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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拥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华民族，如今基本上是属于文盲性国家，所谓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到经过清朝统治以及清末半封建半殖民时期的摧残，早已经退化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省市还特别安排了道德品性的测试，虽然这份测试严格的来说不属于全国范围，但也能算得上是抽样调查。根据这些稀少的信息显示，很多中国人已经完全失去最基础的“道德”观念，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贪得无厌的生存，人们早已经把道德底线越拉越低。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文化教育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落后的文化教育环境，衍生出没有道德观念的人生观，长此以往下去就将成为民族性根深蒂固的恶习，甚至再像扭转回来都十分困难。
吴绍霆在听完官员们的汇报之后，陷入了冗长的沉思，这件事使得他联想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道德状况，不敢搀扶老人，不敢见义勇为，人们之间越来越陌生，各扫门前雪，甚至还变态到巴不得别人遭到天灾人祸。
这就是没有科学、素质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造成的恶果，也是陈陋旧社会长期以往积累下来的腐败气息。纵然国家再富有、再强大，但民族性已经脆弱到极点，别所到时候迎接一场战争，哪怕是一场稍微有点规模的文化入侵就能摧毁整个中国的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道无形的壁垒，只要它越是强大，国家整体就越有韧性，哪怕外来势力入侵到只剩下一省一城，全民族依然会众志成城的顽抗下去。
这个时候他倒是有些想要感激章太炎了，要不是章太炎疯狂的举动，吴绍霆或许还不会有这样的觉悟。中国要想全面发展，很多事情都必须立刻着手去办。像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更是要尽快落实，从而弥补近代中国造成的文化教育断面，让中国重新走上文明强国的道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这次讨论会议一直进行了四天，前后开了十二场会议，中央政府终于开始起草相关的政策文件。根据文化教育部官员的总结，要想在目前状况的中国大力提高文化教育事业，不仅要抛开门户之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文化拓展思路，更是要准备充足的发展经费，毕竟文化教育事业并不是纯粹的盈利事业，它所创造的真正利润将会以无形资产回馈到社会，因此这实际上是属于国家的一种投资方式。
教育部部长蔡元培认为，要发展文化必先发展教育，有教育才能有文化，同时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鼓励民间自行发展文化教育，从而到达发展的广面和普及化，双管齐下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有鉴于此，吴绍霆将自己酝酿许久的一个想法公布了出来，他决定筹备五千万预算经费，在中国建立两套教育系统，其一是民办教育系统，其二是官办教育系统。虽然听上去并没有任何新意，甚至还有点陈腔滥调。但是他知道，官办、民办教育一直都只是嘴巴上说说，没有哪一届政府真正重视过，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简单的方法付诸实际，组建一套有效率、有作用的教育产业链。
在吴绍霆的设想之中，他计划以官办教育来负责小学和中学两个阶段，而民办教育则集中在高等学府方面。当然，这只是一个规划性的计划，并没有严格设置限定，民间教育资源同样可以量力而为，选择承办一些中小学；而官办教育也未必不能涉足高等学府，比如目前国内几所重点大学，基本上全部都是官办。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吴绍霆希望通过官办教育来执行惠民政策，以国家财政补助的形式，优先让国民大众打下基础学识，大幅降低文盲率。至于高等学府在目前阶段并不鼓励人人都就读，只安排那些有继续深造决心的人接受这方面教育。
按照这样的预想，官办教育的费用会很便宜，而民办教育的费用会很昂贵，毕竟民办教育也考虑盈利性来维持学校的运转。
发展都成熟阶段的时候，官办教育仅仅是一种基础教育系统，教育模式算不上出色也算不上坏，也就是中规中矩的样子，只有官办高等学府会在教育部直接管辖之下与时俱进。相反，民办教育会形成一种自我演变的体制，在教育部监督下的自由经营时期，民办教育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正所谓优胜劣汰，民办教育只能不断的改良自身教育水准才能生存下去。
最终，民办高等学府将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因为有了竞争，各大高校会通过改善学校环境、聘请优秀教员、提高学术科研的力度来增加自身核心竞争力。而且在大量培养出优秀人才之后，也会冥冥之中形成一种社会财富。
吴绍霆不希望中国教育像二十一世纪那样走向教条式，他可以接受在小学、中学开设所谓的“美化统治者”的课程，但是大学一定要坚持自由化。也就是说，他在学生思想不成熟的时候给予一次灌输“美化统治者”的机会，但当学生们成长、成熟之后，也要给予他们选择是否坚持这种思想的机会。
卷八：世界大战 第1147章，详细布置
因为他不能预计每一届政府是否真能做到为国为民着想，一旦出现了一届腐败的政府或者昏庸无能的领袖时，就需要人民有足够思想做出决断，站出来推翻这个腐败的政府或者逼迫其下台。
