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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不见得会主动攻打俄罗斯？”史塔克抢在他人前面问了一句。
杜奇威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真要这么简单的话，裴承毅就不是那个让我们吃了数次败仗的战略天才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毕竟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正义一方终究会取胜。虽然这种战略思想是拿来骗人的，特别是拿来蒙蔽平民百姓的，但是受其影响，中国当局肯定得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俄罗斯挑起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中国当局更加有利。问题是，中国当局完全可以抛弃这种观念，裴承毅本来就是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准确判断中国当局的意图。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说直接一点，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当局会主动挑起战争，就应该积极协助俄罗斯，从而使俄罗斯的局势失控，最终让俄罗斯打响第一枪。如果情况截然相反，我们就得采取相反的策略，即压制俄罗斯，让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暂且不论这么做能否产生积极效果，就算能，也会使俄罗斯的国防实力受到影响，从而为中国创造了一举打垮俄罗斯的机会。也许还有第三种、甚至第四种可能，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只能被动应对。”
杜奇威把话说到这个分上，再愚钝的人都听得出来总统的言外之意。
既然别无选择，就不用再处心积虑的去找应对措施，顺应局势发展，才能最有效的保护美国、捍卫美国利益。
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20章 血性
美国高层会商的最终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当局在战与否的问题上不再犹豫。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大范围调运军事物资、积极为战争做准备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发现共和国的军事调动集中在本土西北与东北、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时，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迅速从共和国转到了俄罗斯，讨论的主要话题也由“共和国会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变成“俄罗斯能不能挡住共和国的雷霆一击”。分析局势的时候，一些西方新闻媒体还唯恐天下不乱，故意翻出了一些陈年老账，其中就包括前几年，在共和国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对中俄历史纠纷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实事求是的讲，中俄交往史，就是一部恩怨史。即便从1840年后的近代算起，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最多，一个国土面积最广阔）就没有真正友好过，总是处在不那么正常的非平等关系状态之下。如果按照两国的相互关系，可以大致将两国的近现代交往史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1857年双方签订《爱珲条约》到20世纪60年代初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100多年，这是双方关系极为不平等，而且俄罗斯占绝对优势的阶段。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末的40多年，这是双方关系相对平等，且双方均不占绝对优势的阶段。三是21世纪30年代之后，这是双方关系再次变得不平等，而且共和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间，还分别有两个相对较短，以相互猜忌、隔绝往来为主的间隔时期。
由此可见，虽然共和国现在拥有绝对优势，但是吃亏的肯定不是俄罗斯。
落后就要挨打，肯定是铁打不动的真理。问题是，强大之后，要不要清算旧账？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具备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韧性，那么要不要具备以血还血、有仇必报的血性？
可以说，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决定了共和国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中东战争之前，共和国全国上下还沉浸在民族复兴的喜悦之中，只有国家领导人在着重考虑未来，绝大部分民众都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心满意足，那么中东战争就是扇在中华民族脸上的一记耳光，打醒了沾沾自喜的炎黄子孙，让10亿人猛然认识到，民族复兴远未实现，国家离强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也就在2042年前后，共和国的民众开始讨论这两个问题。
如果在40年前，这样的全民讨论肯定会遭到禁止，至少会受到国家媒体封杀，最终销声匿迹。不管怎么说，对于需要韬光养悔的国家来说，任何扩张话题都有害无益。
可是在中东战争之后，这样的话题不但不会受到禁止，反而会得到官方支持，至少能得到各级权力机构的默认。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复兴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炎黄子孙的事情，只有集思广益、只有广开言论、只有深入探讨、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找到最适合中华民族复兴方式，也才能在复兴的道路上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以最的代价再造辉煌。
在这场讨论中，被谈得最多的，就是有没有必要跟俄罗斯清算旧账。
