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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键就在这名来自政法大学的自愿工作者。
虽然根据警方提交给检察院的审讯记录与法医检查报告，嫌疑犯是因为精神失常才犯下大错，而且在随后的审判中，法官与社会陪审员（陪审员制度在2042年开始实施）均采信了警方提供的证据与法医检查报告，认定嫌疑犯在行凶时已经精神失常，不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判决结果也是送交北京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接受为期6个月的单独监护治疗，并且在康复之后由移民局强行遣返。但是斯闻媒体在报道庭审的时候，指出了警方提供的审讯记录与法医检查报告中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漏洞，那就是没有证实嫌疑犯在17日夜间，也就是杀害第一名受害者之前已经精神失常。更重要的是，警方只提供了嫌疑犯精神失常的间接原因，而没有提供直接原因。
可以说，这正是这件刑事案的关键所在。
因为嫌疑犯已经接受了心理辅导，证明他已经在移民局的掌握之中，从后面3名移民局的协助调查员遇害，2名调查员险些遇害来看，移民局应该知道嫌疑犯的情况，而移民局没有将他送入精神病医院，证明嫌疑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只有在诱引成熟的情况下才会精神失常。
那么，是什么导致嫌疑犯精神失常的呢？
显然，答案只有嫌疑犯与第一名受害者、也就是那名女大学生知道。
因为女大学生已经受害，凶手在判决生效后被单独隔离监护，用外界的话来说，被送进北京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之后，就算没有精神病也会被弄出精神病来，所以已经无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导致36人遇害的惨案。
从共和国当局随即采取的行动来看，问题肯定不在一个人的身上。
事实上，2048年1月初就有人在网上公布了遇害女大学生的相关信息。她是中印混血儿，其母亲就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代移民，因为精通印尼语与汉语，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成为了专门为印度尼西亚移民提供心理辅导的社会工作者。在此前两年，她为22名印度尼西亚移民提供了心理辅导，成功劝说其中17人到移民局“自首”，因此有人猜测，凶手情绪失控很有可能与女大学生的言行有关。
当然，问题不在个人身上，而是共和国移民局管理移民的方法出了问题。
按照移民局的规定，社会工作者成功说服一名非法移民自首，就能获得大约12500元的奖励，并且在社会诚信记录上增加2点分值。如此一来，所有为移民局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会竭力劝说非法移民到移民局自首，而不是设法成为合法移民。事实上，问题的根源不在移民局，而是政府的相关拨款太少，移民局无法聘请足够多的正式员工跟踪非法移民，甚至无法为日常工作安排足够多的人手，只能以临时聘用的方式，让社会工作者去完成原本应该由移民局工作人员承担的工作。要想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得在金钱、诚信等方面进行激励。如此一来，原本是执法者的工作落到了不具有执法资格的人手里，而原本应该承担社会公益职责的社会工作者开始为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发生在2047年12月7日到8日的惨案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正是如此，共和国当局才会积极推出带有补偿味道的“第七修正案”。
如果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那么关系到30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就算不上问题了。全体代表大会在表决中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就是因为以放宽移民管制力度、增加移民管理投入、提高移民社会福利的“第七修正案”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移民导致的问题。
当然，全体代表大会也不是不想解决问题，不然不会出台“大赦法案”。
以当时的情况，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放松移民管制力度，以及降低移民门槛。
“大赦法案”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很快就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移民管制力度与提高移民门槛的法案，并且拿出特别经费，成立由移民局牵头、公安、国安、外情局与国防部提供协助的“移民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与移民有关的问题。随后，最高法院也成立一个专门针对移民问题的“司法解释委员会”，以督导各地方法院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解决与移民有关的司法问题。
总而言之，在2048年的时候，“移民”成了共和国的头号话题。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过于严厉的移民管制办法肯定会得罪很多国家。
比如在2048年，移民局遣返了大约250万移民，其中至少150万来自印度尼西亚。这些非法移民遭到强行遣返后，印度尼西亚当局不但要出钱购买机票或者船票，还得在国内设置收容所。
根据一些印度尼西亚新闻媒体估计，仅这150万非法移民就让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大约4000亿盾（相当于120亿人民币）。钱还是小事，当150万非法移民回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们需要工作、需要住所、需要社会保障，而印度尼西亚当局不可能立即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才是大事。
