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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耳其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所以美国当局为了避免双边关系恶化，几十年来，基本上不会主动提起土耳其的民族问题。为了维持美土同盟关系，美国当局一直在想办法向土耳其提供先进武器装备。比如在2010年左右，土耳其陆军打算采购一种新式自行榴弹炮，替换已经在土军中服役了几十年的旧式火炮；因为土耳其当局不肯保证不用购买的榴弹炮对付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所以德国政府没有批准向土耳其出售P2000型自行榴弹炮的军火贸易（P2000是21世纪初最优秀的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土耳其当局不得不另寻他途，而当时最有可能取代P2000的是共和国的的03式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在此情况下，美国积极鼓动韩国，最终促成土耳其从韩国购买了K9型155毫米自行榴弹炮，而这种火炮的很多零备件都来自美国。
问题是，土耳其的民族问题是实际存在的，不可能长期掩盖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当局肯在库尔德人问题上与共和国进行秘密谈判，与土耳其的不合作态度有很大关系。说直接点，如果土耳其肯“听劝”，采取比较温和的民族政策，给予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适当的自治权，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美国压根没有理由与共和国讨论库尔德人问题。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土耳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单独面对国际压力、甚至有可能是由共和国率领的多国联军，二是听从美国的吩咐、与美国一道迎接挑战。毋庸置疑，只要土耳其当局还有点头脑，就会选择后者。事实上，土耳其当局宣布戒严宵禁，就表达出了与美国合作的意愿。
当然，正式合作之前，土耳其还要做很多事情。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情报，美国总统特使见到土耳其总统之后，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取缔所有极端民族主义组织。
这个不难理解，因为这些组织是美国出兵土耳其的障碍。
按照美国国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的3项法律，在国会认定土耳其存在严重的民族迫害问题时，美军在土耳其境内的一切作战行动都要获得国会批准。也就是说，美国想在土耳其打一场战争，那就得过了国会那道门槛。
不管白宫与国会的关系如何，这都是件麻烦事。
别的不说，如果民主党的议员向阻挠军事行动，完全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出兵提案，等到讨论结束的时候，也就没有出兵的必要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在帮助土耳其当局。
只要与库尔德人有关的战争爆发，不管打成什么样子，美国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不会遭到迫害，至少不能出现100多年前那样的惨案。换句话说，如果发生了“库尔德大屠杀”，就算美国愿意出兵捍卫土耳其，在失去了道义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如此一来，美国就有足够的理由帮助土耳其解决国内问题，取缔那些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闹事的极端组织。
正是如此，军情局断定战争不会在6月爆发。
原因很简单，就算土耳其总统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也需要时间来取缔极端组织。因为某些极端组织与土耳其政府有密切往来，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土耳其情报机构的秘密支持，所以土耳其当局必须做好善后工作，不然事情闹大了，谁也走不了干路。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总统很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讨价还价，即不会立即取缔全部极端组织，会有选择性的取缔几个极端组织，然后要求美国提供援助。
如此一来，战争拖到年底爆发都有可能。
当然，战争什么时候爆发，不是由土耳其决定的，也不是由美国决定的。
美国总统特使到达安卡拉的时候，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阎尚隆乘坐的专机也到达了巴格达。
与助理国务卿相比，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分量就重得多了。
让外界有点费解的是，阎尚隆中东之行首先访问的竟然是伊拉克。
当然，这也说得通，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仅比土耳其少，要解决库尔德人问题，肯定少不了伊拉克。
外界并不知道的是，阎尚隆到达巴格达之后，与伊拉克总统谈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库尔德人问题，而是军事部署问题。
事实上，这也与库尔德人问题有关，因为按照双方随后公布消息，为了确保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安全，将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设立“库尔德人安全区”，由共和国派遣的军事维和人员负责安全区内的治安工作，而伊拉克当局则负责为共和国的维和部队提供相应的保障与支援。
当然，所谓的安全区的主权仍然属于伊拉克，而且安全区的官员也由伊拉克中央政府任命，共和国军队只负责维持治安。按照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20年后，再由库尔德人建立自治政府。
作为补偿，共和国将按照谈判达成的最终协议，按年为伊拉克提供包括资金、技术与人员在内的基础建设援助，在20年内为伊拉克建立起现代国家基础，并且将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
因为援助问题涉及到民间投资，所以共和国政府不会参与具体建设工作。
不管怎么说，这条消息公布之后，全球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毫无疑问，在解决库尔德人的问题上，共和国采用了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办法。
