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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溃败三天后，中国北洋舰队，包括战舰十二艘、炮艇二艘、鱼雷艇四艘，从大连出发，运送增援平壤的武装部队在大东沟（辽宁东港）登陆，在回航途中的黄海上，跟同样拥有十二艘战舰和四艘鱼雷艇的日本舰队相遇。
北洋舰队司令（提督）丁汝昌站在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上指挥，下令舰队作一字形雁阵应战。可是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右翼总兵旗舰管带）刘步蟾，发现如此则旗舰定远号恰恰在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于是他在转达命令时，竟改为人字形雁阵，使定远号位于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中央后方位置。英国顾问泰乐尔看见阵势跟司令所下的命令不符，对这种在海军中闻所未闻、几近叛变的阵前抗命，大为震骇。他急忙奔上舰桥，企图挽救，但时间已不许可，日舰已经逼近，刘步蟾下令开炮。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定远号的大炮发射第一炮时，那个年久未修，早就锈烂了的舰桥，被震断裂，丁汝昌和泰乐尔被双双抛到半空而后跌到甲板上。丁汝昌腰部重伤，泰乐尔失去知觉。日舰的猛烈炮火，把定远号的桅樯摧毁，以致悬挂不出指挥的旗帜，各舰遂成了一群各自为政的盲鸭。
海战只五小时，中国战舰五艘沉没，其余全部重伤，落荒而逃。日本则仅旗舰松岛号重伤，无一舰被击沉。
北洋舰队这时仍剩下军舰二十六艘，包括战舰七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三艘，集结在基地威海卫（山东威海）。旅顺陷落后，威海卫更加重要，仍控制着渤海海口，阻止日舰进攻天津。黄海战役三个月后，日本海陆夹攻威海卫，陆军由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登陆（七世纪时，中国援助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远征军，就在这里乘舰出发），日军登陆后，攻陷威海卫的要塞炮台，北洋舰队反而暴露在自己岸炮的威胁之下。日本海军又一连两夜发动鱼雷艇偷袭，定远号被击搁浅，来远号和威远号则被击沉，两舰上的战士伤亡惨重，但两舰的舰长却安然无恙，因为两位舰长都上岸嫖妓去了，根本不在舰上。
这是一个绝望的局势，中国海军主力全在北洋舰队，其他南洋、粤洋两个舰队都微不足道，而且地域观念和派系观念，使他们乐意于看到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系势力瓦解，所以北洋舰队根本不可能有援军。不久，司令部所在地的刘公岛上发生兵变，水兵弃舰登陆，要求司令丁汝昌“放他们一条生路”，而岛上驻防的陆军却抢着攀上军舰，要求快快逃命。秩序已乱，英国顾问瑞乃尔建议丁汝昌凿沉残余军舰，士兵徒手投降。丁汝昌采纳，下令沉船，可是那些舰长们恐怕沉船后会触怒日本人，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拒绝执行命令。丁汝昌又打算率领各舰突围，更没有人理他，丁汝昌只好服毒自杀。
拒绝沉船，又拒绝突围的舰长之一程璧光乘着悬挂白旗的炮艇出港，向日本舰队投降。历时二十四日的威海卫战役结束，曾经煊赫一时，作为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清政府知道大势已去，尤其是那位皇太后那拉兰儿，急于庆祝她六十岁的快乐生日，所以迫不及待向日本乞和。
次年（一八九五），中国代表李鸿章在他领导的事业全部失败后，到日本低头接受屈辱的和平，签订《马关条约》：
一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二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给日本。
三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中国战败，朝鲜陷于惊恐，在朝鲜人的眼中，伟大的天朝是不会战败的。朝鲜失去了靠山，六神无主，只有默默地承认日本为他们的宗主国。
——本世纪（十九）最后第三年（一八九七），日本命朝鲜国王改称皇帝，并改称为大韩帝国。下世纪（二十）一九一○年，即清政府被中国人推翻的前一年，日本命李照签订跟日本《合并条约》，朝鲜遂亡。朝鲜当中国的藩属一千余年，两国感情融洽，如足如手，中国对朝鲜没有任何领土野心，这一次又为了保护它，而连自己的领土都赔了进去。但它当日本的藩属只不过十六年，就被并吞。
《马关条约》既然签订，中国的重大损失已成定局，然而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形势，却发生三国出面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事件。俄国、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向日本提出抗议，认为割让辽东的要求，过份苛刻。这事件的动机十分简单，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和已经爆发之后，清政府渴望俄国或其他任何一国出面干预，但没有一国肯帮这个忙。等到条约签订，俄国才发现它垂涎已久，远东最大的不冻港旅顺和旅顺所在地的辽东半岛，竟落到日本人手中。德、法两国也愿利用俄国的心理状态，向俄国和中国表示惠而不费本的友谊，作为以后索取报酬的资本。纯粹自私的动机，在外交词令下，看起来好像是正义的行动。
日本无力跟三国抗衡，答应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但由中国增加白银三干万两的赎金。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清政府的当权人物对俄国感激零涕，认为俄国真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份感激之情维持了五年，直到下世纪（二十）第一年（一九○○），俄国乘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际，突然间出兵占领面积达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清政府才大梦方醒。
十六 中国失败的原因
在发奋图强上，日本起步比中国迟。中国门户开放了十年之后，日本门户才开放。中国发动自强运动七年后，日本才明治维新。但海军居世界第十一位的蕞尔小国日本，却一举击溃了海军居世界第七位的庞然大物的中国，使全世界都大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是远东病夫。——当时，欧洲人称土耳其帝国是近东病夫。