除此之外，高度自由化氛围的大学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学术研究的效率，不仅能提高文化教育的规格，还能造就更多具备逆天才华的人才。
以上这些就是教育体制的硬性发展方向，官办和民办两大系统都要共同发展。
在这两项发展计划之外，吴绍霆还强化落实了扶助教育事业的金融政策，比如提供助学贷款、开设教育储蓄基金、优化民办教育投资贷款等等。中国大部分人口成为文盲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就是很多穷人读不起书。
尽管在早期的时候，吴绍霆已经制订了助学贷款和教育储蓄这些项目，但是在贯彻实施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不管怎么说，如今旧事重提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这些项目发展的更好，对教育的帮助更多，能从真正意义上帮助国人解决读书难题。
至于在文化发展方面上，虽然按照蔡元培的意思，只要教育发展的好，文化水准也能跟上去。但是教育所产生的文化效应仅仅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要想让文化事业得到全面的发展，自然而然要花费更多的功夫，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效果。
在这个方面，吴绍霆与参加会议的众多专家、学者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决定先由中央政府着手抓几个重点发展，然后以这些重点发展来带动全国文化事业的普及和提升。
其一是发扬考古行业，中央政府设立国家考古研究所，一些重点大学也开始考古学专业，引进国外的考古经验，来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批考古产业。考古的目的不仅仅是研究文物的文化价值，同时还能起到探索更完善的古代历史层面，丰富历史文化，另外也能保护中国本土的古董文物，省的让那些外国列强骗走。
其二是学术、艺术的鼓励和振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制订相关的鼓励政策，多创办和发行文化艺术方面的刊物，所有大报纸也要不定期的开设相关的专栏，丰富国民大众的视界，增加更多提高文化的途径。
其三是规划中华法定传统节日，诸如端午节、重阳节等等，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来培养这些传统节日的文化气氛，让国民不仅能记下这些节日，还要让他们感到这些节日都属于中华民族的重大节日。
其四是设置权威的国学地位，以国学院为主要单位，中央政府划拨更多的资金，吸纳更多著名的国学学者加入国学院，并运用政治手段来提高国学的附加值，比如国画、毛笔字等含金量等等。此举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提高国学在中国国内乃至世界的地位水平，从而彰显国学的文化效应。
其五是配合官办教育机构，推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点是吴绍霆单独特别做出的指示，他决定在日后所有官办的小学、中学都保留部分古代科举的惯例，一个是“举孝廉”，另外一个是“时评”。
当然，这些内容自然不会是照样全搬，所取的只是目的，形式上必然会有更改。他规定但凡有孝廉品性的学龄人，在经过举荐和考核之后，可以免除所有费用就读官办小学和中学，并且由国家承担在读书期间的所有生活费用。“时评”则是指在地方拥有良好声誉，公认具备有过人的特性，比如有什么小发明创造之类，经过举荐和核查之后，同样可以享受国家的教育补贴。
这两个项目不止是在入学之前，哪怕是在入学之后有诸如此类的突出表现，同样可以享受国家补助的待遇。
不过，为了防止有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吴绍霆还制订了一套严酷的法令，但凡发现违规造假骗取国家资源者，轻则罚款十倍学费，重则处以牢狱之罚。而所参与其中的官员，一律免职入狱，并永世不被官方机构录用。
这五点内容就是中央政府重点着手的文化发展项目，虽然这些对文化发展来说仍然只是表层次的皮毛，但其目的是起到引导作用。中央政府能做的很有限，关键还是要政府与民间共同协力才行。
到了六月底，这套方案总算水落石出。
吴绍霆亲自参加了文化教育发展政策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大手笔、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发展很快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震动。前有七年发展计划，现在又有文化教育方面的大投入，足以彰显在三年对外战争结束之后，元首吴绍霆对内发展的雄大决心。
然而没过多久，针对这次文化教育的发展外界渐渐传出来一些异样的声音。
不知道是什么人挑起了这个头，有人开始质疑保留所谓的“举孝廉”和“时评”制度，结合前不久刚刚发生过的国家荣誉改制事件，让人总感觉到吴绍霆隐隐约约是在做着什么铺垫准备似的。很快，这股声音越来越明显，更多阴谋论者加入其中，一个个煽风点火，各种理论所得天花乱坠，总而言之就是认为这种方式颇为不当。
更有甚者，直截了当的指出元首吴绍霆有称帝的野心，认为这件事绝非偶然，既然前面有荣誉改制的先例，那么这次利用所谓的文化教育发展计划做掩护，搬出一些封建时代的旧有传统来兴风作浪，谁敢保证以后还不会有其他的动作？
尽管说三人成虎、人言可畏，但元首吴绍霆的声誉早已今非昔比，老百姓们不管什么国家制度，只知道元首当政解决了许多生活问题，降低了税负、提高了福利，这可是一百年来难得一见的肯为国家百姓干实事的领袖。对于他们来所，就算吴绍霆当上皇帝又如何？一个填不饱肚子的共和国家，难道能比一个吃饱穿暖的君主国家要好吗？
不过，这件事最终还是传到南京总统府，秘书厅派人将消息汇总起来递交到侍从处，很快就送到了大总统办公室的桌案上。吴绍霆在听闻了这个消息之后，心情一下震怒起来，虽然身为一个国家领袖应该懂得控制个人情绪，但是在这件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