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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摇摇头，对王超说：“你说说，我看就你能说话。”
王超摇摇头。
医生问：“你怎么不说话呢？”
王超抿紧了嘴巴，继续摇头。
医生说：“没关系，你说吧。”
王超泪汪汪地看着医生，突然转过头，“哇”一声全吐在地上。
我一想到王超原来是早就吐了，但是含在嘴里一直没吐出来，心里就泛恶心，又冲着地上吐了一次。
医生大为紧张，说：“你们这样不行了，你们也别说了，我知道了，我去叫医生下来。你们这是集体食物中毒啊。”
王超吐干净以后终于能说话了，但是他没有及时地阐述病情，先自顾自地说了一句：“他妈的，本来憋得住的。其实最早是我吐的，但是我没吐出来，我自己又吃回去了，看见你们吐成那样，又吐出来了，而且吐得太多，吃都来不及吃回去。”
听完这句，我和健叔还有医生都吐了。
我们四人就这么来回吐了十分钟，终于过来了一个主治医生。医生一看地面，皱起了眉头，说：“快去洗胃。”
我虚弱地说：“不是，我们主要来看眼睛的。”
医生说：“你都虚脱了，说胡话了。”
王超说：“那个，那个人，捂着眼睛的，眼睛伤了，要看眼睛。”
健叔适时地凑上去，说：“眼睛伤了，眼睛伤了。”
医生说：“这食物中毒也要看的，如果是某些比较毒的菌类或者别的，是要致命的。眼睛如果能忍就忍一会儿。”
王超说：“不是的，我们没食物中毒。”
医生问：“那怎么吐成这样？”
王超说：“主要是开车开得比较快，都晕车了。”
医生说：“谁是司机？”
王超说：“我是。”
医生说：“你本事挺大的，自己都能把自己开吐了。”
王超说：“还是看眼睛要紧。”
医生对急诊医生说：“叫眼科的胡大夫。”
然后转身对我们三个说：“你们重新挂号一下。”
我们三人互相觉得对方又臭又脏，都下意识离得很远。回到急诊窗口，我发现刚才的医生已经戴上了口罩和手套。我说：“我们改看眼睛。”
医生说：“我已经通知胡大夫了。是公费还是自费？”
王超回答：“自费，自费。”
医生说：“要不要动手术啊？要不要住院啊？”
王超说：“我们怎么知道，检查完后才知道。”
医生说：“可能挺严重的，你们准备好住院和手术的押金。”
王超问：“多少钱？”
医生说：“先交一千。”
王超问：“你们有多少钱？”
我说：“我没带，放在家里。”
健叔说：“我也没带。”
王超说：“我带了五十块。”
医生说：“你们才带五十块钱就敢来逛医院？敢来我们这儿消费的，谁身上不带个万儿八千的？”
王超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就先看看。”
医生说：“你钱带的不够，到时候也只能看到哪步算哪步了。我们这里是不能够赊账的，很明确的。前几天一个病人，钱就没带够，要做手术，手术做好了，但是因为身上的钱只能做到这步，所以就没缝合。”
我说：“不能吧，没缝合怎么办啊？”
医生瞄了我们一眼，说：“伤口就敞着呗，到现在还敞着呢。”
我说：“医生，救死扶伤要紧。”
医生说：“市场经济了。”
王超说：“这钱我会有办法的，一定给你凑齐。”
医生说：“像你这样说话的多了，我们这里是很明确的，给多少钱做多少事。”
我指着墙上“救死扶伤”四个字说：“你这都写着‘救死扶伤。”
医生说：“是啊，但没写免费救死扶伤啊。你给了钱，我们自然救死扶伤了。”
王超说：“好好，钱我想办法，但胡医生怎么还没来啊？”
医生说：“是啊，这老胡也够慢的，我打个电话催催。”
医生打了个电话催了几句，挂后说：“实在是不好意思，老胡和其他几个医生在打牌，今天还没和过牌。老胡说这把牌不错，等这把完了就过来。”
健叔说：“哪有这样当医生的！”
医生说：“病也分个轻重缓急。”
健叔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就是轻的？”
医生说：“你还能说话呢！”
健叔说：“我伤的是眼睛，又没伤嘴。”
医生说：“我们这里的医生都很有医德的。如果来的人已经不能讲话了，肯定三分钟里就过来了；不能站着的，大概五分钟到；像你这种还能站着讲话的，等一等又何妨呢，就当在等救护车吧。”
听完这话，健叔差点气绝。
王超凑上头说道：“跟你们牛院长打个电话，说我是他朋友。”
医生不信，道：“我们牛院长叫什么名字？”
王超说：“牛爱民。”
医生说：“你叫什么名字？”
王超说：“你告诉他，我爹叫王法，我是他儿子，叫王超。”
医生说：“胡说你爹就是王法。我怎么知道你爹是什么！”
王超说：“你眼里还真是没有王法。你让你院长给我打！”
这时候，胡医生姗姗来迟，但脸上洋溢着春风，明显刚才那把是和了。
胡医生招呼健叔躺下。这时候健叔尴尬地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能睁开了，但是好在脸上还镶嵌了几粒玻璃碎片，才显得不虚此行。进行了简单的消毒以后，我们三个走出了医院。
在慢悠悠开回去的路上，王超说：“健叔，你看，他弄断你腿，我弄断你手，我以为这次你是不甘落后啊，自己弄瞎自己一只眼睛。”
健叔说：“是啊，刚才我吓死了，以为自己真要瞎了。”
我说：“你这几个月就没有健全过啊。亏你还叫健叔。”
健叔说：“名字都是代表愿望，没有才去愿望。我从小就倒霉。”
我谢过王超，问：“你爹是干吗的？”
王超说：“我爹是公安局长。”
我和健叔一哆嗦，说：“公安局。你怎么以前不说。”
王超边换挡边说：“主要是说出去不光彩。我一说爹是当官的，同学们就以为我是贪官的儿子。在外边混的时候一说吧，全都是来求我帮忙说个情把他哥们给放出来的。”
