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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礼貌地让我进去，并告诉我，她就要到费城老安德森的田庄上去迎接她的新生婴儿。她说：“不过冲着你夏尔·斯托里的名声，可以陪你喝半个小时的咖啡，因为事先我已经接到了安德森的警告，不要让那位死皮赖脸的记者缠住！”说完径自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方面，女记者比男记者能干十倍！”我谦恭地回敬她说，“因为她们的死皮赖脸隐藏在千娇百媚之后，令人难以抵挡！”
“斯托里先生，凭着你这句真诚的恭维，我把咱们的谈话增加十分钟，安德森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对他的《不要与中国人打仗》的命题提出了不同见解，还说你很有灵感并且善于抓住！”
我请求女主人允许我吸一支雪茄烟，因为烟比咖啡更能激发我的谈锋，我的灵感告诉我，在跟妇女拉家常中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说：
“我的灵感而且善于抓谁，是跟你们美国人学的！”
“这话我很欣赏，”康妮女士坐了下来，善意地笑笑，竟然也点上了一支香烟，“你用什么例子来证明不是廉价的恭维呢？”
“我记得在十几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麦斯威尔咖啡工厂，经理请他品尝一杯，他一口把咖啡喝完，廉价地恭维说‘喝到最后一滴都是香的！’还把杯子倒过来给经理看。……总统的灵感立即被经理的灵感抓住，所以直到今天麦斯威尔咖啡厂的广告语还是：‘喝到最后一滴都是香的！’它给这个厂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利润。……”
康妮开朗地笑了，并且补充说：
“而且在包装上还是用的那只倒得一滴不剩的空咖啡杯！”
“关键就是善于抓住。如果那位经理只是表示几句感谢，他就等于放跑了已经落进网兜里的灵感之鱼！……所以，今天，我就是到康妮女士这里来抓灵感的！”
“恐怕你会失望，我大概无灵感让你可抓！”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抛砖引玉，我可以先抛块玉给你。”
“那么要当心，引过去的砖头会砸破你的头！”
“那么，我先把玉一块一块抛给你：第一块，长达20年来，美国连续五届政府——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都把南越政府的存在与自由世界的安危息息相关，自从美国从越南拔腿之后，短短55天后就寿终正寝了，西贡市也已不复存在，胡志明市代表着新的时代开始，越南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国家了，那么，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它真的对自由世界是个巨大的威胁吗？”
“美国人对此有几十种看法，你要听哪一种？”
“就听（箴言报》编辑部的一种！”
“这里是康妮女士的宿舍，不是编辑部，而且我也无权代表编辑部答记者问。……”
“我只是需要康妮女士抛过一块砖来。”
“玉比砖好，那么请斯托里先生抛第二块玉。”
“抛个远一点的给你，1968年8月，苏联联合（不说胁迫）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同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6月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17个党没有参加。……康妮女士对此有何评论！”
“这几块从远方飞来的玉石挺有意思，它好像打在了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上！……”
“你不觉得共产主义世界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吗？苏联为了从南北两方夹击中国，大力援助刚刚统一后的越南，而中国也不迟钝，他们把支持的重点放在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身上。……西哈努克并不是共产党。
“很有意思，斯托里先生，我倒希望你再抛几块玉给我！”
“我再随手拣一块给你，你注意到1972年2月2日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他的住所紧紧握手的情景吗？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使世界瞩目令越南的北方和南方都为之震惊的《上海公报》；2月21日周恩来设宴欢迎尼克松，星条旗和五星红旗挂在一起而两国国歌在一起共鸣的时候，你不觉得尼克松需要中国而中国也需要尼克松吗？毛泽东并没有和勃列日涅夫握手，更没有向他微笑。你不觉得世界格局已经变了吗？”
“再抛几块玉过来！”康妮笑笑，“然后我再给你砖！”
“制约反制约，夹击反夹击，……互为朋友，互为敌人，可见国家利益是超越社会制度的差别的！君不见即使是一个家族中的至爱亲朋为了遗产或是其他利益冲突而互相残杀吗？”
康妮急剧地向我转过身来，眸子里隐现出兴奋的神采，显然，我的几块玉石砸中了她的心，“斯托里先生，这几块玉石很有质量，它能够改变美国上层人士的许多观念，由‘主义原则’回到‘利益原则’上来。……你的发现和安德森在‘菜园理论’的思考里，有某些共通之处，美国只应考虑自己的事，使自己无比强大起来，不要管什么多米诺骨牌，你就是把全球都变成资本主义，未必就是美国的福音，资本主义之间就能和平相处吗？也许狼吃狼厮打得更厉害！”
“康妮女士，你砸了我一块历史感挺强的砖头，在共产主义幽灵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世界上已经炮火连天了！美国人有没有算一笔账，你们若是占有了南越，就是把它榨干了，也捞不回美国为它耗费的2360亿美元，死了多少人，遭了多少罪，挨了多少骂，那就更不用说了！精明的美国人做了一场亏老本的买卖！……是什么东西让美国鬼迷了心窍呢？多米诺骨牌理论！”
