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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做完了。假如我们去掉这个梦的那些战争的色彩和痕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切的叙述，都很像他已经逝去的童年的岁月：滹沱河鼓涨的河水，河滩上喧闹的群儿（那是在五六月间汛期到来之前），乡村间欢腾的鼓乐，庙会上人群的竞逐，乃至征人不归，高堂念远，妇姑勃谿，邻里纠葛，乡亲们的相互关怀和诚挚的问候，少年男女间纯真的友谊和朦胧的爱情……这一切，哪一宗不充满了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在秀梅身上，没有和他一同养蚕的那位远房妹妹的影子？在原生身上，没有他自己的追求和气质？
这些，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了。梦，尤其是童年的梦，毕竟是迷人的，令人难忘的。如今，在进行了八年抗战、两年多的解放战争，又进行了一场土改的这片故乡的土地上，当他构思这篇英雄的故事的时候，那个遥远的童年的梦，就排着队复活了。于是，也许在月照中天的夜晚，也许在雄鸡三唱的清晨，他便如真如幻、若醉若迷地写了这篇故事。说到这里，我们真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一次弗洛伊德的说法：创作就是白日梦。顺便提一句，他青年时代的确喜欢过弗洛伊德，到了晚年，还肯定过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只是到了后来一些人争相标举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就暂时息响，不再说什么了。
却说他在滹沱河上的这个梦，后来也出现于《风云初记》。那是“卡枪”的一段情节，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卡枪变成了一次“交易”。卡枪的正方——我们姑且这么说吧——仍是一对最终将成为眷属的青年男女，负方——就是那个逃兵——则具有了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意识。闲言少叙，且看下面一段描写：
近处的庄稼，都齐着水皮收割了，矮小的就烂在泥水里。远处有几棵晚熟的高粱，在晚风里摇着艳红的穗子。有一个人，一步一拐地走过来，春儿渐渐看出是一个逃兵，把枪横在脖子上……
“不用怕，大姑。”逃兵说着，艰难地坐下来，他的脚肿得像吹了起来，“我跟你要些吃喝。”
“你不会到村里去要？”春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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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进村，老百姓恨透了我们，恨我们不打日本，还到处抢夺，像我这样孤身一个，他们会把我活埋了！”逃兵说。
“为什么你们不打日本呀？”春儿说。
“大姑，是我们不愿意打？那真冤枉死人。你想想我们这些当兵的都是东三省人，家叫日本占了，还有不想打仗的？我们做不得主，我们正在前线顶着，后边就下命令撤了，也不管我们死活，我们才溃退下来。”
“说得好听。”春儿撇着嘴……“你家去给我拿一点。”逃兵把枪摘了下来，“我愿意把这枝枪给你留下，我把它卖掉也能换几十块大洋，这是国家的东西，留给你们打日本吧！”……
春儿回到家里，找了芒种来，偷偷告诉他有这么件事，问问他可行不可行。
芒种说：
“行了，这个年头，咱们有枝枪也仗仗胆儿，你拿着东西前边去，我在远处看着，免得他疑心。”①好了，这“梦”有些扯得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不过，我们得说明：讲一讲孙犁那梦幻一般的童年时代的颇具魅力的生活，对于了解他的经历和创作心态，还是很有帮助的。
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梦幻般的夏天很快地过去了，1948年秋天，他到石家庄参加了一次文艺会议。那是在8月，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已经联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机关驻石家庄附近。他和方纪同行，那次会议，将酝酿成立华北文艺协会。
这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旅行：孙犁这年是三十五岁，方纪还不满三十岁，正是阅历丰富、富有想象力的年龄。他们从饶阳出发，向西南行至方纪的家乡束鹿县，在县署驻地辛集镇看了京剧。他至今记得戏班里有一名武旦，艺名“九阵风”，她的精湛表演很使他陶醉。自然，这又是他爱好京剧的缘故。他和方纪，在延安虽不相识——方纪1939年由重庆去延安，曾在《解放日报》任文学编辑，他们当时只有文字之交——回冀中后却共事很长时间了。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红高粱和老玉米的夹道上，竞相驰骋。有多少个黄昏，在农村驻地的场院里，在瓜棚豆架下，方纪神态庄重地操演胡琴，他则纵情尽意地唱着京戏。孙犁在饶阳县大官亭参加土改的时候，方纪正在饶阳县影林村参加土改。”现在，他们在赴石家庄开会的途中，看了“九阵风”演出的这样精彩的京戏，正是知音相遇，同好相求，能不击节而和、同声一赞？到石家庄后，开会之余，他们仍不放弃观赏戏曲的机会。当时，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环境还不十分安全。在这里，他们又迷恋上一位唐姓女演员主演的地方戏。一天夜晚，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去看她演出，果然，演出中间，突发警报．剧场顿时大乱，有些本地同志，虽然路熟，临危却不相顾，他们只好从后台逸出。
看来，他们还不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安适地领略一下都市的生活。连吃饭也遇到了问题．一次下饭馆，吃的竟是腐烂牛肉，因而腹泻，新的营养没有补充上，把原来的营养也赔进去了。这时，饭馆还用着旧式女招待，讲花架子，不讲卫生。
战争尚在进行，“华北文艺会议，参加者寥寥。有人提出我的作品曾受批评，为之不平。我默默。有意识正确的同志说：冀中的批评，也可能有道理。我亦默默。”①两个“默默”，表现了难能的超然。“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②，白纸黑字，来日方长，青史由人论是非——也许他这么想，所以才默默？
事实上他有自己的态度。在他受到批评的作品中，有一篇题名《爹娘留下琴和箫》③的小说。这篇小说写于1942年秋天，最初发表于1943年4月10日《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小说很抒情：一个爱好音乐的老人，（他一直领导着本村的音乐队），非常钟爱自己的独生女儿，竭力供给她上学，并鼓励她和一个音乐能手结了婚。这对年轻夫妇在很多场合下，不是用语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乐：丈夫从墙上摘下南胡，除去布套，妻子从床头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箫，交流就开始了：丈夫望着胡琴筒，妻子凝视着丈夫的脸，眼睛里“有神采随着音韵飘出来”。她的脸很严肃，而且多变化，但总是笼罩着微笑，真挚而神秘的。久而久之，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妻子与其说什么，不如拿过箫来吹一支曲子，丈夫对于妻子，则诉诸南胡。生活就这样推演下去，而且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大菱和二菱。
抗战了，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这女人喜欢沉默，但谈起孩子，话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说他喜欢音乐，她不信，她说：一个人爱好什么，早就应该学习了，早就应该会唱会奏了，既然不会，那就是不爱。这位朋友有点儿不服气，他指着依偎在她怀里的大菱说：“你说大菱爱好音乐吗？”
“爱！”
“她也不会唱不会演奏啊。”
母亲笑了，笑这位朋友和一个孩子比。不过，这位朋友还是明白了；这孩子能继承父母的爱好，“她虽然才八岁，当母亲吹箫的时候，她就很安静，眼里也有像她母亲那样的光辉放射出来了。”
母亲后来也参了军，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她的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整理过遗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议，把大菱交给他照看，她带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亲留下的南胡，二菱随着母亲，去和箫做伴了。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