直接有力地替代和否定，给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地平台、机会和条件。
新法中重申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两部分。强调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不分轩轾、无论尊卑。
但话虽如此。可国家终是需要文臣来治理的，且武将更重视的是战功，谁能打仗谁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举，你是第几名；我出身哪年武举，我是第几名。
所以武举的地位不如文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圣旨可以改变的。
而从历年的统计资料看，参加武举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地占大多数，参加文举的人中，却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在世人眼中，当兵扛枪是粗人干得活，虽然立功容易，可也太过危险。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着手脚粗壮。又练了些刀枪棍棒。便想着通过这个途径参军，搏个军功出来……至少不用从头做起了不是吗？
而文举则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首先在这个年代，读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贵、书本贵、笔墨贵、白纸更贵。保守估计，一个学子从入蒙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直到把四书五经读下来，共需要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一个壮劳力完全搭进去不说，仅各项花费便达到二百两银子，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别提连饭都吃不上的贫苦人家。
所以那些连饭都吃不上，还能考中状元郎地事迹多半属于励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尔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识字的就不错了。所以百姓对读书人有着天然的敬畏……别说你考上进士，就是个秀才都要让人肃然起敬的。
所以当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后，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绝对属于有文化的那一类。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导地公平科举中，他们考中地几率要远远高于士族和平民。
这就是秦雷对士大夫的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地构想中，庶族地主将成为新兴的士大夫，挤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于那些被撵出权力***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条兴工商和第七条畅交通伺候。兴工商便是鼓励工商，这可能是全部变法中最叛逆的一个，因此历朝历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乱国之人，认为他们囤积居奇，扰乱当地经济秩序，且唯利是图，与道义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说他们是放屁，没有商人的买卖转运，那荆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阳城。巴蜀地中的井盐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国各地的农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产了自己用，华夏经济也要倒退千年。
至于如何对付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这样的行为，秦雷早在第四条平物价上有了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必赘述。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秦雷还是认为瑕不掩瑜，他觉着商人地地位应该更高。因为他们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加速器。有了他们，生产者才能尽快的卖掉所产的货物，缩短生产循环周期，而消费者也能及时的获得所需的产品，大大刺激了消费。所以把商业搞上去了，其他地行当都会被注入一阵强心剂，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国无农不立、无商不富，因此在确立农本地位的同时。他也不忘发展工商业。具体举措有三条：第一，取消全国州府及以下地方设卡收税的权力，一批货物在省内流转。仅需交一笔商业税即可，之后只要不出省，便不会再征税，体现税不重征的原则。第二，降低税率，把原先五征一的商业税降低为十五课一；第三，取消对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确其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条畅交通。有句俗话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宽敞平坦的马路，交通就会便利，就不愁生产出来东西运不出去，就不愁东奔西走，就会大大降低商人们的成本，可谓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达地宽敞道路，可以显著拉近城与城、府与府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利于国家安全，所以秦雷将通畅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地地位。
但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做，而是将会采用复兴衙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