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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作的变动马宏楠却不怎么放在心上，但同事间世俗的嘴脸却让他怒火冲天。在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上，马宏楠倒是一个达观者，他认为不论干什么，总有不干的那一天；不管当多大的官，总有退下来的时候；一个人的寿命再长也要死的，争长争短，论多论少，最终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在精神和情感上，马宏楠却极为脆弱，神精质往往敏感到病态的程度，在人格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刺激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伤害，一丝淡淡的眼神或是一句不经意的玩笑都会在他心头留下痛苦和创伤。难怪他以前不给一把手送礼行贿、不向好友开口借钱托关系，原因是他把自己内在的人格厚厚实实地裹了起来，这也就不难解释他在婚姻问题上所抱的态度和选择了，潜意识的作用注定他在政治上的失败。由一名要害部门的科长一跌而为一名普通的工作者，他倒能泰然处之。在他看来，一个农民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经过自己的苦读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就已经不错了。当然，现在的农村比过去的农业社要好得多了，跳不跳出“农门”已无所谓。令马宏楠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势利之徒的唾沫花子，而最肯在他面前显得幸灾乐祸说三道四的人都是原来跟着他转的人，经常吃在他家，玩在他家的人。可笑的是马宏楠原先在家盖房时那些主动借钱给马宏楠的人，立即向马宏楠讨债，话语之难听、言词之刺激好像马宏楠已被单位开除或者快要死去的人。他们争先恐后地到财务科抢领马宏楠的工资。马宏楠虽然气愤，但却无话可说。谁让自己穷？谁让自己欠人家的钱呢？活该！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不断地在心里问：“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贾送欢？你贾送欢乘人之危将原来的一把手赶走之后，当了行政一把手，大权在握，没几天就拿我马宏楠开刀？你毁了我的前程也罢了，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在会上点我的名，说我有才无德，说你此举是为了保护我？言下之意就是我马宏楠在基建科有经济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恶毒呢？我无德？我马宏楠一没有象你那样和财务科长整夜睡在一个被窝里，二没有象你那样落井下石赶跑了原来的老领导。说我有经济问题？我既没有和财务科长同流合污作假账，又没有和供应科长共用一个老婆狼狈为奸进购劣质掺假原料和材料。贾送欢，你这个满口政策原则，满腹贪污受贿的伪君子，我看你能横行多久？”
此时，贾送欢在政治上的那些死敌纷纷向马宏楠招手，拉他入伙。他们猜想马宏楠跟了贾送欢多年，手中一定掌握着许多黑材料，再加上他们收集到的一些情况，意欲让马宏楠执笔写一份举报材料，向上级反映，其结果让却他们大失所望。马宏楠在与人的交往上从没留心过也没刺探过别人私下里的活动，他哪儿有贾送欢的黑材料？再说他还没有下作到如此地步。可贾送欢的死对头周民科三番五次地找马宏楠，说：“牛不顶牛是死牛，人不日人是死人；他不仁，你也不义，难道就这样被贾送欢糟蹋了？咽得下这口气吗？”可马宏楠念及多年来和贾送欢的交情，婉拒了周民科的结盟盛意。气得周民科对别人说：“马宏楠真是个书呆子！”
一
当那些和马宏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少年或青年喊他“叔叔”、“伯伯”时，他往往会吃惊地一愣：“他们为何不再喊我哥哥呢？难道自己真的不再年轻了吗？”有时他对着镜子，撩起头发看自己额前的皱纹是不是突然间密了？较前是不是也深了？鬓边的白发是不是多了？脸色是否已不再具有光泽？手背的皮肤难道也不再柔滑？“哦，快四十岁的人了，自己既不是领导干部，又不是什么影视明星，能不显老吗？”他在心里这样想着的时候猛然又会想到他跳舞的时候不依然和先前一样风流倜傥、潇洒大方、从容自如吗？那些少女、大姑娘、少妇不照样和他一曲接着一曲地跳？到一些娱乐场所消费，那些服务小姐不照样“哥长、哥短”地伺候奉承着他？“嗯，我还年轻着哩！”马宏楠有意识地挺挺腰板、抬头收腹、抿抿嘴唇，故做轻松一笑。可猛然间又紧锁眉目，想起自己十多岁时看到的那些“叔叔、伯伯”不一个个胡子拉茬走路蹼塌吗？那时还没有土地承包，农业社生产队集体耕作。每逢假期，生产队长给他们这些学生娃分派活路时，就让他们给这些他们称之为"；叔叔"；、"；伯伯"；的老农们牵耧牵耱。在当时的农村，四十岁的农民就称为老农了；如今年将四十的自己，也该称之为"；老马"；了。想到这儿，马宏楠禁不住笑出了声。他想："；社会发展了，人也就年轻了。"；
但这毕竟是个问题。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来到这个世上快四十年了，已记不清打几岁起渐懂人事，更记不准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何在？生活的乐趣到底是什么？幸福如何定义？快乐与幸福存在着何种关系？多年来，马宏楠始终找不到答案。他对年龄的体会是岁数越大人越坏，懂事愈多痛苦愈深，品格益高忧思益重，道德越是低下感官越是快乐。反正他自己活了这么多年的确没有活出个什么滋味来，总的感觉是一年没有一年快乐，心情愈来愈糟糕，心肠一天比一天硬，情感一时比一时冷——有时甚至觉得人生的快乐唯童年独有。尽管童年时也挨过饿受过冻，但却不知忧不晓愁；虽说在承受父亲的老拳时也曾嚎哭过；但不一会儿脸上就会露出笑容；且异常灿烂。成年人会这样吗？在他的记忆中，命运似乎总喜欢跟他开玩笑。自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所有的亲戚当中没有一个是当官的，也没有一家是富豪。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考上大学借此而跳出“农门”，但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深埋心底的自卑，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找一个和自己相同身份的干部或者降低标准去恋爱一个工人，而是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女结了婚。