数十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只会指责土耳其的极端民族政策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利益，然后通过制裁、禁运等等方式向土耳其当局施加压力，而没有从根本上寻找原因，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实质上看，民族矛盾除了体现在文化、信仰、风俗等意识形态方面，主要还是与生存资源，也就是土地、水源、矿产等等物质因素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物质基础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差距不会导致严重的民族矛盾。
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与法国敌对了上百年，而导致两国敌对的主要问题都与物质因素有关；二战之后，德国与法国能够和解，并且联手建立欧盟，除了需要共同应对更加强大的威胁之外，与两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导致决定民族生存的物质因素不再重要有很大的关系。
由此看来，库尔德人问题与当年的索马里海盗问题有很大的相似性。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人问题，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帮助几个当事国发展经济，改变这些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基础，从根本上缓解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大融合。
共和国在伊拉克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虽然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建立“安全区”与经济建设没有关系，但是其他政策都是在帮助伊拉克发展经济。
事实上，西方世界也不是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该消息公布后，CNN、法新社等西方新闻媒体就众口一致的宣称，共和国在中东问题上走到了西方世界的前面。
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含糊其词，但是其中的酸味还是非常明显的。
换个角度看，西方世界一直不肯在经济上做文章，与西方国家一直利用经济发展逼迫中东国家就范，以及控制世界能源有很大的关系。说直接一点，如果中东国家繁荣强盛，还会听西方国家的指挥吗？别的不说，如果阿拉伯世界具有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出20年就能统一到一个政府之下，成为仅次于共和国、美国与欧盟的第四个大国，从而具备全球发言权。
正是如此，在阎尚隆飞往德黑兰的时候，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驻华大使就紧急会见了共和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表达了某种意义上的担忧。随后，俄罗斯的驻华大使也向共和国外交部提交了照会，希望共和国当局能够详细解释“伊拉克政策”。在阎尚隆结束中东访问之前，美国当局都通过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询问了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希望共和国能够在中东问题上采取比较稳妥的立场。
不管这些外交词汇多么隐晦，都表达出了西方国家的担忧。
当然，关注此事的肯定不止西方国家。
阎尚隆在访问了德黑兰与大马士革之后，并没有立即返回共和国，在6月5日去了开罗，6月7日访问了利雅得、6月8日访问了安曼，到6月9日下午才结束中东之行，返回北京。
在开罗、利雅得与安曼访问的时候，阎尚隆分别向埃及、沙特与约旦国家领导人解释了共和国的中东政策，并且非常明确的、至少是在一名外交官看来非常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共和国将支持阿拉伯国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分阶段实现统一的长远外交立场，并且愿意在此期间通过经济交流、军事合作、外交援助、文化交往等等方式，为所有阿拉伯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讲，直到这个时候，共和国才打出了第一张战略牌。
访问期间，阎尚隆还逐一征求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沙特与约旦当局的意见，即在适当的时候，由共和国提供基础条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基础上，进行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会晤，为阿拉伯世界做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因为共和国已经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出了诚意，而且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比较密切，加上国务院总理亲自出面，所以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都没有反对，均表示积极配合。
随着这一消息公布于众，西方世界就不是哗然，而是震惊了。
要知道，阿拉伯世界完成统一，最受伤的肯定是以西方世界为主的基督教国家。更让西方国家感到棘手的是，在道义上，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阿拉伯世界统一。不管怎么说，法国与德国这样的世仇都能为了欧洲统一走到一起，那么伊拉克与科威特这样的仇敌，为什么不能为了阿拉伯国家统一而走到一起呢？
不管怎么说，当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大舞台上唱戏的时候，做什么都得讲道理。
只要讲道理，西方国家就不能为所欲为。
事实上，这也正是共和国与前苏联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也是“道义”的重要性。
当然，反应最强烈的肯定是以色列。
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世界点兴起过一次统一浪潮，而当时迫使阿拉伯世界谋求统一的根本原因就是由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对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构成了威胁，逍使阿拉伯国家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战。虽然数十年过去了，以色列并没消灭哪个阿扣伯国家，但是当中东地区成为大国斗争的舞台，阿拉伯世界高举统一旗帜，首先倒霉的肯定是以色列，而不是另外一边的伊朗。
正是如此，阎尚隆刚刚回国就接见了以色列驻华大使。
虽然阎尚隆保证共和国的中东政策并不针对以色列，更不会针对犹太人，但是这种保证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
6月10日，以色列总理就飞到华盛顿，开始向美国求援。
问题是，现在全世界关注的不是巴以问题，而是库尔德人问题，美国的重点也在土耳其，所以以色列总理不可能在华盛顿有太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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