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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扔下了我的肚皮 作者:小唯
《谁扔下了我的肚皮》 (1)
小时候透明天真的眼球在某一时刻黯然,经历人生不是长大的悲哀。是谁说过:“只要心甘情愿,一切就变得简单。”如果不是,那同化是谁的过错?谁的悲哀?
2001年,我幻想着16的我考上大学将是多么兴奋的事,至少可以离开这个没日没夜做试卷的地方,去那个羡慕已久的天堂。时隔不久,我七月的梦想破灭,父母的沮丧与哀怨让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想复读,不想没日没夜没头没脑麻木地做试卷,但看着他们充满期待的眼睛,我无奈。
爸到处帮我找学校复读,爸和老师说话,一个恳求,一个悠哉的表情,我看到有一种叫做残酷的东西,一种心酸的感动让我鞭挞自己。最终爸找到一所实验中学,说明了情况,交了钱,送了两条烟,这复读的事就算定了。末了,爸对我说:“小彤,你好好上学啊,你看看爸,辛苦不辛苦啊,大热天要为你复读奔跑,人家不高兴了我也要陪着笑脸,我真是拿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只要你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爸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了,咬咬牙,再踏上高考的路程。爸希望我复读两年,打好基础,把送我进了高二,准备跟班上,补补基础。那些高二的男生女生门和我当年玩得一样开心,嘻嘻哈哈,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远离他们,我不希望和他们混在一起,享受阳光。我现在该迎接地是暴风雨,我该把黑夜点亮,考上大学,才对得起爸妈的苦口婆心。
除了看书,做题,还是看书做题。我无话可说,独来独往,很少问自己那日子是什么颜色,什么滋味。我要自己记得: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谈什么理想,才能看见爸妈的笑脸,那才是我该做的,所有的扪心自问都是多余。然而孤独的人总有话要对自己说,幸好那时我遇见了《读者》,那是我灵魂唯一的伙伴。
我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为每一点的进步感到欣慰,也不停地督促自己不能懈怠,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老师让那些同学向我学习,因为他认为我已经有面壁的功力了,我平静地苦笑。
白天陪伴我的是书本,面包,水和自行车。晚上陪伴我是书本,面包,水,自行车和回家时遇见的路灯。爸在外地辛苦地挣钱,每次打电话来都要问我学习怎么样,努不努力?妈会很安慰地告诉他,我很努力,很用功。只要有人问妈关于我学习的事,她就会露出笑脸说我现在很努力,知道用功了,知道苦干了,说我每天很晚才睡觉,一直看书做题,说我懂事很多。看着妈说这些话时的笑容,我一脸平静,然后继续看书,做题。
学习时间过长,用脑过度,焦虑的心态导致长期失眠,头疼。老师对我妈说我很自闭,希望我能调整心态,轻松地投入到学习中。我不知道该怎样练习把书本放下,和她们说说笑话,或是跑去操场上玩,或者去上网。我无法做到这些,甚至聊几句无关书本的话题都让我充满负罪感,我无法不督促自己学习,我无法不警告自己不许再贪玩,我无法忘记父母曾经失望的眼神,那因为我而失望哀怨的眼神。
记忆开始模糊,如果那时还有眼泪,一定是夹在《读者》杂志里了,那时看这种杂志对我来说是奢侈的,因为我觉得它不如课本那样可以帮我考上大学。
最终,我没有读完两年,2002年6月,我参加了高考。9月,我去了一所大专院校。我还是找到一句话安慰自己:“这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样想着,也许那所大专院校并不坏,也许大学生活会很美好。至少,我现在已经逃离了那个孤独地让我恐惧的地狱。
9月,我去了新学校。宿舍里,遇见新的室友,居然有九个人,连我十个,真正体现了中国人口众多的问题。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原来好几个都是复读过的,我颇有点安慰。新的环境,新的面孔挤占旧的记忆,孤独感缓慢被冲刷,我微笑,笑得阳光灿烂,准备迎接军训。
军训的日子里充满阳光,酷热的阳光,没被迷彩服包着的皮肤都洋溢着非洲色彩。偏执的除了烈日,还有男生们的军姿,机械而搞笑的正步,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几个走“木偶”正步的男生被誉为具有“日本皇军”气质。大量训练试得我们肚皮经常嚎叫,解散后直奔食堂。食堂的稀饭让我没齿难忘,喝得第一碗稀饭就有苍蝇与我同享,让我的孤独感顿然消失。
军训期间的某天,辅导员让我们去班里集合,说是开会,大家互相自我介绍一下。辅导员是个后背美女,身材修长窈窕,长发披肩,男生们从后面看会想犯罪,从前面看,当然想自卫。她标致部位是一张挤满龅牙的大嘴,眼睛细小,笑起来的眼神让人毛骨悚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前后反差如此巨大的人,此人穿着非常淑女,喜欢摆出一副自认为高傲冷酷的神情,我们推测是她刚毕业想找找当“老师”的感觉,所以时常俯视我们,自我陶醉于居高临下的幻觉中。我们进了班,班里20个女生,20个男生。我们宿舍几个女生在观察那些新男生,是否能满足人的视觉享受的。观察过后,我们小声讨论一翻,提出同一问题:“为什么天南地北的“怪兽”都聚在我们班?”后来听说男生们也提出同一问题:“为什么02级文史系的美女都来了咱们班?”