都是发奋图强，为什么日本办得到而中国不能，不但本世纪（十九）不能，而且拖到下世纪（二十）中叶以前，仍然不能。
这可以由对门户开放所持的态度上，得到启示。
美国舰队敲开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日本并不把它当作一种耻辱，反而庆幸由于这个刺激，使日本早日惊醒。中国不然，像一个赤身露体而衰老患病的梦游患者，被鸦片战争惊醒后，发现自己所处的窘境，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
日本面对着巨变，内心充满着恐惧和自卑，立刻就认清必须全盘接受西洋文化，才能生存。中国则悻悻然怒不可遏。对西洋文化怀着一种轻蔑和仇视的心情，在不得不屈服时，也只勉强接受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这已是让步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日本认为万事不如人，它的改变出自内心的彻底觉悟。中国则始终坚持从古代传下来的儒家系统的那些儒书，仍是救世良方，只要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就可以了。
中日两国有同一的文化基础，却对同一刺激，产生两种恰恰相反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
我们认为主要的下列四项原因：
一 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二 中国有士大夫僵化了的阶层，日本没有。
三 中国人在经济上有安全感，日本人没有。
四 中国帝王有危险感，日本帝王没有。
日本于七世纪大化革新时，把中国文化几乎全部接受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却单单的拒绝或遗漏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疯狂崇拜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它的主要功能，它使政权向下微作一隙的开放，使拥有相当资产的平民有机会借此一线狭径，爬到政权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来控制知识分子，这些被长久控制的知识分子，在帝王跟平民之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他们异于旧有的血统上的贵族，而是一种由科举考试而产生的贵族，即士大夫阶层。他们以研究儒家学派的儒书和做官为唯一职务，俸禄和贪污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再把这些财富投资到土地上，所以每一个士大夫都拥有土地和一个寄生性的家族。这些士大夫和这些家族，就像大海里无数礁石，而中国政府则像一只巨舟，在这些礁石之间，蹒跚行驶。日本因为从没有科举的缘故，它幸运的没有制造出来这些礁石，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方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遭遇到像中国领导人所遭遇到的密如星斗般礁石的阻吓。
科举制度主要内容是考试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也就成为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筋里残存的想像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所有的著作都是代替圣人系统发言，于是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对社会上的任何改革和进步，都狂热的对抗。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毛病要轻得多，大多数都能冷静地思考到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西洋的生活方式和西洋文化的意识形态。
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度也使日本社会的资金容易累积，比中国社会蕴藏较高的活力。长子继承制度一定使次子以下的子弟（至少占全国青年三分之二）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发现父母的财产跟自己无关时，只有走出家庭，赤手空拳到陌生的社会上创立事业。中国是平均继承的，每一个男子都有一份遗产，他缺少创业的刺激，如果他雄心勃勃地去创业——除非是去参加科举考试，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赞扬他奋发进取，反而会认为他不知道安分守己。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家庭，往往跟家族同义，《红楼梦》上的贾府就是一个士大夫地主家庭的典型形态，没有工作不能生产的成年人，他不必工作，只要停在家里，照样可以享受被重视的生活。而在老年时，尤其占优越地位，所以中国人永远在礁石保护之下，而不是在政府巨舟的保护之下。日本人没有礁石作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必须奋斗。
中国政府的性质和皇族的地位，跟日本的完全不同。日本皇帝被形容为万世一系，是一种传奇的政治形态，日本有过将近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但幕府的最高官位不过“征夷大将军”，他们把天皇的权力剥夺罄尽，但从没有人想到把天皇排除，自己去当天皇。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力的野心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把皇帝挤下宝座，由自己的屁股坐上去，并且还要用极残忍的手段对付失去权力的帝王，以免他死灰复燃。帝王本身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付那些有权力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权力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帝王的最大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官员或将领独揽大权。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事将领，也特别用不揽大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