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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们走后，家里人又自抄一次，这样的文字差不多绝迹了。
这已经是冬天，室内暖气被拆毁，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亲朋的照片，投进了火炉。她不识字，她凭感觉知道，这些带字的东西在目前会招祸，便照圣人“敬惜字纸”的规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却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来。那是1959年以后几年间写给冉淮舟的信。当时孙犁正在养病，要出几种书，冉淮舟帮助他做了许多抄录、编排和校对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对于《风云初记》的结尾、《白洋淀之曲》的编辑、《文学短论》的选择、《文艺学习》的补充等等方面的协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过程中写的。孙犁说：“淮舟写给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是我当时感到：我身体很坏，恐怕活不长久了。”①至于他写给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后，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按照常规，它们也早该丢失或被销毁了。当历尽劫难，冉淮舟把这些信件抄录成册，做为礼物送给他时，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些信和孙犁送给他的书，都存在保定他爱人那里，武斗期间，这位同样是孙犁作品的热心读者，不顾家中其它财物，背着这些书和信逃反，以致因过度劳累而流产。显然，如果冉淮舟当时也把这些信件退还孙犁，那肯定是只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孙犁旧作一束交孙犁保存，结果就是如此。
他的《风云初记》，也曾一度成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无依据”，他请冉淮舟代觅一册，结果，也是冉将自己保存的作者签名题赠的书，回赠给他，使他“展读之下，如于隔世，再见故人。”①冉淮舟是高阳人，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代就是孙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有关论著外，在孙犁作品的搜集、辑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在反复的抄家中，孙犁的画也受到了损失：1961年，黄胄同志送给我一张画，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挂在房间里，上面是一个维吾尔少女牵着一匹毛驴，下面还有一头大些的驴，和一头驴驹。
1962年，我又转请吴作人同志给我画了三头骆驼，一头是近景，两头是远景，题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来。
1966年，运动一开始，黄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为他的作品，家喻户晓，他的“罪名”，也就妇孺皆知。家里人把画摘下来了。一天，我出去参加学习，机关的造反人员来抄家，一见黄胄的毛驴不在墙上了，就大怒，到处搜索。搜到一张画，展开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画有了！”其实，那不是毛驴，而是骆驼，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就这样把吴作人同志画的三头骆驼牵走了，三匹小毛驴仍留在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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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学习”，大约在1966年夏秋之交。当时，形势日益紧迫，他和报社中层以上的干部，被集中到一处大院。这处大院旧名“张园”，系清末张之洞部下张彪营建，在现代史上颇有些名气：溥仪出宫后，曾有一段时间移居此处，1931年又从这里潜往东北，去当伪满“执政”（后称“皇帝”）。1924年，孙中山应邀北上，和北洋军阀谈判，也在这里住过。大楼富丽堂皇，有一间“皇帝”的卧室，全用团龙黄缎裱过，倒确实提醒着人们注意那现代史上的复辟事件。
这里现在就是战场——大批判的战场。被批判、被斗争的，正是从前在真的战场上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斗争的人们。孙犁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丑恶的事件，那时是，“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②。但是，有一些镜头还是在他笔下出现了：“有一次批斗大会，被斗者站立一排，都低头弯腰，我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叫了来，要给我们摄影留念。立着的还好办，到我面前，我想要坏。还好，摄影记者把机子放在地上，镜头朝上，一次完成任务。第二天见报，当然是造反小报，我的形象还很清楚。”③这是痛定思痛，不免以幽默出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要糟。上面这个镜头，在他的《芸斋小说》里是这样展开的：不久，我被揪到机关学习，一进大门，就看到他正在张贴一幅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下的，斗大墨笔字大标语，上面写着：“老爷太太们，少爷少奶奶们，把你们手里的金银财宝，首饰金条，都献出来吧！”
那时我还不知道造反头头一说，但就在这天晚上，要开批斗大会。他是这个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把我们关在三楼一间会议室里，这叫“候审”。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等候不可知的命运。
