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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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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第三章 从北平到白洋淀
没有课程表的大学
方已在中国大学读书。
原来，他在中学的时候，因为读了许多文学书籍，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这样判地总结诸子学说，于儒学中推崇孔学而指斥思孟学派。政，也好卖文为生。他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到北平去的，住在天仙庵公寓里，形式上倒像一个“天仙”：没有工作，过着流浪“作家”的生活，到大学听讲，到图书馆看书，再就是给报纸投稿。那时，他常看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晨报》，此外，还有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他开始是写诗和小说，过了很长时间，竟连一篇也没有被采用，他这才感到，这种生活过不得，必须找一个职业。
本来，当他正在北平流浪的时候，他的父亲听到了北平邮政总局招考的消息。于是，把他的中学毕业文凭，用个小铁桶装上，挂号寄给他，并写信督促他去考。一进考场，就是英语会话。他在中学时，学英文很用功，能用英文写好几页作文，而且受到老师好评。但会话不行，加之那时邮局里，也是先用他们的子弟，外人很难考上。所以，他落榜了。
父亲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没有责备他。接着又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为孙犁谋了个书记的位置。被托的人，是志成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内助是宦门小姐，外兄当着工务局的局长。所以，孙犁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
他那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等的，专事抄写，是随时可以解雇的雇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天仙庵公寓的一位老工友（《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后由毛泽东引以指事物的对立统一，见孙犁出门上班，就恭维说是“上衙门”。
孙犁正当年轻，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他的“衙门”的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他常到那里去看书。此外，也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特别是宣武门大街的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他每天下班回来，便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寓夜读。他每月仅有二十元薪金，为读书，还要节衣缩食。
他也常在晚间去逛东安市场的书摊，那时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正在连载洁本《金瓶梅》，删得相当干净①。稍后，中央书局出版了这个洁本。但世上的事总是奇正并出，有28孙犁传
①据作者回忆，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的印本干净，“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都是，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金瓶梅〉杂说》，《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办于1935年，这正是孙犁到北平的第二年。94
好事者，也有拆烂污者，不久，他看见在小书摊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
封面上画了一只金瓶，瓶中插一枝红梅，标题为《补遗》二字。谁也可以想到，这是投机商人，把洁本删掉的文字，辑录成册，借以牟利。
但在当时，确实没有见到多少青年人购买或翻阅这本小书。至于我，不是假撇清，连想也没想去买它。
在小册子旁边，放着鲁迅的书，和他编的《译文》，也放着马克思和高尔基的照片。我倒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