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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间工作，没有什么买书机会，偶然遇到书本，也只能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有时也能遇到中意些的书，这时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县时，从县城集市的地摊上，买到一册商务出版的精装本《西厢记》，他带在身边看了一些日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翌年在饶阳，《冀中导报》设在张岗的造纸厂，因为常常收买旧书，他又常到这家纸厂吃住，有时便也能从堆放旧书的棚子里捡出一两本有用的书（如《书谱》之类），使它暂免“回炉”之灾。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小贩。有一回，他从小贩那里竟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保存着这本书，进城后才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即将出国当参赞的同志。
大体说来，当时的环境没有、也不可能给他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由于种种原因，健康水平又开始下降。他在前面说的那封给田间的信里，承认自己存在着创作苦闷，虽然他又解释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这是给朋友的信，也许只是一时的或极而言之的话，但我们不能否认，他这时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了。
自然，如前所说，生活上还是深入的、扎实的。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点，是从生活走向创作。纵使他在某个时候，在健康、情绪等方面处于“低谷”，那火热的生活也会召唤和推动他走出这个“低谷”的。
凤凰再生了
解放战争之初，他因为在冀中农村工作，一半是环境驱使，一半是兴之所至，他曾热衷于民间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他那时认为，大鼓词这种形式很好，很为群众喜闻乐见。他以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以后写诗、写散文，都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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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在抗战时就对写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①因为当记者的缘故，他当时写的是叙事诗，如《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②等。他认为，诗以质取胜，很难写好，至少比散文难，因而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和诗分手。
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冀中写大鼓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继了他写诗的余绩。当时，他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尝试的形式已经不算少了。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的创作路子还是比较宽的。这会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只独木舟驶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较多，根基稳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词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两篇：《民兵参战平汉路》、《翻身十二唱》①。前一篇写1946年蒋军进占张家口后，民兵如何组织起来参战、破路；后一篇写土改后翻身农民的生活。前者出场的人多，有较完整的故事，开头便是：“说的是，8月9月大秋天，庄稼全拉到了场里边……”从内容到语言，都具有鼓词的特点；后者主要写一个三十八岁的单身汉孙老德，土改后如何分房、分地、娶亲……没有连贯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诗，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说书人在“正篇”开始前演唱的一个“小段儿”。我们还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纪普”的署名，这个署名虽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较早的一次，它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很可是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夭折的长子（名普）。他写得更多的，自然还是小说和散文。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时代的进程加快了，新中国大厦的基础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他也日益接近了那个新的历史的大门口。事变每日每时地发生着，一切都是来得既迅猛，又朴素，在不如不觉中，他和一个新的国家一起成熟了。虽然在战争环境里滚爬了十多年，他却没有真正打过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战士。”他说。
但在1948年初夏，他到了一次前线，目睹了战争的场面。那是青沧战役攻占唐官屯的战斗，战前，冀中区党委在一次会上，号启作家上前线，别人都没应声，他报了名。“这并非由于我特别勇敢，或是觉悟比别人高。是因为我脸皮薄，上级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气。”①我们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像他解释的这样，纵然是这样，他的态度仍然是可爱的。