健叔说：“是啊，当官好啊，当官有赚头啊。”
王超说：“我爹可是清官。”
健叔说：“没说当官的就是贪官，你紧张什么啊！”
王超更紧张了，说：“我爹要是贪，我早就在国外读书给他洗钱了。你看，我这不是还在国内嘛！”
健叔说：“没说你，小伙子。”
窗外的景物慢慢地逝去。这速度又舒服又安全。我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在我还没学会开车的时候居然就已经不喜欢速度了。这速度和我少年时坐的公共汽车一样，可以让我思考很多事情。
到了大荣，连电视机都没开，我们就睡了过去。这次我们居然睡了两天。在睡的过程里，我们轮番醒来又轮番睡去。我做了无数个梦，这些梦在我至今的人生中重复出现了很多次。这说明我是个无聊的人，过着毫无新意的生活。我能想起自己的这些梦境——
我一个人跑在我国北方和苏联的交界处，旁边是巨大的输油管道。这是一条只能容纳对向两车的路，周围全是大雪，但是奇怪的是，路上却没有任何的积雪。在路的左边一百米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没有叶子的树林，树上也都是白雪，但是到达树林的那一百米居然是青草地，奇怪的是也没有任何的积雪。我在路上不停奔跑，还时常看看左边的树林。树林一直往山坡上生长，而白雪皑皑的山坡则整齐得像被切过的奶油蛋糕。一列火车在山坡上的铁轨上隆隆驶过。在梦境里我只管跑，丝毫没有考虑为什么铁轨没有修在平地上而是修在山坡上这样现实的问题。我跑到太阳渐渐下山，周围毫无变化的景物渐渐变暗。而来来往往的巨大运输车辆丝毫不能让我害怕，似乎它们也没有比我快多少。我问心无愧地跑在车道上，而迎面过来了很多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卡车后面装着巨大的武器，都是直指天空的导弹。很多导弹上面还写了一行字“氢弹，小心轻放”，并且在下面标了英语“LIGHTEGG，LIGHTPUT”。太阳正在慢慢下山的时候，突然周围又亮了起来。
这时候，太阳说了一句话：“不好意思，我忘记了现在是极昼，我不应该下山的。”
我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奔跑，没有丝毫疲惫。
突然，我跑到一个长满葡萄和青藤的地方。出现一个穿白衣的漂亮姑娘。我问：“你是苏联方面的吗？”
那姑娘说：“不，我们离开那里很远。我们在吐鲁番，你看看这沙漠。”
我转头一看，但还是在中苏边境，周围还是雪林和输油管。
姑娘说：“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你累吗？”
我说：“我不累，我还要跑。”
在这对话的过程中，我还是在快速奔跑着。但是，我想不起来姑娘是如何始终面对面地和我说话的。
终于到了一张巨大的桌子面前。桌子上放了很多美味，有各种动物的香喷喷的腿和我喜欢的水果们，还有沾了奶酪的、一个就有草莓那么大的巨大葡萄干和一个就有苹果那么大的巨大草莓和一个就有西瓜那么大的巨大苹果。这让我很期待看到我最喜欢的西瓜究竟有多大。姑娘轻轻依偎在我肩上。
我说：“姑娘，不要这样，我们才刚刚认识。”
姑娘和我分开了。
我说：“姑娘，不要这样，既然做了就做到底。”
姑娘又依偎在我的肩上。
整个过程里，我还是在围绕着桌子不断奔跑的。
周围的输油管、雪山、沙漠、葡萄、青藤、卡车、武器、树林、公路还有有个脸的太阳不断地闪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拿起一只巨大的鸡腿，放到嘴边，刚要咬一口，梦就醒了。
这个梦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一直做到苏联变成俄罗斯还不停歇。
还有一个梦是讲我在上海开车，突然出现很多人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德日班勒的地方在哪里？”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在开车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问我这个问题的，但是总之是问了。我说我连人民广场都不知道在哪里，何况德日班勒。
他们突然间全都变成了穿着袈裟的僧人，对我说：“上海有一条很小的马路，叫德日班勒路，这路短到只有几百米。进马路大约八十米，有一所小房子，那个小房子就在右手边上，那是德日班勒在上海的办事处，里面有一个病人，叫德日班勒。我们熬了一碗鸡汤，你把这汤亲手给德日班勒，德日班勒的病就能好了。否则，嘿嘿。”
“嘿”完这些，人都不见了，而我正在德日班勒办事处门口。门口很小，就是一扇门，但是这门连同走廊突出于周围的建筑物有十米，且四周都是刻字的店。我想这附近有这么多人要刻字吗？穿过十米的长廊，就是一间会议室，穿过会议室，就已经在苏州的一个园林里。我再进会议室的时候，发现里面躺了一个人。这人对我说：“你来迟了一步，我已经死了，你到旁边的店里给我的墓碑刻字吧。”
我到了旁边的店里，问老板：“谁是德日班勒？”
老板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叫德日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