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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戏剧性的是，敌人选择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发动“扫荡”，沿滹沱河北岸设立临时据点，封锁滹沱河；而冀中区党委却在滹沱河以南饶阳县张保村的枣树林里，在同一天召开了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当真演了一场《日出》。在纪念大会上，黄敬和吕正操都讲了话，分析了形势，作了动员。大会进行中，有敌机盘旋侦察，吕正操还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
孙犁于1942年春末，回到平汉路西晋察冀文联的岗位上，看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五一大“扫荡”。但是，他经历过敌人发动的其它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扫荡”。据梁斌回忆，在五一反“扫荡”前夕，孙犁来冀中深入生活，曾经和他领导的“新世纪剧社”打过游击。这说法和孙犁自己的回忆也颇为符合：“就在这个秋天（按：指1941年秋天），冀中军区有一次反‘扫荡’。我跟随剧团到南边几个县打游击，后又回到本县。滹沱河发了水，决定暂时疏散，我留本村。”②1983年，河北省博物馆一位同志从1941年10月冀中区的一个油印刊物《通讯与学习》上，抄下一篇孙犁的佚文——《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文后附录了几篇通讯，都是“死者的血流未干，生者的嘶啼还相闻”的时候记下来的。这时，正是孙犁所说的那个打游击的秋天。孙犁的文章，从写作的角度对这几篇通讯提出了意见，在真实性上却肯定它们：“报告者曾向人民的血流前面走过，差不多用即刻的工夫，把仇恨转写到他们的报纸上。”①其中，《角邱血》一篇所记录的，就发生在孙犁的家乡安平县：八月十五日——记录者很可能在习惯上用了农历，如果是这样，这一天正是中秋节。敌人纠集上千兵力，不发一枪，在黑夜悄悄包围了角邱村。这一次，幸亏人民警惕性高，耳目灵，他们早已躲进青纱帐，敌人扑了空，只悻悻然烧了房子，杀了两个老妇，捉了几个老人。八月二十日，敌人卷土重来，利用汉奸，布置阴谋，终于使角邱村七十多人惨遭杀害。题名《谁能忍受》的一篇，则这样记录了角邱村的悲剧：“在安平六区角邱村近百个死尸中，有这么一幅惨图：一个全身衣服都被撕破的少妇，尸身横躺着，乳房边被刺刀扎了几个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之血体外边，躺着一个幼儿，死去了的白色的小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的母亲，而死者的丈夫，则握住了孩子在痛哭。”《坑水红了》写的仍是安平县六区某村发生的事件：日本兵绑了十三个村民，让他们在水坑旁跪下。十三个人挺得直直的，不仅不跪，反而大骂敌人。最后他们被砍头，头颅被踢进水坑，“坑水连续泛起十三个红圈以后，完全变红了。”……
这些血的场面，孙犁在编《冀中一日》时，就看到不知多少次了。不仅如此，那时和他一道工作、参与研究讨论的不少人，就在1942年5月，“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①。不只是血的场面，还有战斗、新生、力量和欢乐的场面。这些场面就发生在作者的周围或身边，激励着他的感情，浸润着他的笔，使他不失时机地捕捉了那些历史性的镜头，用新鲜而热烈的画面，充实着历史的篇章：以后不多几天，这一家就经历了那个1942年5月的大“扫荡”。这残酷的战争，从一个阴暗的黎明开始。
能用什么来形容那一月间两月间所经历的苦难，所眼见的事变？心碎了，而且重新铸成了；眼泪烧干，脸皮焦裂，心脏要爆炸了。
清晨，高粱叶黑豆叶滴落着夜里凝结的露水，田野看来是安静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里豆棵下面，掩藏着无数的妇女，睡着无数的孩子。她们的嘴干渴极了，吸着豆叶上的露水。如果是大风天，妇女们就把孩子藏到怀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风一停，大家相看，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齿得得响，像一阵风声。
这是《“藏”》②这篇小说对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群众生活的一个掠影。人们可能还记得小说叙述的那个挖洞的故事。著名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战是从挖洞开始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创造。开始是单一的洞，后来发展为多户相通的初级地道，但目的仍是为了隐蔽，再后才发展成为能攻能守的网络式作战体系。挖洞的事最早出现在蠡县（孙犁的小说《第一个洞》①，几乎以完全纪实的手法写了这件事），这和小说描写的背景完全一致。据《吕正操回忆录》②说，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对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认为是逃跑主义，后来程子华政委带工作组亲往调查，才肯定了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蠡县靠近保定，环境艰险，最先出现地道是不奇怪的。如果在五一反“扫荡”前就开展地道战，那就更好了，冀中人民会减少很多损失。
折城、破路、挖地道，被认为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的三大工程，是开展平原游击战的伟大创举。这三大工程，在孙犁的作品里全有反映。前两项工程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风云初记》里有很生动的描写，我们不妨掇拾一二。
先说拆城。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来了三个穿长袍马褂的绅士，为首的正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他说：“古来战争，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向他们解释，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战争，很多事情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三个绅士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地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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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腰子的说：
“李菊老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①关于破路，《吕正操回忆录》作了这样的介绍：“由于敌人是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的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冀中平原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这对敌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使用甚为有利。于是全冀中军民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这一工作，从1938年1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
在冀中抗战史上，破路实际上是改造平原地形的一大壮举。
《风云初记》里描写的破路的情况和细节，同上述真实背景完全相符，连时间上也不差什么。小说叙述说：破路的图样发下来的时候，已近旧历年节，那是一个充满惊恐和痛苦的年节：
平原上这一个年节，记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媳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很少。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抢镐扶铲的农民。
小说叙述了农村各阶层的人们对破路的不同态度。参加过高蠡暴动的高四海老人，他的麦地是一块靠近路边的又窄又长的条道地，他“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而地主田大瞎子，却把长工按尺寸在他的地里挖的沟重新填上，用吃街占道的办法，把沟往外挪，挖在了大道上。高四海说：“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像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
“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看见了日本的马匹。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①
高四海老人没有说错，日本人过来以后，田大瞎子连同他的儿子、在北平的大学里念过书的田耀武，都成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孙犁赶上了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工程；因此，在字里行间，人们很容易读出他的感情、乃至经历来。
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开展得稍晚一些，那时孙犁正在山地工作，没有赶上。他写的关于冀中挖洞的故事，是听人说的。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