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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近代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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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师师长汪道铭,少将只有一位,我,总共四名将军。军需司司长黄桦也只是上校。

升官了,大家都很高兴,只有黄桦上校有点担心,“这明年的军费开支会猛增一大块的”。

我说:“没关系,我心里有数。士兵的薪金涨的不多,一方面,是把原来的补贴,落实到军费开支里了——实际上,还不是那些钱;另一方面,增加的是训练费用。这也是应该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嘛!”

这话我总说,就是新来的,也听我说过许多遍了。此时,一听不由都笑了。

军费开支自然会猛涨一块儿,安徽国防军绝大多数人都是新入伍的义务兵。月薪4元,全军平均下来,人均也就6元钱,一年72元;每月300发子弹,枪械零件更换维修,手雷若干,训练费用若干,每年100元;每年军装夏服2套,冬服两套,伙食费和其它补贴若干,每年100元;总计,每年一步兵平均需要支出270元。

而炮兵每年费用是步兵的三倍,海空军更是惊人。可以预计,来年军费开支将达到五六千万。

黄桦是个本份的人,虽然说过也就算了,但对安徽养如此多的军队,还是心怀疑虑,神情便有不同。

我观后,心中一动,今日开会,在场的都是我军中的得力人手。我大方针的决策一向是独断专行,这固然有我无法解释的原因,但长此以往,必成大患。“上下欲同,无往不胜”,有些事情也是需要上下沟通,预做准备的。

于是,便笑着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军中的行家,想必对我扩军练兵,有些儿想法。”

有人点头,有人面无表情,但都注意倾听。我眼睛一扫,便知众人都心中有数,只是不说罢了。

“我也不说虚的,‘驱除鞑虏’,这话说起来好听,实际不就是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人头滚滚,大乱数十载。中国这样子经不起折腾,我是改良主义者。说句心里话,我既不相信北京,袁世凯为了自己的权力,什么都肯做;我也不相信南京的能力,孙小山空有雄心壮志,但言过其实。再说,同盟会的乌合之众能做什么?

武昌起义不是同盟会打赢的,而是袁世凯想更进一步,压着北洋军不放手大打,武昌才始终打不下来。

过后,同盟会有声势,袁世凯有实力。若二者归一,大局自定,不会有什么变化,可惜民主深入人心。民主需要教育普及和法律体系的完善,这个,有时间再说。民选政治注重的,不是实力,是声势。如此一来,同盟会占尽优势,你们说,袁世凯会不会老老实实回家养老?

……

我看不会。

那孙小山会不会回家养老?我看也不会。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革命了,满清下台,就天下太平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战争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

形势如此,安徽自要扩军练兵。天下大乱,我辈自是力挽狂澜;天下太平,我国防军一样可以抵御外辱。什么叫国防军?保卫国家,抵御外辱——如此才叫国防军!

国防军目标,是直接瞄准欧美列强的军队。欧美强国军队是什么武器装备?国防军是什么武器装备?你们都清楚,国防军武器装备,世界第一流。只要训练有素,我一个团出去,横扫中国新军任何一个师镇,都不在话下。就是与同等数量的欧美军队征战,国防军也要胜过一筹。

现在看来,扩军备战,是正确的。”

“黄桦,按新军的装备训练和起义取得的资金,在维持安徽政府正常运转的同时,能养多少军队?”

黄桦盘算一下,道:“二万。要是不免税的话,三万也成。”

“安徽如此贫瘠,起义时,尚有2200万圆储款;武昌起义〃奇〃书〃网…Q'i's'u'u'。'C'o'm〃,我的消息是储款4000万;你们说,同盟会光复了上海和南京,袁世凯雄踞北方,会有多少储款?”

环视一周,没有人说话。

“现在,北方的税,分毫没有减少,熊希龄却窘迫到连一万块都借不出的地步。南京的军队粥都快要喝不上。”

知道的人都面带微笑,前一阵,熊希龄接连给我发来的电报,那叫一个恳切。

“这样的治理手段,让我如何相信南北方,能够治理好国家?

宣统退位以来,熊希龄大借款,黄兴反对,借款失败。

内阁左一个,右一个,现在都已经是第三任了。

同盟会铁了心要限制袁世凯,原来,孙小山做总统,极力主张总统制,现在轮到袁世凯做总统,就马上改成责任内阁制。参议院决定定都北京,黄兴就威胁要以宪兵入参议院拘所有同盟会议员——我听说此事,笑个半死,真搞不明白谁要民主了——参议院遂决定定都南京。

可是,现在的形势能定都南京吗?日本意图染指东北,俄罗斯又策动外蒙古‘独立’。

袁世凯自然不肯——换了我,我也不肯——明显是居心叵测嘛。”

顾维钧拉了我衣角一下,意思是——说跑题了——我这是给读者分析下形势。

“今日之世界,民主是潮流,那我们就支持民主。我们今天所做的,就可以为民主作准备。但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让中国重现汉唐的荣光。

现在看来,孙、袁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最低目标,是保持安徽省自治。有十年时间,以我安徽一省之力,足以与任一列强争雄。

总之,如果天下太平,我们就保证安徽自治。各位要做好一切准备。”

