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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是啊，这就叫祸福难料。……”孙洪林苦笑了一下说，一这就是我想找你私下谈谈的原因之一，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样？部队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这里只是正面教育，非常闭塞，可是，红卫兵带来的消息却像翻了天。”
“可以说是变幻万端，是非难辨，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要说我讲不清，就是我讲清了，很可能是一种误导，今天像是福星高照，明天就是大祸临头。我既是观潮派又是逍遥派，因此，也就能脱身到国外来积累生活、开拓视野。……”
“你为什么能够这样？”
“第一，我不是黑线人物，也没有大毒草可挖；更主要的是我没有权位让别人可夺，两年的医院副政委和三年的党委秘书，使我深感为官之难，所以我视当官为畏途，因而也不想去夺什么人的权，所以我能从风暴和漩涡中游离出来。……至于国内的形势，很难说会向哪里发展，说句绝对的话吧，我看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它的趋向，毛主席本来是想搞半年的，现在的状况，并不是他的预想。……最高指示胜过圣旨，可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硬是没有人听。……”
“他们告诉你了吧？我的儿子孙家杰去年私自入境，举着红宝书要到越南南方去打美国佬，自从前年起，已经有多起红卫兵偷越国境，我们大使馆已经遣返了好几批；这些毛头孩子简直疯了！”
“这是一种狂热！”这种话我在国内是不能说的，“你怎么把他送到高炮部队去了？”
“这是他要求去的，”孙洪林略带激动地说，“他认为施工部队不是作战，只有高炮可以直接瞄准帝国主义开火！”
“应该承认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
“他现在在62支队，保卫太原，刚去不久，就参加了战斗。他们那门炮击落了一架RF—101，立了一功。……可是，我踢他那一脚，并不后悔，”
“你踢他干什么？”
“那是他们红卫兵被大使馆遣返时，他带着另一个红卫兵跑到我这里来。大使馆也同意他留在施工部队，因为遣返了几批，也有不少教训，我儿子这一批特别坚决，要遣返他就绝食。押送时又逃跑，孙猴子天宫都敢闹，还怕你大使馆？”
孙洪林说到这里开朗地笑了，“他们逃到支队来，跟我要枪，要我支持小将们的行动，还说他们的行动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简直就像痴人说梦，好像天下帝修反像几个气球，他们几个娃娃吹几口气就啪啪爆裂，他们的确敢想敢干，好像我给他几支枪，他们就可以纵横热带丛林。……”
“天真得可爱！……”
“是啊哦只好说：你们打地上的帝国主义是绝不可能，打天上的行不行？”
“那当然也可以！”我的儿子好像在批准我的建议，“我立即给袁支队长挂了电话，他说只要我写个纸条，他们就收。……可好，我那小子高兴之余，说起他们在文革中的功绩，当我们听到他们到北京去如何批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时，我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命令他立即滚走。……最后，支队用车送他们到太原刘舍车站。……从此，我就没有见他，他们立功，是他们高炮连的指导员写信告诉我的。……”
“这么说，我还要到太原去一趟了。……”
“如果仅仅是采访对空作战，那倒不必跑那么远。如果你想去看看我的儿子，必要性就不大了！”
“当然，我也只能顺路而去，支队长，你要知道，我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跑很多地方。……”
“那好，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有什么要求尽管说。你出题目我做文章。……”
（二）愤慨和忧虑
我把苏军医给我提出的建议，简略地说了一遍。刚刚落音，防空警报就惨烈地响起。敌机又在轰炸安沛机场和红河上的罗贯桥。警卫员进来提醒我们进坑道。
孙洪林作了个知道了的手势，继续我们的谈话，他说：
“如果听到防空警报就钻防空洞，那一天就干不了多少事情。敌人的空袭太频繁了，也就见惯不惊。……首先，我建议你修改一下采访计划，越南北方，我们有十好几个支队，你没有必要到处跑，部队施工，跟国内施工差不多，至于高炮部队，安沛地区高炮阵地随处可见，我看，你只要跑几个点就可以了。至于施工和防空作战中的功模事迹，我看也都大同小异，除了飞机是美国的。还有异国风情之外，和在国内也差不多。在朝鲜战场，我们还真刀真枪地跟美军干过；在这里，仅仅是钻防空洞和对空射击，说句实在话，你写了，我也不想看。……”
“我总要取得一点切身的感受。……”
“你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也参加过解放上海，还需要更多的体验吗？战争就是那么回事，枪林弹雨、烈火硝烟、血肉横飞、冲杀搏斗。……你要采写现场很简单，支队宣传科的功模材料和事故报告，这几年积了足有一麻袋，有的已经整理过好多遍了，让乔干事给你从中选出几十份，你再拣出有用的到现场去访问一下就行了。……”
我又重申要去高平、东溪和奠边府的意愿。
“至于去高平，我看也不必要，那里跟你经过的谅山、平嘉、太原、宣光、安沛一样，都炸得面目全非了，奠边府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你们作家非要去实地考察不可，我也理解。可是，如果我们图上作业，把地形划给你看，你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你有奠边府的当年作战地图吗？”
“我画了一个，只是不够准确，所以我托苏军医带给了黎东辉，让他帮我订正一下，这下好了，我可以委托你替我办这件事情。至于高平、东溪，没有多大必要画地图，战斗非常简单，我们根本就没有打高平，七溪是个小镇，也就是攻了两次，主要战斗是在野外打的。……这些仗，没有多少写头，真正有写头的是我们军事顾问团和越方在军事思想和军事指挥的冲突。……‘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要光写打打闹闹的，应该写出门道来。……”