我因为应付今天晚上的灾难，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棉衣。
他推门进来了。我抬头一望，简直认不出来了。
他头戴水獭皮帽，身穿呢面貂成大衣，都是崭新的；他像舞台上出将一样的站在门口，一手握着门把，威风凛凛地盯了我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我自觉现在是不能和这些新贵对视的，赶紧低下头。他仍在望着我，我想他是在打量我这一身狼狈不堪的服装吧。
“出来！”他对着我喊，“你站排头！”
我们鱼贯地走出来，在楼道里排队，我是排头，这是内定了的。别的“牛鬼蛇神”，还在你推我让，表示谦虚，不争名次，结果又被大喝一声，才站好了。
然后是一个“牛鬼蛇神”，配备上两个红卫兵，把胳膊挟持住，就像舞台上行刑一样，推搡着跑步进入了会场。然后是百般凌辱。
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天夜里，触电自杀，未遂。①
这个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如此对孙犁“垂青”？其中还有一段原委。
一般认为，孙犁谨言慎行，性格平和。但这只是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他其实很直，感情也容易激动，临事常常不计后果。他明白自己这个“弱点”，常常提醒自己注意，结果还是一再事后懊悔。为此，他在“文革”后期，曾为自己写下类似座右铭的句子。
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
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②这样看来，他是谨言慎行了；但这谨言慎行的自我约束性措施，恰是不那么谨言慎行的结果。
且说在“文革”之前，他就遇上这么一件事：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他忽然想洗个澡，因为有病，不愿到街上去洗，就到本机关的大楼里来了。路过传达室的时候，有个穿一身灰布旧棉衣的中年人在值班。他悠闲地抽着旱烟，上下打量着孙犁。孙犁这天穿一件从来不大穿的皮大衣，还戴一顶皮帽——这些，都是有了些稿费才添制的，他原来也穿过那一身灰布棉衣，都是进城时统一发的。现在，他注意到中年人在看他，便问：“同志，今天有热水吗？”
“没有。”中年人回答得很冷淡，只有眼睛里的那一丝嘲笑带着热意。
孙犁正要转身走去，他却大声说：“听说你们写了稿子，在报上登了有钱，出了书还有钱？”“是的。”孙犁平静地回答。
“改成戏有钱，改成电影还有钱？”
“是的。”还是那么平静。孙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以为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那时常遇到这样的人），就脱口说了一句：“你也写吧。”
不料这一句使对方神色大变，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自知失言，便赶快逃走，心想，对方会以为是挖苦他。继而转念：现在不是提倡工农兵写作吗？不是不识字也能写诗、写小说吗？对方也许会明白过来，那样就不会得罪他了。
人，自然是得罪了；没有等到十年，他——“君子”就来报仇了。
而且，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如《风云初记》，“当时批判者持去，并不检阅内容，只于大会发言时，宣布书名，即告有罪。且重字数，字数多者罪愈重。以其字多则钱多，钱多则为资产阶级。以此激起群众之‘义愤’，作为‘阶级斗争’之手段。”①在运动中，“老同志”的表现也很不一样。就在挨斗的那些日子里，他私下里向一位老友进言：以后不要再做炮弹。这位老友向他解释：“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他对这解释很不满意，只好报以沉默，同时在心里做出了回答：“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从此，他就再不给这位老友提意见了。
一天下午，管他们的一个小个子，通知孙犁有“外调”。这是他第一次接待外调，被接待的，竟是60年代他去北京看病时，侯金镜常常派来接待他的一位女同志。这女同志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爽朗，热情，步伐沉稳，在沉思中偶而把头一扬，浓密整齐的黑发便向旁边摆开，秀丽的面孔，瞬间显得严肃起来……孙犁麻烦她好多回了，早就希望能在天津招待她，却没想到竟是在这样的场合。
他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正在观望着他。他很快就认出了她。
她风尘仆仆，显得削瘦了些；看见孙犁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孙犁看见，那步伐已经不像从前的样子了。至于孙犁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孙犁顾不得去想。
传达室里间有一张破桌，他们对面坐下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没有相互的寒暄和问候，调查就开始了：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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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那么，你回去吧。”①下午在楼房的过道里，他们又遇到一次，谁也没有说话。但孙犁仍然感激她，他想：当着别人的面，能这样宽恕地对待他，大概还记得他的不健康吧？
不久，他又接待了一次外调，来人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只有十七八岁，不只生得漂亮，声音也动听，对孙犁很是客气。她调查的是方纪。自然，她从孙犁那里了解到的，只能是方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他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他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后来，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