更为糟糕的是在仕途和事业中没有人能够帮他一丝半点的忙，反过来向他伸手的人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而马宏楠又天性豪爽，扶危济困，孝顺而顾家，没几年就欠了一屁股的债，虽然数额不大，但靠他那点工资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他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没有什么特长——假如跑得快的话，还能当个运动员，说不准还能出国参加比赛；假如天生一副好嗓子，说不定也能成为歌星；假如能写得一手好字，当个书法家也是蛮不错的；假如画的好，一幅画也卖不少钱哩；假如长得酷，完全有望成为影视明星，最起码做“鸭”也能傍上几个富婆或富姐；唉！要本事没本事，要长相没长相，要特长没特长，天生就是个“绿叶”的命。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才衬托出别人的地位、富有、才干和英俊。
在这世上活了近四十年，不能完全说命运没有垂青过他，而是他自己没有能够把机会牢牢地抓住。在他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了一篇专业论文，结果在全国专业学会年度论文评比中获了头奖。年轻的他和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为本省的代表赴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当时，整个单位为之哗然。一把手说他解放战争时期扛上枪，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眼看着就要离休了还没有上北京开过会，而马宏楠才工作几年就去中央开会，了不起啊！为此还专门召开职工大会，号召全单位特别是年轻同志要向马宏楠学习。有人开玩笑说马宏楠那小脑袋还装着宝哩！当马宏楠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后，他不顾天黑不听那位教授的劝阻，搭乘地铁捂着心口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下边，在纪念碑前，他一个劲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自己从小在电影中、在电视里、在课本和画报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吗？自己梦寐以求、多年的愿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吗？”他在天安门广场转啊转，实在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接着又转；他几乎想喊，几乎想唱，甚至想做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涌上他心头。回到酒店，已经后半夜了。他还是第一次住这么高档的“旅社”，不会开灯，不会关电视，进了卫生间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一看到漂亮风度的女服务员就会感到惶恐，一听她们纯正而流利的普通话，他就会因结巴得说不出话来。在研讨会上，面对着那些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政法大学的教授和中央人###制委员会的委员；马宏楠的眼睛瞪得鸡蛋样大，看着他们的脸孔和脑袋想着他们到底和常人有何区别？除此而外，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在饭桌旁，在高级小轿车内，他总是显得手足无措、诚惶诚恐，他深深感到自己根本就和人家不是一拨人，不知怎么搞的竟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听人家的议论和观点，他有时反而想笑，觉得怎么和基层的实际对不上号？他想：“这大概就是超前理论吧！要么，就是自己听不懂？管他呢？这次回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北京？还不如趁此出去逛逛好哩！”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琉璃街、香山、人民大会堂等等等等。而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毛主席纪念堂。“这就是毛主席呀！”自己上学的第一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在以后的六、七年中自己不知高喊过多少次“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才活了八十三岁就死了。公元一九七六年秋，多少人撕心裂肺的痛哭声犹如刀刻般存留在他的记忆里。凭他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马宏楠认为对毛主席的所有诋毁都有失公正。在他看来，个人崇拜不是搞出来的，是天长日久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个领导你说让大家崇拜你或者你说不要让大家崇拜你，崇拜不崇拜，这是民众自己的事，而且也经得起历史的冲涮。马宏楠不是一位历史家，也不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普通人一样，认为毛主席毕其一生都在为劳苦大众着想，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从北京返回省城，他猛然感到省城的楼房怎么都在横躺着，而脑中北京的楼房都竖立着。从北京回到省城，犹如从省城回到家乡县城的感觉。难怪人们都想方设法地进北京呢？
回到单位后，马宏楠一下子成了红人。先从车间调到了机关，紧接着给领导当了秘书，后来竟有姑娘和年轻的女人给他暗送秋波，大家一致认为马宏楠前途无量。但凡是有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有嫉妒心红眼病和派系斗争。马宏楠却傻蠢傻蠢地既不知在政治上紧跟一把手，也不晓在经济上给一把手送礼行贿，却憨不叽叽地和一个被一把手冷待自叹怀才不遇的工农兵大学出身的贾送欢科长打得火热。这位贾科长自称为“没事科”科长，有事没事总爱找马宏楠闲聊。言谈中说他是一个惜才爱才的人，并说他非常赏识马宏楠的才华和文笔；在闲谈单位的人和事时，贾科长津津乐道于谁和谁如何如何，某某和某某怎么样，张三和李四有过节，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