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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我所料，办刊物的艰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两年洪晃开始出现眼袋，也常显疲惫。毕竟我是当妈的，真的很心疼她，但又帮不上忙，只能弄点上等西洋参给她。她肯定没有把她办刊物吃的全部苦头告诉我。但有一次，她原来约定同我吃饭，却匆匆去了上海。后来知道她在上海的发行部被什么文化工商部门莫名其妙地抄了，刊物被没收了，理由都是虚构的。真正的原因大概是行业中的争斗。我替她捏了一把汗，与此类似的事，大大小小，仅我听说就有过几次。洪晃居然都过来了。还有是她的广告。现在看她的刊物，颇为她的广告设计所吸引，而且那样多的世界著名品牌，都上了她的《世界都市》。我并不了解洪晃的全部辛苦，但从她的行踪，今日上海，明日广州，下一周香港……就可知她为这些广告所花费的精力与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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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的成功超出了我的意料。今年初，我在上海与几位上海一家最大的知名刊物的社长、主编一起吃饭。其间，他们说“洪晃现在在出版界挺有名气的”，我很吃惊，问道：“你认识洪晃？她办的不过是一个时尚刊物，哪能同你们这样的相比，她怎么会出名？”主编认真地对我说：“真的，洪晃在我们这行业里挺有名的。她自己还写文章。刊物不在大小，看它的成功是很多方面的。洪晃现在是出版人，她把刊物办成现在这样，真的挺不容易的。”我回到北京，赶紧查《世界都市》，果然洪晃的名字是在“出版人”名下。平时，她总对我说：“别听别人瞎说。你女儿没多大出息，不过是个广告推销员，整天去求爷爷，告奶奶拉广告。”我当然不相信，但在当前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刊物中，我也没有想到洪晃居然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已经跻身于出版行业之中，并占有一席之地了。
妈妈说洪晃（下）
我之所以不太了解她的成就，其原因之一是她轻易不大愿意把她的事业与我和她的关系相连。这大概是她从十二岁开始接受的美国教育的成果。早在她为德国公司工作时，她就向我抱怨说她在与中国同行谈判时，第一天一切正常，第二天中国同行不知从何得知她是“章含之的女儿”，于是一部分注意力就转而问她的妈现在如何。堂堂德国公司的中国CEO，老要回答关于她妈的问题，这使洪晃有点烦。我说好多人都觉得爹妈是名人，对自己有好处，你怎么这样？她说她不希望这种关系介入到她的工作中去。所以多年来，她的事业是完全独立的，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她的工作同行、合作伙伴，因而也很少知道她的成就。
后来，我办公室的同事告诉我说网上关于洪晃的条款有一百多条之多。我又吃一惊，我说她有什么好值得上网的？据说有别人写她的，也有她自己写的文章。在别人写她的文章中，我读到过一篇，题目中给她冠的头衔是“名门痞女”。初看时，我很恼火。但看完全文，我又无法辩驳。洪晃出身名门不假，而她的“离经叛道”，非传统的生活道路也是确确实实的。至于她自己写的文章，我最欣赏的是她早期所写的美国经历“纽约空降红小兵”。那篇文章真的是很绝的。它以轻松调侃的语调描述了70年代初一批9—12岁的孩子们从一个清教徒式的文化大革命环境一夜之间被移植到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心态和经历。但是，后来洪晃写的一些文章虽然我不得不承认都有她的独特风格和灵气，但它们对我的传统观念冲击太大，什么“上一半、下一半”的，听上去就别扭，接受就很难了。但听说她的文章自有她的读者群。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洪晃从十二岁就在国外受教育，从来没有机会系统学过汉语，我想她看过的中国作品也不会太多，而她竟敢用汉语写文章，近来又要出书，似有进军作家行列之嫌。她的这种勇气大有向我这辈人挑战的意思。也许我们这一辈人也真的不能太低估了她这一代人的这种挑战！
我同洪晃之间的“存异”其实是很实质的。这些“异”涵盖了我们的许多观念上的区别。尽管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爱好和相投情趣，但从观念上大概是很难融合的。我从未问过洪晃，但我相信她从没有耐心看完过我的文章。尽管我的《十年风雨情》曾经打动过许许多多的读者，但对于洪晃来说，这种“简·爱”式的自我牺牲的爱情观以及那种把自己一生都系于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是她所无法接受的。她生活在一个现实得多的感情世界中，不会像我这样为一种逝去的情感、一种虚幻的不复存在的精神伤感一生。我曾经为此烦恼，但现在我想这种差异是两个时代、两代人的差异，难以沟通，更不必去试图融合。
自然，我们的人生观也颇为不同。她对我所经历的时代没有多少兴趣。对于我心中的恩恩怨怨，我所经历的坎坷和不公，她认为都应当抛之脑后，不值得去回顾。照她的话说，她们这一代人，谁还会在乎我们当年经历的那些政治阴谋与斗争。人的价值靠自己来体现，谁愿说三道四，由他们自己去说。生活总是向前的，完全没有必要生活在过去。说实话，我很羡慕洪晃的这种我行我素的行为准则，只是我办不到。所以我写的文章，与她写的文章截然不同。我的文章里有太多让人透不过气的凝重的历史，有太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情感。它们总是带着一种凄美与伤感。而洪晃的文章却是超凡脱俗、嬉笑怒骂、调侃揶揄。我并不完全苟同她的原则，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不应当完全摒弃那种刻骨铭心终身不忘的情感，即使这种情感会折磨一个人的一生。但同时，我也终于认识到我必须接纳洪晃和她这一代人。这使我感到一些轻松。毕竟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像我们一样背着那么沉重的十字架去生活。我也从洪晃看到我们这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所以我与洪晃之间的“异”就让它存在下去吧。它的产生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我希望它的包容也是两个时代交汇的结合点。
我在为我自己最近即将出版的集子《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写的代序中有这样一段结束语。我愿抄录于此，也将它用作这篇为洪晃写的文章的结尾：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历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我爸爸的魅力
我没有让我爸爸写任何东西是因为他的眼睛不好，要开刀了。我很疼我爸爸，他像个长不大的大男孩。他和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怪的恐惧，我怕我爸爸会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爸爸如果没有呼声，我就忍不住要把手放在他的鼻子上方，看看他是不是还在呼吸。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我们又开始在一起生活。我爸爸开始教我骑车。其实我已经会骑车，但是我爸爸说我的技术不过关，他不放心，我回家就叫我蹬上车和他去练。现在想想，我爸爸可能是为了找一个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他知道我和朱一景和不来，也难为他了。
我们练车都是去圆明园的旧址，那时候那里没有旅游点，真是一片废墟，我们骑累了就坐在被八国联军推倒的汉白玉柱子上聊天，我爸爸喜欢问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会叹口气说，我研究了20年美国经济，还不知道信用卡长的什么样。
我去美国自费留学是我爸爸给我联系的，对于我没有上大学他不仅不高兴，而且还有些内疚。那时候北京大学经济系有个叫欧文·巴尼特的访问学者，他是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的，我爸爸通过他给我弄了一个奖学金，我就第二次自费留学去了美国。
我在New
Paltz上了大一，学期末我爸爸也到美国来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富布赖特奖学金学者。我没有跟我爸爸抱怨任何学校的事，但是我爸爸却看出来我不喜欢New
Paltz，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宿舍里的人都吸毒，而且经常三四对男女在一个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