2048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紧急访华，希望共和国能够在遣返非法移民的时候给予印度尼西亚当局足够的准备时间，也就是不要立即遣返全部非法移民。为此，印度尼西亚总统甚至表示，只要共和国收容这此非法移民，印度尼西亚当局可以为每位非法移民支付大约40万盾的“安置费”。问题是，相当于1。2万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能起多大作用？要知道，为了查清非法移民的情况，共和国当局已经花掉了大约200亿元人民币的调查费用，并且在遣返这些非法移民的时候，还为每个非法移民提供了大约5万元人民币的“遣返费”。用当时的一句玩笑话来说，如果能够解决问题，共和国愿意为每个非法移民提供400万盾的回国安置费。
还没进入2049年，由移民引发的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2048年12月初，随着规模最大的一批遣返非法移民陆续回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与泗水等多座大城市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华示威游行，在遣返移民的带领下，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人走上街头，要求印度尼西亚当局采取切实行动，保护境外印度尼西亚人的人生与财产安全。虽然印度尼西亚当局早就做好了相关准备，动员了近40万军警在全国各大城市维护秩序，但是在示威游行过程中，情绪失控的示威者还是冲击了共和国在雅加达的大使馆，以及在其他城市的领事馆。
万幸的是，这轮示威游行没有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构成威胁。
当然，受过往历史影响，当月离开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超过了450万，可以说，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飞往邻国的航班与驶往邻国的渡轮都被华人挤满了，一些有钱有势的华人富豪还动用了私人飞机与私人游艇。总而言之，为了担心遭到印度尼西亚人报复，没有几个华人愿意留在印度尼西亚。虽然在2049年初，印度尼西亚当局就控制住了局势，但是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堪比一场超级台风登陆爪哇岛。与经济损失相比，印度尼西亚与共和国的双边关系蒙受的损失更加严重。要知道，就在2048年12月底，在以归国侨民为主的贸易委员会的推动下，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重申“涉外华人利益保护法”宗旨的相关法案，明确要求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海外华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捍卫华人利益，惩戒凶手。虽然这一法案迫使印度尼西亚当局在次年初宣布全国戒严，并且出动数十万军警镇压煽动民族仇恨的分裂份子，在一个月内就逮捕了近10万名满嫌制造社会动荡的嫌疑犯，并且将大约100名重要嫌疑犯秘密转交给了共和国的情报机构，以平息共和国的愤怒，但是由此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影响，特别对那些在动荡中受到伤害的印度尼西亚人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弥补。
正是如此，2049年4月份，执政的“民团联盟”（印尼民主党与印尼团结党）才输掉了大选，在野的专业集团党、国家使命党与新月党成立的“印尼独立自主联盟”赢得了总统大选，并且在人民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会议中获得多数席位。
要知道，“印尼独立自主联盟”的政治纲领就是独立自主发展。
虽然一个真正成熟的政党，绝对不会在上台之后贸然改变国家基本政策，更不可能让国家基本政策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印尼独立自主联盟”就算赢得了大选，也不会立即兑现竞选承诺，但是谁都知道，这个标榜独立自主的政党，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代言人，肯定会在5年执政期间调整印度尼西亚的基本国策，让印度尼西亚投靠美国。
当时就有人认为，最迟2051年，也就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会议再次大选后，如果下台的“民团联盟”没能夺回多数席位，共和国就很有可能找借口向印度尼西亚开战，推翻印度尼西亚政权，扶持一个新的亲华政权。原因非常简单，如果印度尼西亚在“印尼独立自主联盟”的率领下有条不紊的投入美国怀抱，受印度尼西亚特殊地理环境影响，就算共和国仿照当年对付印度的办法，也不可能征服这个拥有4亿多人口，18000多座岛屿的国家，反而会使印度尼西亚分裂成至少两个国家。
毫无疑问，这个猜测并不过分。
要知道，“印尼独立自由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第一个发去获电的就是美国政府。仅仅1个月之后，美国副总统就带着由400多位美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乘坐最多能够容纳700人的“空军二号”（实际上就是空军一号，在运送副总统的时候就是空军二号）去了雅加达，与刚刚住进总统府的印度尼西亚总统签署了一份意味深长的战略合作协议，而美国的企业家则与支持“印尼独立自由联盟”的印度尼西亚企业签署了总价值高达300亿美元的数百份商业合同。
毫无疑问，这是公然挑衅共和国。
作为回应，共和国海军向南海与东印度洋部署了6支航母战斗群，并且让挂着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和到爪哇岛南面的印度洋上空执行战备巡逻任务，部署在南海地区的两个陆战旅与驻西哈努克市的第三战斗单位都在第一时间进入战斗状态，就连快速战略投送舰队都开始向南海集结。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共和国不会急着动手，但是裴承毅非常清楚，如果印度尼西亚总统在会见美国副总统的时候，接受了那份足以让印度尼西亚空军与海军实力翻倍的军事援助协议的话，颜靖宇很有可能在6月上旬就去全体代表大会申请战争授权，以推翻印度尼西亚政权为目的的战争将在元首获得战争授权后的30分钟内爆发。
非常关键的是，印度尼西亚新当选的总统悬崖勒马，没有接受那份军事援助协议！
当然，这不表示问题得到了解决。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24章 死灰复燃
对美国来说，拉拢印度尼西亚，只是西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
日本战争后，即30年代初期，一家由数名退役将领联合成立的公益咨询机构对美国在第四次印巴战争到日本战争之间的全球战略做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