“现在，我再砸你一块砖，约翰·肯尼迪在没有当选总统前，曾发表过很有名的三次演说，我只说大意，你有兴趣可以去查原文。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在纽约罗契斯特大学的演说。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对共产主义抱有严格的机械的看法，用非白即黑的绝对方式来看共产主义世界，……我们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是一块坚硬的顽石；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演说。他说，他希望印度成为自由、胜利的亚洲领袖，在和平比赛中战胜赤色中国；……第三次是1960年10月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的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
“妙极了！”我会心地笑笑说，“这就是说，和平演变策略从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在此之前，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都有过类似的言论，不过，没有肯尼迪那样明确就是了。”
“可是，他当上了总统之后，就改变了他的初衷。……”我说，“是不是被多米诺骨牌理论拖下了水？”
“与其说拖他下水的是多米诺骨牌理论，不如说是他的总统职位。”
“康女士，你这块砖头质量很高，你是不是说，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要那样干呢？”
“很可能！最初我和安德森都是鹰派，如果当时的总统丢掉了南越，我们一定认为他是自由世界的罪人！”康妮一改调侃的口吻严肃地说，“总的说来，民众的舆论是不负责任的，当你丢了南越，它就怪你见死不救，甚至可以认为只要美国把脚一跺一声怒吼，出兵一万就可以迫使北越就范；当你陷入泥潭时，他又说你不该把美国拖入战争。……这些反战的人最初并不反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这场战争本可以打赢的。……”
“他的论据是什么呢？”
“论据是美国的决心还不够大，投入的力量还不够多！”
“说这样话的是谁呢？”
“说这句话的就是当时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他是美国进攻中立的柬埔寨的政策制订者之一，他说：‘越南入侵柬埔寨证实了莫斯科的那只大手一直在影响着河内的政策的制订，我从来就感到越南不仅是东西方的问题；感到我们应用我们的整个国力来导致一个成功的结局。……这包括着一系列军事步骤——这些在当时是不被同意的——需要美国人民彻底动员和完全奉献，……’他最后结论说，‘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打赢的！’……他是一个彻底的鹰派！”
“你对黑格的论据是不同意的了！”
“当然，我认为不但是一种疯狂，而且是一种短视。第一，他没有考虑到当美国倾尽国力时，苏联和中国也会倾尽国力。第二，他没有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承受力，那会使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第三，他更没有想到即使暂时在南越打赢，也不会持久，一个南越的创口，会使美国的血液流干！等于倾家荡产夺回一个病入膏肓的乞丐养着。……但是，第一句他是说对了，柬埔寨是越共的庇护所，根本谈不上中立。……”
“康女士，我不能不表示你对历史的公正。但是，有一点你是怎么认识的？这就是说，那些处在高层的决策者无论是战争升级或是寻求和平，主要考虑的是自己在大选中是否获胜，自己的宝座如何坐稳，而置人民的疾苦和士兵的生命于不顾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但我并不这样认识，”康妮表现出某种刚直不阿的神采，“因为总统竞选发表宣言也罢，要保住总统宝座也罢，恰恰这两点——人民疾苦和士兵生命，必须符合民意，不然，谁会选他？……”
“那么，这场越战悲剧的成因是什么？根源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十五章
（一）西贡陷落后的巴黎街头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一
昨天夜里睡得很晚，当美国之音播出《西贡陷落》的消息时，我还在沉睡，起床之后，我就看到摆在桌面上的法新社编发的《每日要闻》，我一边呼着咖啡一边嚼着夹肉面包，一边飞速地翻阅连篇累续的世界各地新闻摘要。唯有合众国际社记者列昂·丹尼尔的《西贡陷落》的电讯是全文收录。我有点嫉妒，也有点后悔，我不该过早地离开南越，这是我判断的失误，原本以为，西贡政权无论如何糟糕，也能支撑到1975年年底，没有想到美国一松手，这个南越王国在55天之内，就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仰天倒地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使美国乃至世界作出清醒的反思：美国不惜血本拯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美国公众将认为他们的子弟会为这样一个形同朽木的“国家”去献出鲜血和生命，实在冤枉，实在不值得！
不过，我得赞赏我的同行的消息写得生动、简洁而传神，现在，我把它抄录如下：
西贡陷落
［合众国际社西贡1975年5月1日电（记者：列昂·丹尼尔）＇我知道战
争已经结束了，然而，只有在我从窗口向下俯视时，我才感到战争确确实
实结束了。
在窗下，共产党的坦克正穿过“杜·多”大街耀武扬威地隆隆开过去
——这条大街上到处都是酒吧，它们曾吸引过数以千计的美国大兵。
北越和越共的坦克正在把“杜·多”大街的沥青路面轧出条条轨痕。
这是一条破破烂烂的半英里长的大街，是乞丐、窃贼、娼妓日夜出没的地
方。
在“杜·多”大街——即越语“自由”大街——过去几乎是你想买什
么，就有什么。
在南越的新统治者看来，“自由”大街无非是资本主义最恶劣的表现。
4月30日，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向共产党投降，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几年
的越南战争。几个小时后，共产党的坦克就