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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说，显然伊斯盖特手里并未掌握全部证据。同样显然的是，我也不打算在这里把什么都端出来。）
一位心理学家来对我进行评估，比起刷厕所来，这可是一大消遣。她人很好相处，让我做各种各样的简单测试，还小心翼翼问了一下我那乱七八糟的童年。我知道她想听什么，并尽量如实相告，尽管有时禁不住会插科打诨几句，把气氛弄得轻松点。
信用卡公司与伊斯盖特往来的所有文件按规定都复印了一份给我和我的律师，有几份还包括信用卡公司安全部人员写给他的便条。有的写着：“干得好！”有的写着：“好消息！”还有一张写着：“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我把那张便条钉在牢房墙壁上。卡斯特罗让人头痛有一阵子了。后来，我拿这张条子把妈妈给逗笑了。
很清楚，愈来愈多的控罪意味着我前景不妙。我的律师一开始说可能会判个一两年，然而随着控罪数目增加，她改口说大概四五年。新的控罪不断出土，判决因之一拖再拖。虽说律师竭力为我争取较短的刑期，但谁都知道她并没有多少转圜余地。
到后来，面对好几百条控罪和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发来那些足以让我陷入万劫不复困境的总结时，她完全放弃猜测了。她告诉我（我巴不得没问过她）最多可能判十年。但据她说，获刑十年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听到这话，我好像该开心点？
我竭力让父母对我遭到长期监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试着让他们宽心，别把刑期太放在心上，并且言之凿凿：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蹲监狱了。不难理解，一开始他们对我的话不屑一顾，说这不是我头一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悔过自新了。然而，在长达五个月的候审期中，我最终还是做成了说服工作。先是妈妈，随后是爸爸，都相信了我这次发下的誓言。那是五个月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刻。
到那时，我对监狱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跟所有监狱常客一样，身陷囹圄的最大问题不是恐惧，而是无聊。我对牢头和狱友都很礼貌，跟他们挺谈得来，并且像个机器人似的按部就班打扫卫生，一边揣想悬而未决的判决，回忆我那些尚不为人知的罪行，偶尔也会想起远方的某个城市或一家夜总会。
由于我的案子要在刑事法庭受审，一位诉讼律师被指派为我辩护。庭审前几个星期，他开始来监狱和我见面。这是个充满自信的年轻人，尽管一扯到判决就王顾左右而言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对我进行的心理测试报告这会儿已经下来了，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我自己也觉得报告挺好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被描写成一个智力超群的年青人，IQ水平在全英国人口中高居于顶尖7。3％中。我的非言语推理能力极其出色，掌握的词汇量高于平均水准。您要觉得我有点自吹自擂，那还请您多多包涵；不过请想想，这可是当年在中、小学里，老师、同学们最瞧不上眼的人哪！那时节，成绩单上哪怕最微小的成就，我也要付出吃奶的力气才能取得。
比我的智力测试成绩更罕见的，是那位心理学家让我做的记忆测试。毫不奇怪，由于这一测试所验证的才能（一向被我所滥用的），我对测试结果记得一清二楚。她给了我40样东西，让我记住。第一轮我就记住了13样，高于10。9的平均水平。一个半钟头后，该轮测试结束时，心理学家让我再次回想。此阶段的平均成绩降至9。2，而我是14。
诉讼律师大为惊异，告诉我说，这是难得的天才。我表示赞同，但找补了一句，这也是此刻我坐在牢房里跟他交谈的原因之一。他很欣赏这一见解。对于我吹小号的罕有才能——那是我向心理学家透露的一项技能——他也很吃惊。他纠缠着这一点不放，弄得我差点笑出声来，他却面色凝重地坚持认为这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类事情说明你愿意学习，”他说。“谁知道，没准儿法官也吹小号呢！”
总而言之，他接下来的担子可不轻：把死马当活马医。而他显然拿定主意，想得到的治疗手段全都得用上。
庭审日期定了下来，说是这回肯定不会再耽搁。开庭前一个晚上，我给父母打电话，轮流和他俩说了会儿话。妈妈祝我好运，告诉我千万别垂头丧气。
她说：“不管来的是什么，都要勇敢面对，艾略特。然后，你就可以向前看了。”
父亲接过话头时有些紧张。交谈不是很顺畅，但还算文明。后来他稍稍提高了嗓音：
“该结束了，艾略特，该结束了。”
“会的，爸，我保证。”
“好吧，”他说。“祝你好运。”
我知道那天晚上别想睡觉了。我想到父母，想到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美好前景。虽然眼下还很淡，但这种温暖感觉和它所预示的新生活让我无比激动。说到头，毕竟可能还是另有一条路可走。然而首先得弄清楚横在我和未来之间的是什么。
我坐在床铺上，再次拿出庭审笔录，一手打着打火机，一手在微弱的亮光下翻动笔录。人名、交易、地名。随着手指的翻动，我又一次追随自己周游大不列颠、去到贝尔法斯特、北上都柏林、重返希思罗，并从那儿飞向世界。我又看到那些商店、餐厅、酒吧，回想起那些盛装华服、喧嚣的人群、一轮接一轮的狂喝痛饮。
