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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美国当局公布相关消息的时间来看，此举的主要意图不是证明美国是否曾经打算为澳大利亚与共和国开战，而是想借此告诉共和国，美国绝对不会放弃澳大利亚，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非常重视澳大利亚，而且知道共和国在澳大利亚做了手脚，想以此警告共和国。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在澳大利亚的任何举措，都相当于动了美国盘子里的蛋糕。
如果从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来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占澳大利亚总人口10％的华人却没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要知道，即便在其他具有排华传统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随着共和国从地区强国跃升为世界大国之后，都调整了对内政策，给予华人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而一些并不排华、而华人又比较多的国家，比如马来西亚，更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与共和国建立了新的关系。总而言之，在共和国的具有捍卫全球华人利益的决心与能力的时候，只有澳大利亚不把华人利益当回事，仍然没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让占据了社会财富3成以上的华人获得同等的政治权利。
换个角度看，如果不是澳大利亚与美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哪怕澳大利亚拥有上亿人口（在202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人口就超过了1亿），近80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极端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与不算太弱的综合国力，因为澳大利亚当局的很多排华政策，共和国当局都会恶向胆边生，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
关键就在这里，共和国不可能像对待印度尼西亚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从2024年开始，以军情局为首的共和国情报机构就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为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提供活动经费，帮助澳大利亚华人谋求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印度战争之后，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即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将进入一个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对外影响力明显降低，所以共和国情报机构加大了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周边地区的渗透力度，即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达到牵制对手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共和国情报机构的这些举措，使美国无法按照设想充分利用澳大利亚，也使澳大利亚与共和国的关系受到了影响。
事实上，受影响最大的不是澳大利亚，而是美国。
前面提到，在围剿共和国的战略布局中，印度、澳大利亚与日本组成的“铁三角”是战略包围圈的基线。问题是，日本战争与印度战争后，两个原本应该在牵制与打压共和国的行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都倒下了，一个几乎彻底灭亡，另外一个倒向了共和国，只有澳大利亚仍然屹立在太严洋西岸，成为了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根据地。如此一来，美国当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关系到澳大利亚的问题掉以轻心。
五角大楼在2053年公布那些与澳大利亚有关的战争计划，足以证明，美国的情报机构早就知道共和国的同行在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像提供活动经费这类事情，几乎不可能做到彻底保密。
按照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任何政党与社团都得按时公布账目，如果资金收支对不上就会触犯法律，从而导致政党解体、社团解散。虽然可以通过捐助等名义，将资金转给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团，但是上千万的活动经费绝对不是个小数目，而且突然多出这么多捐助，已经说明了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印度战争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转暖。
随着波及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影响了数十亿人、持续了10多年的大萧条在30年代末逐渐退去，各国经济先后出现了恢复性的爆发式增长，作为资源出口国与低端工业国的澳大利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
根据澳大利亚当局公布的数据，在2036年到2045年的10年间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11％，为发达国家之最（同期共和国为7。2％，美国为6。7％，欧盟为7。4％），即便扣除大萧条之后恢复性增长因素，澳大利亚在这1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也在5％以上，超过了包括共和国、美国与欧盟在内的大部分经济实体。当然，澳大利亚经济率先复苏的原因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样，即在全球经济复苏的拉动下，市场恢复活力，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大大增强，从而使澳大利亚的资源产业率先复苏。换句话说，澳大利亚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印度的战后重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大萧条期间，澳大利亚没有像巴西那样，因为资源出口而社会崩溃，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伊朗、朝鲜、日本等国的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资源，从而使澳大利亚的资源出口企业一直不缺乏顾客，也就没有大规模破产。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当局应该感谢共和国，因为帮助澳大利亚度过危机、并且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都与共和国有关。
即便在澳大利亚，也有很多人认为，共和国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国家。