我讲话从来不考虑什么煽动力,有什么,我说什么,把事情交代清楚就可以了。愿意跟随我的,我不会亏待他,背叛我的,我也不会手软。

PS:军制参考美军军制。

正文 第24章

11月,德国警察培训班和美国警察培训班先后开班。

因为我与德国的“淮北——合肥”铁路协议,各国的驻华公使纷至沓来,想分一杯羹。骄横的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傲慢的法国领事侯耀,贪婪的驻华代办小幡轮番而至,我自然不会让他们占便宜。失望的公使们想必给南北京施加了很大压力,双方一致要求我取消协议——自然是反对卖国求荣什么的,我一概不予理会。北京政府那里有德国公使哈豪森,袁世凯不敢如何;南京政府敷衍一下就可以,反正它也不能做什么。我和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相处融洽,我应该算是一个有学识有修养的现代人,我们还谈得来。而且,阿庭是真正的美国公民,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现在,阿庭在安徽开矿山办工厂,自然对美国有利。更有趣的是,中国承认双国籍,华裔自动拥有中国国籍,阿庭自然而然也就拥有中国国籍。所以,同盟会也无法以阿庭来攻击我——顶多说说以权谋私——然“以权谋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指责一点效果也没有。

听说,我有意聘请外国专家帮助培训警察时,德、美双方都很感兴趣,努力推荐自己国家。我也有些为难,一个现在坚挺,一个是潜力股。于是,我遂开了两个培训班。

民国二年(1913),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会大选开始了。

看到国民党的声势,我不由后悔莫及。辛亥之初,我一时忙碌,忽略了上海的形势,致使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所害,遂使同盟会一家独大,将来可怎么收场。

自1900年之后的中国、有同盟会之前,光复会几乎是国内唯一重要的革命团体,徐锡麟、熊成基、赵声、温生才等烈士,毁家起义于黄冈的许雪秋都是光复会人。光复江南,光复会的功劳最大。而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实际领袖,在他死后,光复会失去最有力的组织者和有行动能力的实干家,“领导乏人”,也就星散了。

国会的选举中,宋教仁的表现太出色,别说袁世凯,我看着都打躇。我犹豫了好久,要不要保住宋教仁的命。宋教仁是个人才,更是民主政治的宠儿。许多人后来回忆起宋教仁,都说他很像遇刺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宋教仁的活力、天赋和讨人欢喜的丰彩,一出现就能使整个场面在他控制之下——真是让我惊叹!这样的人不去作明星,非来作政治家,不是和我做对嘛。

一团糟的国民党,就因为有宋教仁的主持,在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在安徽,民生党据有绝对优势,可是在宋教仁的努力下,仍然得到了九个议席。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国民党共占了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在两院中也只223席,加上民生党的31席,也不过254席,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参、众两院。

我不得不考虑,在将来的选举,我是否能胜过宋教仁,赢得大选——我一点儿把握也没有。权力场上,容不得半点儿软弱。而我是不能失败的,总统制只需要一个领袖。来到这段历史中,我最大的本钱,就是眼光,智者不过是有过人的眼力,能见人所未见,“振兴中华,舍我其谁”,我深信自己会做的更好。我将来要做的事情,宋教仁一定会反对。现在救了宋教仁,要是将来再想方设法谋杀他,可就成了大笑话。

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救下宋教仁。中国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何况民主这东西,我并不很了解,需要有人拾遗补缺。说到底,我是想到办法了,不然,我才不会给自己留下后患。我曾看过一个故事,大意为:世界上什么神的力量最厉害?答案是,制定规则的神——我只要制定一个有利于己的规则就可以了,自然看起来要公平合理。

我命令隐龙社注意宋教仁的安全,并且派了两个好手,以霍元甲弟子的名义——确实更霍元甲习过武,保护宋的安全。我不担心南北方打不起来,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就是借责任内阁迫使清廷让国的。现在袁世凯做了总统,遂把责任内阁制度当做了洪水猛兽,打起来是一定的。

民国2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宋腿部中枪,子弹有毒,伤到了腿骨,但没有生命危险,刺客武士英当场被擒。第二天,主使者应桂馨在家被捕,矛头直制袁世凯,舆论一片哗然。随后,国民党有意法律解决。但是,袁世凯却已经决定要彻底解决国民党。于是,不顾国民和议会的反对,以盐税为抵押,达成了条件极苛刻的借款协议——借款2500万英镑,然袁实际到手不过760万英镑,而到期归还本息竟达6789万英镑。

其间,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于5月29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合并而成。到会者1500余人。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伍廷芳、孙武、蒲殿俊、那彦图、王赓、王印川为理事,张謇、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为名誉理事,党内实权为梁启超、汤化龙等掌握。

与历史略有差异,张謇没有参加此次大会,对合并也不关心。此时,张謇正忙于淮河治理一期工程的后期工作,并为二期工程做准备。对张謇来讲,没有比治理淮河更重要的事情了。

“宋案”发生以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召集紧急会议。他提出“非去袁不可”,主张马上兴师讨袁。宋教仁认为民主宝贵,主张法律倒袁,黄兴则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也主张法律倒袁。由于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力讨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善后借款一到手,袁世凯就让赵秉钧称病请假,指定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组成“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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