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除了仍然流散在海湾的众多文物国宝之外，只剩下两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蒙古回归，二是被俄罗斯侵占的1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实际上只有《爱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涉及的100万平方千米国土，而《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涉及的国土已经与俄罗斯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蒙古回归也与俄罗斯有直接关系，所以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即中俄关系。
毋庸置疑，绝对不是所有共和国公民都认为应该收回当年被俄罗斯侵占的领土。
事实上，半数以上的共和国公民都认为，没有理由、或者没有必要为已经成为历史的问题而大兴兵戈。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在共和国成立后，得到双方中央政府承认，即共和国当局已经承认了俄罗斯控制远东地区的合法性（也就是在此时，承认了蒙古独立的合法性），因此共和国没有任何理由往事重提。即便从利益角度出发，也有不少共和国公民认为，现代国家实力中，当国土面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就变的微乎其微了，就像俄罗斯为全球最大的国家，却不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一样，收复10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很难使共和国变得更强大。因为土地的价值在于蕴涵其中的资源，以及在上面劳作的人，而共和国并不缺乏资源，更不缺乏人口，所以收复失地，反而会带来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安置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
可以说，这些理性的讨论，深刻改变了共和国民众的思想观念。
从根本上讲，共和国当局也受到了影响。按照一些西方新闻媒体的看法，早在2049年前后，即全面军备竞赛开始后，中俄关系就走上了不归路，翻脸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共和国当局没有趁此机会吞并蒙古、完成对俄罗斯亚洲地区的左翼战略迂回（以蒙古为基地，共和国军队可以在不借道中亚国家的情况下进军西伯利亚，将俄罗斯的亚州部分拦腰斩断，也将共和国军队的进军路线缩短数千千米，在以彻底击败俄罗斯为目的的前提下，足以节约数百万大军、节省数十亿吨物资，还能将作战时间缩短1年以上。这一好处，远远超过了吞并蒙古带来的坏处），就是因为共和国当局仍然认为，翻历史旧账不但没有多大意义，还会产生很多麻烦。
问题是，这种理性的态度，并没为那两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
相对而言，第二个问题要好回答的多，或者说，共和国当局已经给出了答案。
从2015年的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共和国参与的所有战争都在证明，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韧性，还要有血性，而且血性比韧性重要的多。韧性可以使国家壮大，如同修身养性与细心调养可以使虚弱的病人康复一样，可是要想强大，要想把积蓄起来的力量转化为真正的实力，就需要血性。说直接一点，一头重200千克的猪与一头重200千克的狮子，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没有血性。说得再直接一点，如果共和国没有血性，没有敢于挑战霸权的雄心壮志，不管经济有多么发达，无非是第二个清王朝，在下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再次沦落为列强屠宰瓜分的对象。一个民族可以沉沦一次、可以沉沦两次、可以沉沦多次，可是不能连续沉沦两次。
沉沦就像是肾上腺素，一针可以救命，连续两针却会要命。面对机遇，中华民族做出了选择，共和国也走向了新生。
问题是，这并不能够准确的回答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之后，第一个问题就变成了“清算历史是不是体现民族血性的正确方式”。
可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作答的问题。
要知道，自纪估国以来，连续5任国家元首都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细数2015年以来的共和国现代史，甚至能够发现，共和国当局的作为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在藏南问题上，共和国当局一直在清算历史，而在印度战争后，共和国又主动放弃了克什米尔地区有争议的领土。又比如，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共和国当局也与南海周边各国清算了历史，却没有在南海战争之后趁机吞并越南、老挝等历史是曾经是中央帝国附属国的众多国家。
当然，如果不纠缠于一个问题，也就不难明白共和国的基本战略。
要不要清算历史，不是由历史决定，而是由现实利益决定。拿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来说，藏南地区是由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嵌入恒河平原入海口的契子，也就是共和国控制南亚次大陆的关键切入点，而克什米尔地区的那些争议地区不但无利可图，还远离核心地区，后退上百千米与前进上百千米的差别并不明显。中南半岛上的局势更加简单，老挝、越南独立在外，可以为共和国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而共和国不需要为之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吞并两国，不但要按照国内法律封存川圹高原上的稀有金属矿山，使共和国丧失最主要的贵重资源产地，还要给予近亿人国民待遇，等于分散了社会财富。其他相似问题，无一例外的都以利益为衡量标准。
正是如此，当西方新闻媒体翻出这个老话题，想借“民粹主义”影响共和国，搅乱共和国的时候，共和国当局只需坚持“务实政策”，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就能轻易化解危局，凝聚民心民力，使国家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问题是，舆论宣传的真正价值，不一定要让当事国动荡不堪。
西方新闻媒体在这个时候炒冷饭，也不指望能够对共和国民众产生影响，可以说，这就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当西方新闻媒体一同大肆宣扬共和国的“民粹主义”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