不经意间看见一张脸,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老师要坐在学生中间?十分钟后恍然:原来他是学生,叫丁亚,84年10月生,比我大不了多少,真吓我一惊,要是在街头问他路,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他“叔叔”。
虽然本班“怪兽”存出不穷,但“怪兽”也会有自己独特之处。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走上讲台,出于习惯,我们从上到下打量他,因为他只比讲台高一点点。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当我们热烈鼓掌他作自我介绍时,他像领导一样伸出右手,下压,示意我们不要鼓掌了。我们忍着声音,笑在脸上肆意。后来,经过我们的观察,一致认为此人极具个性,被我们封号“杀手”。
一个极度热情活泼的女孩上台讲话,别人一分钟下台,她十分钟后才很不情愿地下了台。此女名叫许芳,此后大家对她一直保持高度关注率,她与我说过几次话,每次的话题除了怎样丰乳,就是如何翘臀。
我作自我介绍时,依然保持招牌笑容,这是最可以满足我虚荣心的表情。
回到宿舍后,我们继续讨论班里的男生们,我下铺的章婉是个胖乎乎的可爱女孩,个子不高。之所以在我眼里透出可爱的光芒,是因为我第一眼看见她时,她对我笑,那和善的眼神让我联想到她老的时候一定是个可爱的老太婆。后来,我们叫她“小碗”,还经常说要帮她找双好“筷子”,这样凑成一对,有饭吃。
另一个小个子叫林燕,此人身材娇小,有身轻如燕的视觉效果。她下铺叫孙燕蕾,看上去颇有些温柔之气,后来才领教到她的“侃功”,有她在的聚会不会冷场。和我临着上铺的女孩叫甘梅,非常瘦小,此后三年时间她一直为增肥计划努力着。
另一个标准的北方女孩任兰,说自己如果一天不吃面条就好象没吃饭,此人身材魁梧,对学习的热情从未减退,每门课的笔记工工整整,和任何人聊天的话题除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是计算机考试,或者自考,专升本考试。
那个大眼女孩丁云有着一张略吸引男生眼球的脸,五官标志。王灵是另一个北方女孩,有着男生们公认的好看乳房。室长赵欣是个看上去胖嘟嘟的略可爱的女孩。宿舍里最小的一个是左枚枚,瘦长,脸蛋柔和。还有一个就是我,宿舍里排龄老九,状态好的时候有着一张灿烂笑脸,还有着倔强的性格和易发胖的身体。
军训结束后,学校举行了一个欢迎新生的晚会,晚会上我们注视着一个架子鼓手,小甘和我说那是个能看的男生,至少在这里他比那些男生顺眼。
随后,我们领了书,准备去上课。课程排得挺满,我很认真地在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夏彤。直到学期结束后,我收拾床铺翻出那些书时,才发现很多书里只有“夏彤”这两个字,那些书崭新地可以再拿回书店去卖,只要擦掉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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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扔下了我的肚皮》 (2)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总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从高考紧张的情绪中逃离,当然不是为了继续埋头做题。男女生脑袋里多半在琢磨着怎样可以谈一场充满甜蜜诱惑的恋爱,女生具体表现为互相交流怎样减肥,怎样丰胸,怎样翘臀,怎样护理皮肤,怎样弄头发,选什么样的衣服才够表现出或淑女或独特的个性气质,基于如此复杂的细节主义,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女人成不了大事,因为她们为虚荣做了太多的小事;也理解了男人为什么认为女人就是比较婆婆妈妈。当然,如果非要学男人的简单,而在公共场合用手指挖鼻孔才不算婆婆妈妈的话,我肯定不会对他们的霸道蛮横一言不发。
我不记得大一开了几门课,也记不起那些老师都是什么脸孔了,只记得每一门的第一堂课我都没有缺席,我准时到达,认真答“到”,尽管我不清楚上课的内容,因为我当时正在投入地看《读者》,《青年文摘》。
必修课如果我去,总是独自一个坐在教室最前面,很少与人说话,看《读者》或是其他杂志,这是复读那年留下的习惯,我习惯我的眼前没有别人的脑袋,那样可以思考,没人烦,我习惯不再人堆里混,习惯用次声波跟自己说话,听不见也看不出的人会说我是闷葫芦。而这副在人堆里安静的躯体被那帮男生幻想成“淑女”矜持高傲的表现。某天晚自习回到宿舍,她们问我为什么在班里不跟男生讲话,以至于那帮男生认为我很高傲而不想搭理他们。我说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什么。老实说,我不和他们主动说话,一个是出于习惯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那些男生引不起我和他们说话的欲望。这点其他室友也同意,大家都认为那些男生比我们在高中时的男生要差得多。后来的日子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不值得我们期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很好地适应了新事物,新的生活态度取代了过去的“填鸭”被动式。我们的心情在神侃的黄色笑话和两性话题中灿烂摇曳,偶尔认为这才是自由的生活,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自由蓬勃发展,宿舍慢慢出现了“逃学威龙”派,共四人,我占一个名额,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由老师死气沉沉的课程压迫而导致我们的反抗,这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三年内愈演愈烈,队伍逐渐壮大,运动后期,老师们改变统治政策对付我们这些反抗分子,以至于很多同学被吓得叛变革命,最后留下我们几个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害得我们年轻的身躯差点为革命倒在枪口之下。
时间把空虚搁置在空气中,在我们无所事事时被吸入鼻孔,渗透脑髓,没有方向,没有把握,飘荡。思考把内心的隐秘复制在人的脸上,粘粘在眼睛里。我开始相信“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更多的眼神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平庸,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