“我完全赞成你的见解，不过，不了解战役的全部过程，就很难提炼出战役的灵魂来！”
“我有一个回忆录的初稿，在黎东辉那里，你可以先去访问他，在打东溪和奠边府时，我是他那个团的军事顾问，我们中间曾有过争执，但友谊很深，他是黑旗军的后裔，是越籍华人，如果不是两国关系，我们很可能成为儿女亲家，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儿是同年……”
我本来想对此说几句近似宿命论的祝愿的话，因为孙家杰此时也正在越南北方。可是，我忽然想到乔文亚和黎氏娟的关系，就闭口不谈了。
“黎东辉这个人非常健谈，在越南军方，在亲苏还是亲华的矛盾中，他是标准的亲华派。所以，他得不到重视和信任，一直是副师长，现在是长期休养，基本上是退休。他的儿子黎文英是上尉连长，非常机智勇敢，如果你等到他回北方休整，关于南方的丛林战争，他可以给你提供权威性的情况。他是从士兵打到上尉的，受过好几次伤。……”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到奠边府去看看。”在这种时候，我只好把苏军医的建议抖落出来，“苏长宁说你安排起来没有多大困难。……”
“如果仅仅是安排一辆嘎斯69，派一个人陪同，易如反掌，甚至我都想亲自陪你去一趟，旧地重游，自然是别有情趣。问题是此行要通过总指挥部，这也好办，主要是沿途难行，轰炸得厉害，你们是上面来的，是客人，我们很不放心，即使出个小事故，我们也担当不起，这是一；还有，到奠边府的沿途，有许多苏修的导弹基地和他们的防区，如果双方车辆相遇，往往发生互不相让互相责骂的事件。如果没有越方同志陪同从中斡旋，很可能造成斗殴或者开枪事件。不管事情性质如何，‘外交无小事’，一下子就是国际问题，牵扯到国与国的关系，说不定因为一件小事大做文章，引发大的国际事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这个情况使我心灰意冷，但我解释说：
“万一碰上苏方人员，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至于沿途安全，我想，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绝对保证，我们又不急于赶路，沿途特别当心就是了。”
“在这方面，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没有办过外交，不知道外交方面的厉害，你说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对方有意寻衅怎么办？如果两车顶在一起，谁让谁？在国内，你可以退让，在这里，你退让就是受辱，就要丢失国格丧失军威。如果他说你到他的防区侦察技术情报，把你扣住，你也有口难辩。……”
“问题还这么复杂？”
“如果有越方的同志陪同，由他作为中介，就好办得多，越方在目前是最需要中、苏双方合力援助的时候，他们最不愿意发生中、苏冲突。去年，我们的几批红卫兵越境之后，举着红宝书高喊反帝必反修，被越南群众视为洪水猛兽，将他们扭送越方政府，越方只好送交我们的大使馆。我们援越部队的士兵乃至干部也受了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公开质问越方为什么不反修？这事黎东辉亲自来找我谈了一次，推心置腹，他说：‘越南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提反对苏修的口号，现在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作战，主要依靠中、苏对我们的援助，我们背靠两个大国，对斗争胜利就充满信心，如果我们像中国那样，来一个越苏对抗，苏联一旦停止对我们的援助，抗美援越的重担必然压在中国一国的身上，少了个朋友就必然多个敌人，如果我们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果会怎么样？中国有多大力量支援我们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胡志明主席曾经说过：‘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不好办。’如果苏方也压我们，要我们反华，不反华就停止对越一切援助，那么，我们怎么办？……唇亡齿寒，如果越南陷入困境，中国就会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我们是老友，所以我来向你倾吐肺腑之言。……黎东辉说完显得苍白而又忧伤。我只好用：这是少数几个红卫兵的不理智的行为来宽慰他。……其实，我也不知道国内外交部大权是在谁手里，是谁说了算？”
我也搞不清在夺权复夺权的情况下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我听了之后，去奠边府的决心动摇了，一不小心搞个国际事件出来，不就麻烦了？
“对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孙洪林猛吸了几口烟说，“我们只能靠上级的简单传达得知一些情况，过几天又变了。弄得我们无法向部队传达，也不敢向越南同志解释，生怕出错，弄得战士像木偶；越南老乡问我们战士：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家几口人？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不知道。……真正做到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治不得！……”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孙洪林也哈哈大笑。我们的笑声里自然有一种苦涩之味。
“我为什么不让乔文亚听咱们的交谈？因为上次黎东辉来时，有几个人在旁，我就担心我的话说多了。……”
我不由想起苏军医前天晚上跟我的谈话，在他印象里，孙洪林是个敢说敢当敢为的人，所以他建议我找他安排去奠边府事宜，没想到今天的孙洪林变得谨小慎微了。但是，我也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孙洪林的豪爽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提问，却用默默的期待等候他的下文。果然，他变得激愤起来：
“当时，我们支队传达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