头一天他从河间骑自行车到了青县，第二天下午就参加了进攻唐官屯的战士行列。战斗打响了，十几分钟以后，他在过河的时候，看见河边有几具战士的尸体，被帆布掩盖起来。正在这时，有一发炮弹落到河边，他被震倒了，在沙地上翻滚了几下，幸好还没有事情。他乘上一只箔箩，渡到对岸，天已经黑了。同行的一位宣传科长，把他带进了街，安置他在一家店铺里歇下，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街那头还在战斗。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屋里，听着前面的枪炮声，过了一夜。黎明时分，科长回来，告诉他已经开仓济贫，叫他去看市民领取粮食的场面，以为这是到了作家用武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经历的一次战火的试炼吧。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得到战利品，却丢了一条皮带，和皮带上挂的小洋瓷碗，这只小洋瓷碗，已经跟他多年了。此外，还丢了一件毛背心，那是一位女同志用他年幼时的一条大围巾改织的。他不知这些东西是怎么丢的，也许是遇到炮击时翻滚在地上弄丢的，也许是遗忘在店铺里了。看起来，他也是从生死线上闯过来，没有功夫计较这些东西了。在战前行军的路上，他曾遇到也是来体验生活的一位同志，听说是茅盾的女婿，他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孙犁更多看到的，是人民的牺牲，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人民对待牺牲的态度。
下面是他叙述的一个极平常的例子。那一年他正在他的家乡安平采访，这件事就该是发生在他的家乡：张秋阁父母双亡，没有看到翻身的日子，是哥哥照看她和妹妹二格长大。土改后，哥哥参军上了前方，她带着妹妹二格过日子。这一年是1947年，时值春日，冀中区正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方打仗，张秋阁当上了妇女生产组组长。有一天晚上，她正在屋里纺线，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来了，他是秋阁哥哥小时候的伙伴。曹蜜田犹豫着，说出了信的内容：秋阁哥哥作战牺牲了。讲完这个消息，他的眼睛湿了。
这消息是一声闷雷，使秋阁惊叫，发呆，最后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场。她想到的是：“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单薄。”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①蜜田走后，她这一夜几乎没有睡觉。第二天一早，她叫醒二格，姐妹俩到碾子上轧了玉米，然后叫二格先回家做饭，她去找她的组员，商量生产方面的事情去了。对方也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从秋阁的眼睛上看出她哭过，简直看不出这一夜发生过什么事情。
孙犁家乡的人民，就是以这样坚强的意志，承受着牺牲的痛苦，以这样从容的态度，迎接着每一个黎明。谁也无法测量，一个正在向上的时代的人民，他们的心地到底有多么宽广。
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间，孙犁在博野参加土改试点。在他蹲点的村子里，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变：一个老人，儿子十年前参军了，好久没有音讯。他纺线，儿媳织布，带上一个小孙子，如此度过了十年战争，孙子也有九岁了。老人精神很好，对于战争的前景，他非常乐观，“每个人眼前有一盏灯指引，可是他的灯照得特别明亮。”②儿媳还年轻，侍奉公公，照顾孩子，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地劳作，却异常沉默。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希望着的那个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于年轻女人来说，希望有时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煎熬，于是，沉默就是她想说的一切。
孙子还幸运，父亲不在身边，老人给了他双倍的慈爱，加上母亲那一份，他真地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十年战争，每次闹敌情，老人背着孙子逃难，“在他看，热爱了孙儿，在这个时代，就是热爱了那在战场作战的儿子，那在家中劳作的儿媳，就是热爱了那伟大艰难的革命战争。”①土改当中，老人很积极，对孙犁特别关心，农历六月初一晚上，国民党军队到了博野，他亲自安排孙犁转移——……在那挂满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远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儿子。
五天过后，我回来，那儿媳和孙儿却穿上了新封的白鞋。敌人来了，老者照旧背负着孙儿去逃难，敌人叫他站住，他不听，拚命地背着孙儿跑，敌人用机枪枪扫射，他死在炎热的高粱地里。进犯的敌人在宣传不杀人，不打人，就在村庄北边，敌人践踏过的庄稼地里，新添起埋葬老人的坟堆。平原的田野，有无数牺牲在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的烈士坟墓，这一个是十年革命战士的父亲。②这个“革命战士的父亲”的形象，不知在多少家庭里出现过。我们知道，在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以后的那些年，他的父亲照顾一家老小奔波、逃难，在他父亲身上，就反映着这一形象的某些影子。在《嘱咐》①里，“女人”这样向刚刚回到家来的丈夫描画着公公的形象；“……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价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热，他老人家背着孩子逃跑，累的痰喘咳嗽。是这个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这样的描画，差不多也把孙犁的家庭生活叙述了一遍。
总之，战火还在燃烧，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这一点，就连农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孙犁在安平县耿官屯访问过一个人称“李大娘”的抗日家属，抗战时，她送儿子参了军，抗战胜利后，儿子继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谈到前途，她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八路军是杨二郎，准能打败他。”②人民是在生活中感到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他们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通过实际行动迎接胜利的到来：缴纳公粮时，李大娘把碾细的米拿出来，糙米留给自己吃。
孙犁注意到，人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