手指吱嘎一声关上打火机开关，火光略一摇曳，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嘶嘶”一响，熄灭了。我把笔录丢到石头地面上，和衣躺下，稍稍蜷起身子把两腿伸直。我想到智利、去托科皮亚的漫漫长路、贝弗利•；威尔什尔酒店和里面的枝形吊灯。我想到克拉里奇的大厅地板、大洋之舌黝黑的迷人光泽。我想到纽约、悉尼和巴特菲尔德。我想到妈妈。天光将亮，我才沉入梦乡。
一大早我就被牢头叫起来，先被带到监狱办公室，然后再带到艾尔沃思刑事法庭。我被关进一间羁押室，想读笔录，读不进去；想睡觉，睡不着。我的监狱生涯中有两次最接近于遭受酷刑的经历，（奇*书*网^_^整*理*提*供）一次是在敦监狱的单人“牢洞”中，另一次就是在这间羁押室苦苦等候出庭的五个钟头。最后，门突然打开，我被带到楼上一间现代感十足的审判室，里面除了官方工作人员外，还有几个看客。
我瞥见伊斯盖特，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坐在前边的一位女士，法庭记录员兼指定新闻官，她负责向新闻社提供一切能吸引眼球的材料。法官入庭就座时，她也在唰唰写个不停。这位法庭记录员的出现让我有点心神不定，但我竭力对她视而不见，集中心思到法官身上。
姑且设身处地想想：你站在那儿，眼巴巴看着几码之外一个人玩弄你的生命于股掌之上，能不抓狂吗？你忍不住想赌咒发誓或苦苦哀求，或者爬出把你圈在其中的那道木栅栏，好离这个手中握有本来属于你的岁月的人更近些。你想握住他的手、触摸他、把你想放到嘴里的话传递给他。
检方开始概述对我的控罪时，我摆出自知有罪的惯常恭顺嘴脸。我发现了一丝缺口。这大概是他今天接手的第三或第四宗案子，热情明显消减不少。他拿着不偏不倚、公事公办的架子向全屋听众讲述别人向他提供的控罪和基本总结，既未添枝加叶，也未使用冠冕堂皇的字眼。
要是换成别的控方律师，可能早就把我描绘成一名惯犯，铁窗生涯只不过刺激我更加肆无忌惮地触犯刑法。我的冒险行为可能用彩色幻灯片表现得活灵活现、声色并茂，空着一半的审判厅中所有人都会震惊于我行径之卑鄙、手段之狡猾。可这位检察官，讲到末了，声音变成不知所云的一堆艰涩法律术语，然后一屁股坐下来。要不是与这个案子有直接瓜葛的话，连我本人都会对这样不咸不淡的描述大失所望。
我能看到那位法庭记录员拼命想听明白到底说了些什么，不禁有点幸灾乐祸。后来我才发现，休庭后她呆着不走，从控方律师那儿弄到了更准确的细节。她办事儿倒满有效率，可临了触霉头的却是我。
接着轮到我的诉讼律师上场，他干得不错，把这一天描述成我与过去种种劣行彻底决裂的日子，无论罪行如何严重，亦无论犯罪动机为何。
“我的当事人，”他庄严地宣布道，“已是穷途末路。”这一结论其实不难发现，但作为他慷慨陈辞的总结，倒也满漂亮的。
双方演讲既毕，一些文件呈给法官。有的他早已看过，剩下的一些就是官方的鸡零狗碎了。其中一样是我那了不起的心理分析报告，但我看到那不是他手里拿的东西。是别的一样，一小片纸头，作者是谁我立刻就猜到了。下面就是他大声读出的内容，每个人都起立静候——我等候他宣布我生命中有多长一段岁月会凝滞不前，其余的人则等候什么时候能走人。
致法庭的信
2005年4月11日
尊敬的法官大人：
我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您手里握着我们儿子的未来。首先请允许我声明，我丈夫和我对他犯罪行为之严重十分清楚。艾略特知道我们对他感到失望。他已认识到，为他自己的利益起见，这种生活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我们无法解释艾略特的所作所为，但我可以告诉您下面这些情况。我们一家相亲相爱，也一直让艾略特感受到这一点。他的生活并不舒适安乐，上学时饱受欺侮，使他变得非常内向，非常缺乏自尊心。
我们曾为他换了好几所学校，希望能改变这一状况。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作法似乎利小于弊。艾略特一直很想结交朋友，结果却令人失望。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学会用谎言把自己伪装成别的什么人。
我们明白艾略特罪有应得，也知道他可能被判监禁。法官大人，请帮帮我们的儿子。他并不是个坏人，但需要别人扶他一把。他还年轻，请您从宽发落。我们会始终给他援手。
您诚挚恭敬的，
简·卡斯特罗太太
您怎么想？好吧，法官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把所有文件推到一边，叉起双手手指，用饱经公共场合历练的强劲嗓音开口说话。他告诉我，我的认罪和跟警方的合作于我是有利的。他告诉我他读了心理学家的报告和我母亲的信，深感兴趣。我连连点头，…qī…shu…wang…嘟起嘴唇，一丝乐观情绪涌上心来。
“但是，你所犯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卡斯特罗先生。”法官继续下去，嗓音流畅地转换到严厉几分的语气。“这，”他朝堆成小山的控罪详情摆摆手，“是一连串令人震惊的罪行，而且还有许多未列入其中。”
钟摆摆向了反方向。我感到一阵恶心。然后，法官宣告了判决。
过后，法庭记录员和伊斯盖特都说判决下来时我没有任何反应。可他们没看到我的脸。他们不知为何也漏掉了法官给我的最后忠告，用低一些的声音说出来的，而法官当时把我的脸看得一清二楚。
“别得意忘形，卡斯特罗先生。你仍然得回到监狱。”
拉尔夫•；伊斯盖特探长
两年！就判了他两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