早在2033年，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斯文森就对澳大利亚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做了论述，并且对澳大利亚的未来做了预测。按照斯文森的说法，如果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保持不变，即继续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站在共和国的对立面上，那么澳大利亚就得祈祷美国能够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中战胜共和国。更重要的是，即便美国取胜，澳大利亚也最多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不是核心国家。与之相反，如果澳大利亚改变了对外政策，考虑到国内社会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倒向共和国的可能性，因此澳大利亚能够采取的，只有类似于欧盟的灵活中立政策，即充分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斗争，争取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且在国际社会上拥有重大发言权的大国。毋庸置疑，成为大国是维护澳大利亚根本利益，避免因为严重的国内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唯一办法。当时斯文森就明确提到，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结构过于复杂，即便白人仍然在混血族群的支持下，占据着主流地位，可是随着黄色人中，特别是华人社会迅速壮大，加上一味亲美的对外政策会使拥有决定澳大利亚政治状态的混血族群倒向华人社群，所以澳大利亚必须主动求变，不能等到社会动荡到来之后再被动变化。
由此可见，在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中，仍然有不少人主张效仿欧盟，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发言权的中立国。
问题是，澳大利亚不是欧盟。
虽然从基本情况来看，澳大利亚的条件比欧盟优越得多，别的不说，澳大利亚至少不存在一体化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澳大利亚就远不如欧盟了，其中又以国防办量为甚。即便在美国的支持下，澳大利亚的“核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也因此成为了《伦敦条约与首批缔约国之一，可是澳大利亚的真实国防实力却差强人意。在2045年的全球军事力量排名中，澳大利亚甚至不如南美洲的阿根廷与非洲的尼日利亚，仅派在第23位，是所有人口超过1亿的发达国家中排名最低的一个。虽然在以往，相对较差的国防力量不但没有使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失去保障，反而使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毕竟国防开支太大，肯定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在21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过于颓弱的军事力量不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反而会使澳大利亚丧失国际话语权，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最缺的就是自主国防安全。
包括斯文森在内的众多澳大利亚社会学者都承认，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战略安全保护伞，澳大利亚连一天都存活不了。
正是如此，任何一位支持改革的白人都会考虑，如果在改革上走得太急得罪了美国，澳大利亚还会是澳大利亚吗？
站在白人的立场上，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如此一来，在改革问题上，澳大利亚比欧盟还要保守。
用一些欧洲新闻媒体的话来说，在对外政策上，得益于法国的战略力量，以及德国与意大利的经济实力，哪怕一直受英国的负面影响，欧盟也没有过分犹豫，很早就确定了“灵活中立”基本政策，不再把美国当成不可缺少的盟友，也不再把共和国当成东方世界的洪水猛兽，而是非常巧妙的利用了美国与共和国的矛盾，将欧洲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与欧盟相比，澳大利亚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在国土面积（欧盟所有成员国加起来，国土面积也不到500万平方千米，而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接近800万平方千米）、资源（欧洲唯一不缺的就是煤炭，其他资源几乎都需要进口，而澳大利亚除了缺少一些农产品之外，其他资源几乎都不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所有矿产资源的国家之一）、政治环境、战略地位（欧盟东面就是强大的俄罗斯，南面则是阿拉伯世界，大西洋对岸是美国，因此必须重视陆海空三军建设，而澳大利亚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四周环海，西面是印度洋、南面隔海就是南极洲，东面是广袤的太平洋，只有北面邻近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其战略优越性甚至在美国之上）等方面均超过欧盟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却无法在对外政策上做到独立自主，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令人痛惜的事情。
显然，欧洲新闻媒体的评价完全可以理解。
换个角度看，如果欧盟拥有澳大利亚的优越条件，不但早就统一了，甚至早就成为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国。
事实上，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在美国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几乎不可能成为欧盟那样的“大国”。
从2035年开始，随着经济复苏，澳大利亚再次投入美国怀抱，错过了与共和国修好的最佳机会。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澳大利亚也因此丧失了选择权。
正是如此，从2035年开始，共和国的情报部门不再有所顾忌，以美国头号盟国的身份对待澳大利亚。
面对共和国的挑战，澳大利亚当局只会渐行渐远。比如在2040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当局就颁布了一项被认为是专门针对华人移民的法案，其中规定，所有申请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的移民都需要前往移民局指定的医院做DNA定性检查，只有符合条件的移民，才能获得永久居住权。在至关重要的“条件”中，就有明显的种族倾向，比如一些在黄种人中比较常见的基因缺陷就被认为不符合条件，而一些在白种人中比较常见的基因缺陷却被认为符合条件。事实上，正是这份被称为“帕斯法”（提出该法案的是一个叫帕斯的议员）的法案让共和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倒退了几十年。该法案在澳大利亚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时候，当时的共和国国家元首顾卫民就表示，澳大利亚当局的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共和国绝对不会承认这种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法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