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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他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骑着马，经两天长途跋涉，于当天傍晚才赶到肤施的。但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在城外了，只有参加谈判的几位同志徒步进入了肤施县城。
当时，负责在大门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他只知道来的是级别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谁率领，却毫无所知。
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时才来到天主教堂门前的。他们一共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着黑色中山装（这天他和李克农均换上便衣了），眉毛浓而黑，目光炯炯有神。从他那行动矫健、气宇轩昂的神态看，他年纪并不大，可是却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那时，他看到大门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与孙铭九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辛苦了！”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伸手让客，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进里面去。那时，他只觉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张学良与周恩来也是初次见面。过去彼此虽然都久闻其名，却无缘相会，今天在陕北一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欢，坐在一起会谈，真是机会难得，所以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对于西安事变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最初的会晤，许涤新曾有简要的评述。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救亡运动的火焰，遍及全国。我党向被蒋介石派来“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两军将士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对两军的压迫也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发动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四十一年后，西安和兰州的剧团都编排了壮怀激烈、慷慨动人的《西安事变》话剧。
在话剧里，当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说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时，张说：“不，不，我是一个不抵抗将军。”恩来同志说：“我相信，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自己洗掉的；我们也会帮助你洗刷。”恩来同志又说：“听说张将军不久前写过一首抒怀的诗。”张说：“周先生你也知道么？”恩来同志边笑边念：“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张说：“只是感慨而已。”恩来同志说：“张将军，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奉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所写未必完全是事实，但在当时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变》剧本的这一段对话，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真实性的。②
笔者亦有同感。的确，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这对话是反映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的，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就说在肤施的这次会谈吧，双方也始终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是一次亲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会晤。
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的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胡涂的认识，他毫不避讳地说：“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此。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生请教。”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周恩来一直静静地认真听张学良谈话。他有个特点，一般是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的。但听他这么讲，也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发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③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４月１０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
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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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版。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关于周、张二人会谈内容，曾参考了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